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戰(zhàn)國墨家反儒學之先,要問戰(zhàn)國儒家究竟是怎個樣子。這題目是很難答的,因為現(xiàn)存的早年儒家書,如《荀子》《禮記》,很難分那些是晚周,那些是初漢,《史記》一部書中的儒家史材料也吃這個虧。只有《孟子》一部書純粹,然孟子又是一個“辯士”,書中儒家史料真少。在這些情形之下,戰(zhàn)國儒家之分合,韓非所謂八派之差異,竟是不能考的問題。但他家攻擊儒者的話中,反要存些史料,雖然敵人之口不可靠,但攻擊人者無的放矢,非特無補,反而自尋無趣;所以《墨子》《莊子》等書中非儒的話,總有著落,是很耐人尋思的。
關于戰(zhàn)國儒者事,有三件事可以說幾句:
一、儒者確曾制禮作樂,雖不全是一個宗教的組織,卻也是自成組織,自有法守。三年之喪并非古制,實是儒者之制,而儒者私居演禮習樂,到太史公時還在魯國歷歷見之。這樣的組織,正是開墨子創(chuàng)教的先河,而是和戰(zhàn)國時一切辯士之諸子全不同的。
二、儒者在魯國根深蒂固,竟成通國的宗教。儒者一至他國,則因其地而變,在魯卻能保持較純凈的正統(tǒng),至漢而多傳經容禮之士。所以在魯之儒始終為專名,一切散在列國之號為儒者,其中實無所不有,幾乎使人疑儒乃一切子家之通名。
三、儒者之禮云樂云,弄到普及之后,只成了個樣子主義mannerism,全沒有精神,有時竟像詐偽。荀卿在那里罵賤儒,罵自己的同類,也不免罵他們只講樣子,不管事作?!肚f子·外物》篇中第一段形容得尤其好:
儒以《詩》《禮》發(fā)冢。(王先謙云:“求詩禮發(fā)古冢?!贝私夥鞘?。下文云,大儒臚傳,小儒述《詩》,猶云以《詩》《禮》之態(tài)發(fā)冢。郭注云:“詩禮者,先王之陳跡也。茍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奸,則跡不足恃也?!贝私庖嘀^以《詩》《禮》發(fā)冢,非謂求《詩》《禮》發(fā)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对姟饭逃兄唬骸嗲嘀?,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食珠為?!苯悠漪W,壓其,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這是極端刻畫的形容,但禮云樂云而性無所忍,勢至弄出這些怪樣子來的。
墨子出于禮云樂云之儒者環(huán)境中,不安而革命,所以墨家所用之具全與儒同,墨家所標之義全與儒異。儒者稱《詩》《書》,墨者亦稱《詩》《書》;儒者道《春秋》,墨者亦道《春秋》(但非止魯《春秋》);儒者談先王、談堯舜,墨者亦談先王、談堯舜;儒者以禹為大,墨者以禹為至;儒墨用具之相同遠在戰(zhàn)國諸子中任何兩家之上。然墨者標義則全是向儒者痛下針砭,今作比較表如下:


就上表看,墨者持義無不與儒歧別。其實邏輯說去,儒墨之別常是一個度的問題。例如儒者亦主張任賢使能者,但更有親親之義在上頭;儒者亦非主張不愛人,如魏牟楊朱者,但謂愛有差等;儒者亦非主戰(zhàn)陣,如縱橫家者,但還主張義戰(zhàn);儒者亦非無神無鬼論者,但也不主張有鬼。樂葬兩事是儒墨行事爭論的最大焦點,但儒者亦放鄭聲,亦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然而持中者與極端論者總是不能合的,兩個絕相反的極端論者,精神上還有多少的同情;極端論與持中者既不同道,又不同情,故相爭每每最烈。儒者以為凡事皆有差等,皆有分際,故無可無不可。在高賢尚不免于妥協(xié)之過,在下流則全成偽君子而已。這樣的不絕對主張,正是儒者不能成宗教的主因,雖有些自造的禮法制度,但信仰無主,不吸收下層的眾民,故只能隨人君為抑揚,不有希世取榮之公孫弘,儒者安得那樣快當?shù)某烧y(tǒng)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