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管子以形名整齊國，著書八十六篇，而《七略》題之曰“道家”。然則商鞅貴憲令，不害主權術（見《韓非定法篇》），自此始也。道其本已，法其末已！

今之儒者，聞管仲、申、商之術，則震栗色變，曰：“而言雜伯。惡足與語治？”嘗試告以國僑、諸葛亮，而誦祝冀為其后世。抑未知僑、亮之所以司牧萬民者，其術亦無以異于管仲、申、商也。

然則儒者之道，其不能擯法家，亦明已。今夫法家亦得一于《周官》，而董仲舒之《決事比》，引儒附法，則吾不知也。

夫法家不厭酷于刑，而厭歧于律。漢文帝時，三族法猶在，刑亦酷矣。然斷獄四百，幾于興刑措之治者，其律壹也。律之歧者，不欲妄殺人，一竊著數今、一傷人著數令，大辟之獄差以米，則令誅。自以為矜慎用刑，民不妄受戮矣。不知上歧于律，則下遁于情，而州縣疲于簿書之事，日避吏議，娖娖不暇給。故每蔽一囚，不千金不足以成獄，則寧過而貰之，其極，上下相蒙，以究于廢弛。是故德意雖深，奸宄愈出以暴恣，今日是也。

仲舒之《決事比》援附經讖，有事則有例，比于酂侯《九章》，其文已冗，而其例已枝。已用之，斯焚之可也！著之簡牘，拭之木觚，以教張湯，使一事而進退于二律。后之廷尉，利其生死異比，得以因緣為市，然后棄表埻之明，而從縿游之蕩。悲夫！儒之戾也，法之弊也。

吾觀古為法者，商鞅無科條，管仲五五曹令。其上如流水，其次不從則大刑隨之。律不亟見，奚有于歧者？子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眴韬?！此可謂儒法之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