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講過：一、神話是文藝的萌芽。二、中國的神話很少。三、所有的神話，沒有長篇的。四、《漢書·藝文志》上載的小說都不存在了。五、現(xiàn)存漢人的小說，多是假的?，F(xiàn)在我們再看六朝時的小說怎樣？中國本來信鬼神的，而鬼神與人乃是隔離的，因欲人與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來。巫到后來分為兩派：一為方士；一仍為巫。巫多說鬼，方士多談煉金及求仙，秦漢以來，其風日盛，到六朝并沒有息，所以志怪之書特多，像《博物志》上說：

“燕太子丹質(zhì)于秦，……欲歸，請于秦王。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ぱ龆鴩@，烏即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卷八《史補》）

這全是怪誕之說，是受了方士思想的影響。再如劉敬叔的《異苑》上說：

“義熙中，東海徐氏婢蘭忽患羸黃，而拂拭異常，共伺察之，見掃帚從壁角來趨婢床，乃取而焚之，嫂即平復。”（卷八）

這可見六朝人視一切東西，都可成妖怪，這正就是巫底思想，即所謂“萬有神教”。此種思想，到了現(xiàn)在，依然留存，像：

常見在樹上掛著“有求必應(yīng)”的匾，便足以證明社會上還將樹木當神，正如六朝人一樣的迷信。其實這種思想，本來是無論何國，古時候都有的，不過后來漸漸地沒有罷了。但中國還很盛。

六朝志怪的小說，除上舉《博物志》《異苑》而外，還有干寶的《搜神記》，陶潛的《搜神后記》。但《搜神記》多已佚失，現(xiàn)在所存的，乃是明人輯各書引用的話，再加別的志怪書而成，是一部半真半假的書籍。至于《搜神后記》，亦記靈異變化之事，但陶潛曠達，未必作此，大約也是別人的托名。

此外還有一種助六朝人志怪思想發(fā)達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輸入。因為晉，宋，齊，梁四朝，佛教大行，當時所譯的佛經(jīng)很多，而同時鬼神奇異之談也雜出，所以當時合中，印兩國底鬼怪到小說里，使它更加發(fā)達起來，如陽羨鵝籠的故事，就是：

“陽羨許彥于綏安山行，遇一書生，……臥路側(cè)，云腳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宛然與雙鵝并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shè)?！瘡┰唬?

‘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中具肴饌。……酒數(shù)行，謂彥曰：‘向?qū)⒁粙D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

‘……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暫喚之……’……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

此種思想，不是中國所故有的，乃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響。

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說，和印度怎樣相關(guān)的大概了。但須知六朝人之志怪，卻大抵一如今日之記新聞，在當時并非有意做小說。

六朝時志怪的小說，既如上述，現(xiàn)在我們再講志人的小說。六朝志人的小說，也非常簡單，同志怪的差不多，這有宋劉義慶做的《世說新語》，可以做代表?，F(xiàn)在待我舉出一兩條來看：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保ň砩稀兜滦衅罚?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裈衣，諸君何為入我裈中？’”（卷下《任誕篇》）

這就是所謂晉人底風度。以我們現(xiàn)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祿之燒車，劉伶之放達，是覺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晉人卻并不以為奇怪，因為那時所貴的是奇特的舉動和玄妙的清談。這種清談，本從漢之清議而來。漢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議論政事，其初在社會上很有勢力，后來遭執(zhí)政者之嫉視，漸漸被害，如孔融，禰衡等都被曹操設(shè)法害死，所以到了晉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議論政事，而一變?yōu)閷Ｕ勑?；清議而不談?wù)?，這就成了所謂清談了。但這種清談的名士，當時在社會上卻仍舊很有勢力，若不能玄談的，好似不夠名士底資格；而《世說》這部書，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書。

前乎《世說》尚有《語林》、《郭子》，不過現(xiàn)在都沒有了。

而《世說》乃是纂輯自后漢至東晉底舊文而成的。后來有劉孝標給《世說》作注，注中所引的古書多至四百余種，而今又不多存在了；所以后人對于《世說》看得更貴重，到現(xiàn)在還很通行。

此外還有一種魏邯鄲淳做的《笑林》，也比《世說》早。

它的文章，較《世說》質(zhì)樸些，現(xiàn)在也沒有了，不過在唐宋人的類書上所引的遺文，還可以看見一點，我現(xiàn)在把它也舉一條出來：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所得，并序別父久。乃答曰：‘渭陽之思，過于秦康?！ㄇ乜蹈改敢阉溃┘榷笖?shù)之，‘爾學奚益?！鹪唬骸偈н^庭之訓，故學無益?！保ā稄V記》二百六十二）

就此可知《笑林》中所說，大概不外俳諧之談。

上舉《笑林》，《世說》兩種書，到后來都沒有什么發(fā)達，因為只有模仿，沒有發(fā)展。如社會上最通行的《笑林廣記》，當然是《笑林》的支派，但是《笑林》所說的多是知識上的滑稽；而到了《笑林廣記》，則落于形體上的滑稽，專以鄙言就形體上謔人，涉于輕薄，所以滑稽的趣味，就降低多了。

至于《世說》，后來模仿的更多，從劉孝標的《續(xù)世說》──見《唐志》── 一直到清之王晫所做的《今世說》，現(xiàn)在易宗夔所做的《新世說》等，都是仿《世說》的書。但是晉朝和現(xiàn)代社會底情狀，完全不同，到今日還模仿那時底小說，是很可笑的。因為我們知道從漢末到六朝為篡奪時代，四海騷然，人多抱厭世主義；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時，皆講超脫現(xiàn)世，晉人先受其影響，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飛升，所以喜服藥；有一派人欲永游醉鄉(xiāng)，不問世事，所以好飲酒。服藥者──晉人所服之藥，我們知道的有五石散，是用五種石料做的，其性燥烈──身上常發(fā)炎，適于穿舊衣──因新衣容易擦壞皮膚──又常不洗，虱子生得極多，所以說：“捫虱而談?！憋嬀普?，放浪形骸之外，醉生夢死。──這就是晉時社會底情狀。而生在現(xiàn)代底人，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卻要去模仿那時社會背景所產(chǎn)生的小說，豈非笑話？

我在上面說過：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說，因為他們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樣的，統(tǒng)當作事實；所以《舊唐書》《藝文志》，把那種志怪的書，并不放在小說里，而歸入歷史的傳記一類，一直到了宋歐陽修才把它歸到小說里。可是志人底一部，在六朝時看得比志怪底一部更重要，因為這和成名很有關(guān)系；像當時鄉(xiāng)間學者想要成名，他們必須去找名士，這在晉朝，就得去拜訪王導，謝安一流人物，正所謂“一登龍門，則身價十倍”。但要和這流名士談話，必須要能夠合他們的脾胃，而要合他們的脾胃，則非看《世說》、《語林》這一類的書不可。例如：當時阮宣子見太尉王夷甫，夷甫問老莊之異同，宣子答說：“將毋同。”夷甫就非常佩服他，給他官做，即世所謂“三語掾”。但“將毋同”三字，究竟怎樣講？有人說是“殆不同”的意思；有人說是“豈不同”的意思──總之是一種兩可、飄渺恍惚之談罷了。要學這一種飄渺之談，就非看《世說》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