第十節(jié)　明清的文化

一　哲學思想

心學崛起　泰州學派與李贄的思想 在明朝，理學仍然是占支配地位的哲學。明朝初年，程朱學派盛極一時。程朱學派的理學得到明朝政府大力的提倡，在明成祖的主持下編纂有《性理大全》等書。著名的理學家薛瑄（1392—1446年）、吳與弼（1391—1469年）等人也都尊崇程朱。明朝中葉，思想領域發(fā)生重大變化，長期處于主導地位的程朱學派已趨保守，在學術上喪失了創(chuàng)新精神，一部分士人從對朱學的信仰開始轉(zhuǎn)向?qū)﹃憣W的探求，于是心學興起。代表人物是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8年），浙江余姚人。弘治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學者稱陽明先生。正德時，他看到社會動蕩不安，為了整治人心，提出一套心學理論，世稱王學、姚江之學。

王守仁在治學方面繼承了南宋陸九淵的“心即理也”的學說，也受到佛教禪宗的影響，提出“心外無物”的命題。他認為理不是客觀存在的東西，也不是圣人所能制定的，而是存在于每個人的心中，故說：“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非物理矣?！? 王守仁把這種存在于每個人心中的理叫做“良知”，而主張人人“致良知”。所謂“致”，是因為良知會被人欲所遮掩，所以必下一番“致”的功夫去掉人欲，才能恢復良知的本性。因此“致良知”要求人們努力從事道德修養(yǎng)，隨時用道德思想克服非道德思想。

王守仁“致良知”的思想是企圖給理學找尋新的理論根據(jù)。但是王學在反對程朱學派的傳統(tǒng)束縛和啟發(fā)人大膽思想的一方面，卻起了一些積極的作用。王學在明中葉以后對思想界有深遠的影響，以王艮為代表的泰州學派和李贄不僅是程朱學派的反對派，而且對君主專制政體和封建禮教也給予尖銳的抨擊。他們的思想當被當時的程朱宋學派的學人目為異端之尤。

王艮（1483—1541年），號心齋，泰州人，是王守仁的弟子，出身于小商人，中年后才發(fā)憤讀書。他強調(diào)個人的重要性，反對和命運妥協(xié)，認為一個人應該有改變環(huán)境的“造命”思想。他在理論上的特色是把理學家們終日津津樂道的“圣人之學”與百姓吃飯穿衣等日常生活需求聯(lián)系起來，認為能否解決“百姓日用”的需求是衡量“圣人之學”的標準。王艮經(jīng)常在各地講學論道，并把學問普遍傳布給農(nóng)民、手工業(yè)者和小商人。

李贄（1527—1602年），號卓吾，福建晉江人，曾任禮部司務和姚安知府等官，以后辭官不作，到各地講學。李贄思想源于王學，又不同于王學的宗旨。李贄認為歷史評價的標準應該是多元的，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不應該只以孔子的是非作標準。他主張歷史評價中的是非“無定質(zhì)”、“無定論”?！盁o定質(zhì)，則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無定論，則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 這就是說，人們在歷史認識上的“是”與“非”可以同時存在，不僅可以“并存”，而且可以并“并育”，從而推動認識的發(fā)展。李贄的進步思想還表現(xiàn)在對當代程朱學者的批判上。他把學者分為“學道”和“道學”兩類，認為“學道，其實也”，“道學，其名也。故世之好名者必講道學，以道學能起名也。無用者必講道學，以道學之足以濟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講道學，以道學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謀也” 。在這里，李贄對言行不一的假儒、假道學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揭露。他還公開宣稱“自私”是人的天性，“趨利避害，人人同心”。他反對道學家“存天理，滅人欲”的說教，以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 這是一種利己主義的人性論，在當時具有啟蒙意義。

李贄反傳統(tǒng)的態(tài)度是堅決的。他晚年到通州講學，引起社會很大震動，程朱學人甚至把他稱為“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妖人” ，明政府終于逮捕了李贄，他在獄中割喉而死。李贄所著的《藏書》、《焚書》在清朝屢次下令燒毀，但仍然留傳下來。

王夫之、黃宗羲和顧炎武 明末清初之際，社會動蕩激烈，各種思想交匯碰撞，許多學者在接受明朝亡國慘烈的事實后，反思學術，他們反對空談，傾向于經(jīng)世致用之學，并具有反對專制統(tǒng)治和民族壓迫的思想。當時著名的學者有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方以智、唐甄、傅山、陳確、呂留良等人。

王夫之（1619—1692年），號姜齋，世稱船山先生，湖南衡陽人。明亡舉兵抗清，后隱居湘西，所著有《噩夢》、《黃書》等。王船山從張載的學說出發(fā)，比過去更加深入系統(tǒng)地論證了理與氣的關系，明確提出“氣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主張。在認識論方面，他曾以浙江的山為例，認為人的認識是由對象客體引起的，而對象客體則不依靠主體而獨立存在。不能因為一個人沒有看見山就說沒有山，山是客觀存在著的。這是對王守仁“心即理也”看法有力的反擊。王夫之更主張從進化發(fā)展的觀點來看問題，自然和社會都是變化不息的，所以他也反對君主專制，要求改革政治，他在《噩夢》中還提出土地不是帝王的私產(chǎn)，而應當歸耕者所有的主張 。

黃宗羲（1610—1695年），浙江余姚人，世稱梨洲先生。他的父親黃尊素被閹黨所害，宗羲曾到北京伸冤報仇。清兵南下，他又組織義兵抗清，清政府屢次懸賞緝捕他，以后隱居著述。黃宗羲接受了王守仁心外無理的哲學，但又肯定了“理在氣中”的觀點。他的最突出的貢獻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訪錄》中，對專制的暴君政治進行了激烈的批判。他指出皇帝把天下作為自己的產(chǎn)業(yè)，“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任意“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又指出臣對君的關系不是奴仆而應是師友，治天下“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盡管黃宗羲還不是從根本反對專制的君主制度，而是企圖通過法治、加強學校輿論和恢復丞相制等辦法來限制君權，但他敢于痛快淋漓地揭發(fā)了專制皇帝的罪惡本質(zhì)，并且從“萬民之憂樂”來考慮改革，說明他在當時已具有一定的民主主義的思想。此外，反映當時商品經(jīng)濟的高度發(fā)展，黃宗羲還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看法。

顧炎武（1613—1682年）字寧人，號亭林，江蘇昆山人，是與王、黃同時的大學者。清兵下江南時，他也曾舉兵抗清，以后往來南北，終身不仕，所著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顧炎武在哲學思想上繼承二程和朱熹，也宣揚了張載“理在氣中”的觀點。他學識廣博，在經(jīng)學、音韻學、歷史學和地理學方面用力尤深。顧炎武反對當時專制的政治，認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在治學方面主張“博學于文”和“行己有恥”，提倡實事求是、踏實鉆研的學風并強調(diào)民族的氣節(jié)。后世學者稱“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 ，對有清一代學術影響很大。

稍晚于以上三大思想家的唐甄（1630—1704年），字鑄萬，四川達州人，是陽明學派（即王學）學者。在他的《潛書》中提出了“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和“殺人者眾手，天子實為之大手”，“若上帝使我治殺人之獄，我則有以處之矣” 等等看法，他對專制君主的批判，與黃宗羲是不謀而合的。

清朝的理學和反理學的思想家顏元、李塨、戴震 在清朝的統(tǒng)治穩(wěn)定以后，程朱理學又占據(jù)支配的地位。康熙極力標榜程朱，把程朱理學作為鞏固統(tǒng)治的工具，他編寫了《性理精義》，又重新刊行了《性理大全》等書。同時籠絡了一批程朱派的學者如魏象樞、湯斌、李光地等人，給他們官作，稱為“理學名臣”。另一方面，由于學風從空疏走向樸實，清朝政府又嚴禁王學，對王學盡力壓迫摧殘，王學就走向沒落了。

但是在清代又有一些學者，如顏元、李塨和戴震等人，既反對程朱學派也反對王學。

顏元（1635—1704年），號習齋，河北博野人，他的學生李塨（1659—1733年），號恕谷，蠡縣人，他們都堅決反對程朱和王學，主張實用、實行，當時人稱為顏李學派。

戴震（1724—1777年），字東原，安徽休寧人，是乾隆時期的考據(jù)學家，有廣博的科學知識。他認為氣是世界的物質(zhì)基礎，世界就是無止無休的氣化過程，他說：“天地之氣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道猶行也，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在認識論方面，他比王夫之“氣者，理之依也”的觀點更進一步，認為人類的感官本來就是為了適應外在世界而生成的。“耳目鼻口之官接于物，而心通其則”，這即肯定了物質(zhì)世界是人們感覺的來源。戴震在所著《孟子字義疏證》中還提出了以法殺人猶可救，以理殺人無可活的看法，這是對程朱理學的一個重大打擊。

二　考　　據(jù)

考據(jù)學的興起 從宋以來中國學者就有人考訂古書，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在這方面都有廣博精湛的研究。顧炎武治經(jīng)兼及音韻，黃宗羲治經(jīng)兼通史學。顧黃兩人都主張治學是為了“經(jīng)世致用”，反對空談，以此引導人們正視現(xiàn)實，來反抗清朝的統(tǒng)治。顧、黃兩人所提倡的這種學風，對清代學術的發(fā)展有深遠的影響，他們也成為清朝學術的開山。

稍晚于顧、黃的考據(jù)學者有閻若璩和胡渭。閻若璩（1636—1704年），字百詩，山西太原人，世居淮安，他主張對古書大膽懷疑，考證要力求確實。所著《古文尚書疏證》，即采用了比較科學的考據(jù)方法，證明古文尚書是一部偽書。胡渭（1635—1714年），字朏明，浙江德清人，所著《禹貢錐指》和《易圖明辨》，在辨別古書真?zhèn)魏吞岢晒啪裆隙加幸欢ǖ呢暙I。清朝的考據(jù)從閻、胡開始，但是他們治學的目的已從“經(jīng)世”轉(zhuǎn)入“避世”，從要求社會改革轉(zhuǎn)入“為考據(jù)而考據(jù)”，這是清朝專制統(tǒng)治和民族高壓政策所造成的。

乾嘉學派 到了乾嘉時期，清朝的統(tǒng)治更加穩(wěn)定了，考據(jù)之風大盛，并且已發(fā)展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由于清朝政府屢興文字獄，也迫使一部分學者不得不在古書中尋章摘句。提倡考據(jù)，對于鞏固清朝的統(tǒng)治是有利的。考據(jù)的對象以經(jīng)書為主，由于要通經(jīng)，又不得不精通文字音韻、名物訓詁，甚至地理金石，天算樂歷，?？陛嬝?，再用這些來解經(jīng)治史，于是各種學問都走向了考據(jù)的道路。

當時考據(jù)學者主要分吳皖兩派。吳派以惠棟（1697—1758年）為代表。惠棟，蘇州元和人，著有《古文尚書考》、《九經(jīng)古義》、《周易述》等書。《九經(jīng)古義》務在恢復漢人講經(jīng)的說法?；輻澋牡茏咏?、余蕭客等，在治經(jīng)方面也頗有成就。吳派的缺點是對漢人解經(jīng)達到迷信程度。皖派以戴震為代表。戴震著有《聲韻考》、《聲類表》、《考工記圖》等書。《聲韻考》專講反切、韻書、四聲，戴派以后即著重文字音韻和?？庇栐b。戴門弟子段玉裁（1735—1815年）所撰《說文解字注》，被稱為“千七百年來無此作” ，在文字學方面獲得的成就較大。另一弟子王念孫（1744—1832年）撰有《廣雅疏證》和《讀書雜志》，也是乾嘉時期有關訓詁、?？钡拇碜??？梢娡钆傻某煽円^吳派。

乾嘉時期知名的考據(jù)學者共有六十余人，除以上所舉諸人外，江永的聲韻學，王引之的訓詁學，王昶、畢沅的金石考訂，錢大昕、王鳴盛的史籍整理，皆能名稱一時。趙一清的《水經(jīng)注釋》，盧文弨的《群書拾補》，都是第一流的著作。嚴可均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也有很大的學術價值。

乾嘉考據(jù)學派在文禁森嚴的形勢下，終日只在書本內(nèi)下功夫，使學術完全脫離了實際生活，眼光窄隘，思想閉塞，排擠了一切進步思想的發(fā)展。但是他們在整理和保存古典文獻方面卻有一定的功績。

三　史　　學

明清時期的歷史學也有相當?shù)陌l(fā)展，除去歷朝官修的《明實錄》、《清實錄》、《元史》、《明史》、《大明一統(tǒng)志》、《大清一統(tǒng)志》以及續(xù)三通、清三通等之外，私人著述也極為豐富。編年體有談遷的《國榷》、畢沅的《續(xù)資治通鑒》，紀事本末體有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高士奇的《左傳紀事本末》，雜史和筆記有王世貞的《弇州山人別集》和沈德符的《萬歷野獲編》，地方志有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學術史有黃宗羲的《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特別是學案學術史的編纂，是明清學者在歷史學方面的一項重大貢獻。

明清之際，在社會各種矛盾錯綜復雜的局面下，出現(xiàn)了研究當代歷史之風。黃宗羲所創(chuàng)的浙東學派，專門研究明史，特別是明末的歷史。浙東學派的著名歷史學家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等都具有濃厚的民族思想，他們寫史的目的是為了表明“國可滅史不可滅”。萬斯同（1643—1702年），號季野，鄞縣人，所著《明史稿》是清朝官修明史的藍本。同時，溫睿臨也編輯了一部專記南明史事的《南疆繹史》。黃宗羲的《南雷集》和全祖望（1705—1755年）的《鮚埼亭集》，表面看是兩部文集，其中所寫大都是抗清的歷史。在清初，談遷的《國榷》，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也受到浙東學派的影響。

隨著乾嘉時期考據(jù)的盛行，歷史學也走向考據(jù)的道路。錢大昕（1728—1804年）的《廿二史考異》、趙翼（1727—1814年）的《廿二史札記》、王鳴盛（1722—1796年）的《十七史商榷》是清代三部考史的名著。錢書最詳于?？蔽淖?，解釋訓詁名物，糾正史書謬誤。王書則詳于典章故實，特別是官制、地理?！敦ザ吩洝分卣撟C各代的重大歷史事件，被稱為“儒者有體有用之學” ，在史學考證方面，獨創(chuàng)了一種新的體例。

在考據(jù)的影響下，對舊史補表、補志、補注和輯佚的工作也取得較大的成績。在輯佚方面有各種后漢書和晉書的輯佚等。還有一些學者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很多失傳的史書，如邵晉涵輯出的《舊五代史》、徐松輯出的《宋會要》稿。

清朝學者研究古史也有成績。康熙時，馬骕著《繹史》，搜集大量古代文獻的資料，當時人稱他“馬三代”。乾嘉時，崔述著《考信錄》，他對經(jīng)書大膽懷疑，考證古史也極精核。明清時期，各地纂修方志之風，比過去更加流行。今傳方志六千余種，大部分是明清人所修。乾嘉學者章學誠（1738—1810年），號實齋，浙江會稽人，擅長修志，著有《湖北通志》、《常德府志》、《和州志》、《永清縣志》等。他認為“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又認為修志更主要是求其實用 。

章學誠不僅精于方志學，而且在所著《文史通義》中，也提出了對史學的一些看法。他主張六經(jīng)皆史，主張修史貴開創(chuàng)而不必拘于成法，又主張修史要有“史意”，史意即史觀的意思。

四　編纂《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

明清兩朝的政府，曾經(jīng)組織大批學者，編輯了很多卷帙浩繁的類書和叢書，舉世聞名的《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就是在這一時期編成的。

永樂時，明朝政府選派了解縉等儒臣文士共3000人編輯《永樂大典》?！队罉反蟮洹饭?2937卷（包括目錄凡例），裝成11095冊，約3.7億字，輯人經(jīng)、史、子、集、釋藏、道經(jīng)、戲劇、平話、工藝、農(nóng)藝等圖書達七八千種，是我國最大的一部類書。大典所收載的書籍一字不易，完全按照原書整段、整篇乃至整部地抄入。《永樂大典》先后抄錄了正副兩部，正本早已燒毀，副本曾散失了一部分，在英法聯(lián)軍和八國聯(lián)軍侵入北京時，兩次被帝國主義焚毀劫掠，目前存于國內(nèi)外的僅有三百余冊。

康熙、雍正時，清朝政府編輯了《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豆沤駡D書集成》共分為歷象、方輿、明倫、博物、理學、經(jīng)濟六編，每編又分門別類，搜羅宏富，是《永樂大典》之后的一部大類書。

乾隆時，清朝政府又選派了紀昀等著名學者160余人編輯《四庫全書》?！端膸烊珪贩譃榻?jīng)、史、子、集四類，所收書共有3457種，79070卷，裝訂成3.6萬余冊，是我國最大的一部叢書。在這部書中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文獻，有的是采自內(nèi)府藏本，有的是采自藏書家的進獻本，有的是《永樂大典》的輯本。編輯歷時十年，書成之后，共抄錄七部，分貯于北京、熱河、沈陽、揚州、鎮(zhèn)江和杭州六地。《四庫全書》完整保存下來的還有四部。

此外，明清兩朝政府還編輯了實錄、正史、政書、會典、方略、方志、目錄、詩文總集等各種圖書，這些書大部分也收入《四庫全書》之內(nèi)。在《四庫全書》開館時，參加編輯的學者戴震、邵晉涵、周永年、紀昀等人，又把《四庫全書》內(nèi)每一部書的淵源、版本、內(nèi)容都作有詳細的考證，寫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是我國一部重要的目錄學著作。

《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等都是我國極其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但是也應指出，乾隆時，曾借編輯《四庫全書》為名，對全國所存的書籍作了一番檢查，其中不利于清朝統(tǒng)治的書籍全都沒有列入，而在列入的圖書中有部分也被刪改或抽毀。

五　小說和戲劇

明清時代，在文學上表現(xiàn)最輝煌的是小說和戲劇，產(chǎn)生了許多不朽名著，涌現(xiàn)了大批杰出的作家。

《水滸傳》、《三國志演義》和《西游記》 《水滸傳》是一部長篇英雄傳奇小說。作者或謂施耐庵，或謂羅貫中，紛紜莫定。這部書是根據(jù)宋元以來有關宋江36人故事的話本和雜劇編寫而成的?！端疂G傳》的原本也失傳了，今天留傳的有繁本、簡本、刪削本，繁本是明嘉靖時的刊本。《水滸傳》可貴之處在于通過對北宋末年黑暗社會的描寫，揭示了“官逼民反”的深刻道理，歌頌了梁山泊好漢替天行道、反奸除暴的正義精神。小說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江湖英雄形象，很多情節(jié)如魯智深拳打鎮(zhèn)關西、林沖風雪山神廟、武松景陽岡打虎、李逵跳樓劫法場等，都充滿了傳奇色彩。作者不僅寫了這些英雄好漢見義勇為、除暴安良的諸多義舉，而且賦予他們舍身報國、立功邊陲的理想與抱負。小說的結局構思精妙，梁山好漢雖然接受招安，得以立功邊陲，但他們當年被逼上梁山的社會并沒有改變，處處受到掣肘與迫害，他們不停地尋找為國效力的機會，直到戰(zhàn)死疆場、奔走離散，而終歸于“魂聚蓼兒洼”的沉寂。悲劇的結局，深刻的內(nèi)涵，正是《水滸傳》成功所在。明清統(tǒng)治者曾把《水滸》列為禁書，但水滸的故事仍在各地廣為流傳，有的演為戲文，或從說書人的口中傳播開來。

明初另一部出色的長篇小說《三國志演義》，是根據(jù)長期流傳于民間的劉關張?zhí)覉@三結義的故事編寫成的。作者羅貫中，生平事跡難以確考。他是一位多產(chǎn)的作家，以《三國志演義》最著名 ?！度龂狙萘x》現(xiàn)存最早的為明嘉靖刊本，最流行的是清初毛宗崗的改削本?！度龂狙萘x》是我國第一部根據(jù)歷史編次而成的小說，其中十分之七出于正史。這部書描寫了魏、蜀、吳三國之間復雜錯綜的軍事和政治斗爭，創(chuàng)造了許多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的形象。其中最突出的當屬毛宗崗所說的“三絕”，即“智絕”諸葛亮，“義絕”關羽，“奸絕”曹操。清朝統(tǒng)治者提倡閱讀《三國志演義》，宣傳其中的忠義思想等等。在用兵時還吸收了書中所介紹的一些傳奇式的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

明中葉后，長篇神話小說《西游記》刊行于世。《西游記》的作者吳承恩，字汝忠，江蘇淮安人，嘉靖二十三年歲貢生，“性敏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復善諧劇”?！段饔斡洝肺樟怂卧詠砻耖g傳說中有關唐三藏取經(jīng)的故事，更主要是出于作者的創(chuàng)作。這部書成功地塑造了不受管束、任性勇為的孫悟空的形象，他大鬧天空，闖地府，探龍宮，把三界攪得人仰馬翻。小說還描寫了一個廣大的神魔世界，那里同樣充斥著昏庸殘暴、營私舞弊、貪財好貨，這個神魔世界正是人間黑暗社會的寫照。

“三言”和《聊齋志異》 明朝后期，隨著城市經(jīng)濟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適合城市居民，反映城市生活的小說、戲曲、歌謠等通俗文學繁榮的局面。要求從程朱理學束縛下解放的哲學思想，對文學的發(fā)展也有一定的影響，印刷術的進步更便于通俗文學的流通。這一時期，僅長短篇小說就有一百余種之多，著名的長篇小說有《金瓶梅》、《東周列國志》、《封神演義》、《楊家將》、《英烈傳》等，短篇小說有“三言二拍”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等。

“三言”的編輯人馮夢龍（1575—1646年）字猶龍，吳縣人，是明末著名的通俗文學作家，生平整理和創(chuàng)作的戲劇民歌極為豐富?！叭浴笔?部共包括120篇無名氏寫作的短篇白話小說的小說集，有的是由前一時期的小說改編的，有的則是萬歷、天啟時期的新作品。“三言”中有不少的優(yōu)秀作品表現(xiàn)了新興市民階層的價值觀念，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馮夢龍認為小說的社會教育作用往往大過儒家經(jīng)典，可“為六經(jīng)、國史之輔” 。這些小說以后被編為戲曲，幾百年來，極為流行。

清初人蒲松齡（1575—1646年），字留仙，山東淄川人，一生窮困，以授徒為業(yè)，所著《聊齋志異》十二卷，是用簡練的文言文編寫的短篇小說集。作者在自序中說：“集腋為裘，妄續(xù)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闭f明作者也是借妖狐鬼怪的故事，隱射社會的黑暗，發(fā)泄他憤世疾俗的感情。

《紅樓夢》和《儒林外史》 在清朝乾隆時期，杰出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家曹雪芹寫出了不朽的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

曹雪芹（1715—1763年）名霑，字夢阮，漢軍旗人，祖、父皆掌江南織造，他在少年時代過著貴族的豪華生活，晚年窮困潦倒，《紅樓夢》就是在這時寫成的。全書共120回，前80回為曹作，后40回由高鶚續(xù)補?！都t樓夢》以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的愛情婚姻悲劇為主線，以賈、王、史、薛四大家族的盛衰為背景，集中描寫了大觀園內(nèi)各種女性的悲慘命運，真實生動反映了社會各階層的生活，反映了當時整個社會的全貌。作者筆下有鮮明的愛憎，對一些善良的被奴役的青年男女表示深切的同情，相反，對那些腐朽的寄生者則加以無情的鞭笞。《紅樓夢》的思想內(nèi)容已經(jīng)達到中國古典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高峰。

在《紅樓夢》成書前后，還出現(xiàn)了兩部著名的長篇小說——《儒林外史》和《鏡花緣》?！度辶滞馐贰返淖髡邊蔷磋鳎?701—1754年），字敏軒，安徽全椒人，“素不習治生，性復豪上，遇貧即施” 。這部書以反對傳統(tǒng)倫理和科舉八股為中心，辛辣地諷刺了當時社會上層，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各種丑態(tài)?！剁R花緣》的作者李汝珍是北京大興縣人，他在書中，也提出了反對納妾、尊重女權和男女平等的主張。

明清的戲劇《牡丹亭》和《桃花扇》 明清時期，城市經(jīng)濟的繁榮，使戲劇成為城市居民不可缺少的文化生活。在明代，雜劇已日益衰落，來自民間的南戲代之而起，各地的地方戲非常盛行，有余姚、海鹽、弋陽諸腔。嘉靖時，昆山樂工魏良輔和劇作家梁辰魚合作創(chuàng)成了昆曲，昆曲用笛管笙琵合奏，“聽之最足蕩人”，以后傳入北京，成為當時最流行的戲曲。沈德符《顧曲雜言》說：“自吳人重南曲，皆祖昆山魏良輔，而北詞幾廢。”明代的傳奇也不乏著名的作品，元末明初有高明的《琵琶記》，明初有朱權的《荊釵記》，還有《白兔記》、《拜月記》、《殺狗記》等，以后又有湯顯祖的《牡丹亭》。明朝的傳奇打破了只限四折的規(guī)格，情節(jié)也更加復雜了。

湯顯祖（1550—1617年），字義仍，江西臨川人，是明朝萬歷時期杰出的戲劇作家，他反對在傳奇的寫作上過分講求音韻和格律，在他創(chuàng)作的劇本中也就打破音韻格律的限制而注意其結構和思想內(nèi)容。他的代表作《牡丹亭》是明代傳奇藝術的高峰?！赌档ねぁ分v述的是杜麗娘與柳夢梅的愛情故事。作者用離奇曲折的情節(jié)說明傳統(tǒng)倫理道德可以扼殺人的至情乃至生命，而形骸的死亡反而使情擺脫理的束縛而獲得新生。浪漫主義的愛情故事揭示的是情與禮的沖突，傳遞的是個性解放的最初信息。

晚明的另一劇作家李玉所寫的傳奇《清忠譜》（即《五人義》），直接揭露了宦官魏忠賢的罪惡，頗有現(xiàn)實意義。

清代著名的傳奇劇本有洪昇（1645—1704年）的《長生殿》和孔尚任（1648—1718年）的《桃花扇》。《桃花扇》在描述一個秦淮歌妓的愛情故事里，揭露了明末社會的黑暗，和南明小朝廷內(nèi)部的腐化墮落，作者認為這些就是明朝覆亡的根源。

清朝乾隆時期，陜甘一帶的地方劇秦腔傳入北京，秦腔雖然有一部分庸俗的東西，但是唱詞通俗易懂，較之通行的昆曲、弋陽腔更為觀眾所喜愛。嘉慶以后，地方戲徽調(diào)有一定的發(fā)展，徽調(diào)在音樂、劇種各方面又吸收了昆曲和秦腔的優(yōu)點，再加以不斷創(chuàng)造和改進，以后傳入北京，成為名聞世界的京劇的起源。

六　科學技術

明后期的醫(yī)學、農(nóng)學、科學技術和地理學 明代中葉以后，適應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很多杰出的科學家，寫作了很多有關醫(yī)學、水利、農(nóng)業(yè)、天算各方面的科學巨著，他們創(chuàng)造性地總結了實踐中積累的豐富的科學經(jīng)驗，在我國科學發(fā)展史上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李時珍（1518—1593年），湖廣蘄州人，“好讀醫(yī)書”，“三十年間閱書八百余家” ，著成《本草綱目》52卷。他在這本書里，對前人鑒定過的藥物1558種，重新作了一番精密的審查，又增添了新藥374種。他對這些藥物加以科學的分類，對它們的名稱、形態(tài)、性質(zhì)、功能和制作方法都有詳細的解釋，并且繪制成圖。這本書把我國藥物學的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在世界藥物學的發(fā)展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徐光啟（1562—1633年）字玄扈，松江府上?？h人，科學知識極為廣博，舉凡天文、歷算、水利、測量、農(nóng)桑、物理無不研究，他所寫的《農(nóng)政全書》保存了歷代以來的農(nóng)業(yè)科學資料，同時也反映了當代深耕細作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水平。在這本書里，作者對于農(nóng)耕工具、農(nóng)業(yè)技術、土壤、水利、施肥、選種、播種、果木接嫁、植桑養(yǎng)蠶各方面都有詳盡的記錄，特別對于番薯和棉花的種植技術與經(jīng)營方法，作了重點的介紹。這本書還反映了徐光啟的一些開明的思想。他反對傳統(tǒng)的“風土論”，認為只要鉆研技術，北方也可以種稻，薄地也可以種棉 。他又主張一切擇種栽培都需要試驗，并把試驗的成效向農(nóng)民推廣。

與徐光啟同時的科學家宋應星，號長庚，江西奉新人。他編寫的《天工開物》，除了介紹一般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驗之外，更著重闡述各種手工業(yè)，包括紡織、染色、制鹽、造紙、燒瓷、冶銅、煉鐵、煉鋼、采煤、榨油、制造軍器火藥等等的生產(chǎn)技術。這本書對每種手工業(yè)從原料到制成品的全部生產(chǎn)過程和工序都有較詳細的說明，對于一些應用化學的原理也作了分析，還附錄了很多精巧的畫圖，使我們了解當時各種生產(chǎn)工具的構造，也反映出明代一些手工作坊或工場的面貌。

明朝末年，江陰人徐宏祖（1585—1640年）周游全國，考察山川地形，編有《徐霞客游記》一書。徐宏祖不僅是文學家、探險家，也是一個地理學家，對云、貴、川、廣的地理考察極為詳核。在他的游記里還揭示了我國西南石灰?guī)r地區(qū)溶蝕地貌的特征，他是世界上在這方面進行考察的第一人。

此外，明代后期潘季馴的《河防一覽》、王徵的《泰西奇器圖說》、徐光啟和西洋傳教士利瑪竇合譯的《幾何原本》等書，在水利測量、天文歷算以及機械原理各方面都作出一定的貢獻，其中大部分還受到西方科學知識傳入的影響。

清朝的醫(yī)學和天文歷算地圖的測繪 清朝的醫(yī)學也有發(fā)展。乾隆時官修的《醫(yī)宗金鑒》，征集家藏秘笈及世傳經(jīng)驗良方，采其精萃，補其未備，并對醫(yī)學經(jīng)典《金匱要略》和《傷寒論》等書做了不少考訂工作，是一部介紹中醫(yī)臨床經(jīng)驗的名著。嘉慶、道光間，著名醫(yī)學家王清任編有《醫(yī)林改錯》。王清任，直隸玉田人，有豐富的醫(yī)學經(jīng)驗，他通過對尸體的精密考察，對于人身的構造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 。

清朝自然科學成就最大的是天文歷算。康熙帝對天算學有很深的造詣，并聘請西方耶穌會教士南懷仁等制訂康熙《永年歷》、《數(shù)理精蘊》、《歷象考成》等書。當時最著名的歷算家有王錫闡、梅文鼎等人。王錫闡（1628—1682年），號曉菴，蘇州吳江人，精通中西歷法，對兩家異說“皆能條其原委，考鏡其得失”，所著《曉菴新法》六卷，推算金星過日頗為精確。梅文鼎（1633—1721年），號定九，宣城人，所著歷算書達八十余種，其中《古今歷法通考》，對回歷、西洋歷作了許多研究，是我國第一部歷學史。清人論歷算學“王氏精而核，梅氏博而大，各造其極，難分軒輊” ，以后歷算學者云起，大率皆宗王、梅。乾隆時蒙族歷算家明安圖在北京欽天監(jiān)任職，他寫了一本《割圜密率捷法》，在數(shù)學上有新的發(fā)明。

清朝在地圖測繪方面也有一定的成績?？滴鯐r任用一些人，其中也包括西方傳教士白晉等人，經(jīng)過30年測量，制成《皇輿全覽圖》。乾隆時，又派人赴新疆等地測量，制成《乾隆內(nèi)府皇輿全圖》，這兩個地圖至今還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七　建筑藝術

在明朝，磚石的建筑有了普遍的推廣，偉大的長城修整工程和北京城墻、城樓的建筑，就是在此時興建起來的。江浙一帶的海塘也改用石塊修建。定陵的地下宮殿完全是用大理石、漢白玉石和磚石砌成，這個巨大的石宮標志著明代中期的建筑水平確有顯著的提高。

保存到今天的北京宮殿園囿大部分也創(chuàng)建于明代。這些宮殿的復雜的木結構，精致的木雕、石雕以及金光燦爛的鎏金寶頂，處處都體現(xiàn)了手工工匠卓越的技巧。創(chuàng)建于嘉靖時的拙政園，是保存至今的蘇州名園之一。園內(nèi)環(huán)水建造的亭榭樓閣，都表現(xiàn)了明代江南建筑的風格。此外，當時在全國各地還興建了很多巍峨的寺院，幽美的園林和各式各樣的建筑物。明代在北京修建的寺院即有一千余所，其中包括佛教、道教、喇嘛教的寺院和伊斯蘭教的清真寺，這些寺院的建筑不僅體現(xiàn)了國內(nèi)漢族、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回族等各族人民的藝術風格，同時還糅合了東方各國人民如越南、朝鮮、印度、尼泊爾等國人民的某些建筑技術的成就。

清代的建筑藝術，有的比明代更加細致精美。在北京的宮殿園囿又經(jīng)過多次改建，特別是著名于世的圓明園，從康熙時開始創(chuàng)建至乾隆時才最后完工。圓明園周圍廣達30里，共擁有150多所精美的樓臺和宮殿，堆砌、開鑿了不計其數(shù)的山石和湖沼，在每所建筑物內(nèi)，還陳列著精美的陳設、珍貴的文物和各種藝術品，它不僅是一座大園林，而且也是一座大博物館。圓明園的修建集中了中國傳統(tǒng)園林建筑藝術的特點，當時江南地區(qū)著名的園林布局也全部被采納。同時還吸收了西方建筑的精華，建有許多用白石砌成的大樓。這個名園已經(jīng)在1860年被英法侵略者燒光，其中大批珍貴文物也被他們劫掠而去。

在清代興修的建筑物中，北京的雍和宮、拉薩的布達拉宮、承德的八大廟以及青海、蒙古、西藏各地的各種喇嘛教寺院，有的是西藏式的建筑，有的則吸收了漢、藏、蒙、維各族人民的建筑藝術風格和技巧。

明清時代在修建北京的偉大建筑工程中，先后出現(xiàn)了很多杰出的工匠，最著名的有阮安、蒯祥、梁九、雷發(fā)達等人。阮安是越南人，從永樂到正統(tǒng)初期，北京的城池、九門、兩宮、五府、六部和百官衙署的營建都曾出于他的擘劃，木工蒯祥是吳縣香山人，永樂間參加北京皇宮的修建工程，有“蒯魯班”的稱號，以后“江南木工巧工皆出于香山” 。

八　繪　　畫

明代“院派”畫風，沿著南宋畫院李唐、劉松年、夏珪、馬遠等人的手法和風格，又加以開拓，以戴進和吳偉等人為代表。他們畫的內(nèi)容很廣泛，人物、山水無不精能；從卷軸到壁畫，都很擅長，只是后來余派流于潦草。吳門沈周、文征明等人專師元人，結合文學，成了文人畫的領袖，與專業(yè)畫家形成對峙的流派。

清初王時敏、王鑒、王原祁等人的山水畫，接受明末董其昌的理論，也學元人，又趨柔弱。王翚的山水和惲壽平的花卉，取材較寬，合成清代“正統(tǒng)派”的畫格。明遺民僧石濤、石溪、八大山人和清中期的揚州畫家，并具創(chuàng)造精神。他們的山水、人物、花鳥等各辟新的途徑，不專守古人成法，又不脫離優(yōu)秀傳統(tǒng)，開拓了300年間繪畫藝術史上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