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舊”以后（上）

豐之余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舊，就引出了一篇施蟄存先生的《〈莊子〉與〈文選〉》來，以為我那些話，是為他而發(fā)的，但又希望并不是為他而發(fā)的。

我愿意有幾句聲明：那篇《感舊》，是并非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里面。

倘使專對個人而發(fā)的話，照現(xiàn)在的摩登文例，應(yīng)該調(diào)查了對手的籍貫，出身，相貌，甚而至于他家鄉(xiāng)有什么出產(chǎn)，他老子開過什么鋪子，影射他幾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里可是毫沒有這些的。內(nèi)中所指，是一大隊遺少群的風氣，并不指定著誰和誰；但也因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觸著的當然也不會少，即使不是整個，也是那里的一肢一節(jié)，即使并不永遠屬于那一隊，但有時是屬于那一隊的。現(xiàn)在施先生自說了勸過青年去讀《莊子》與《文選》，“為文學修養(yǎng)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點相關(guān)，但以為這文為他而作，卻誠然是“神經(jīng)過敏”，我實在并沒有這意思。

不過這是在施先生沒有說明他的意見之前的話，現(xiàn)在卻連這“相關(guān)”也有些疏遠了，因為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較頑固的遺少群，標準還要高一點。

現(xiàn)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釋，（一）才知道他當時的情形，是因為稿紙?zhí)×耍疤仍賹掗熞稽c的話”，他“是想多寫幾部書進去的”； （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歷，是“從國文教員轉(zhuǎn)到編雜志”，覺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匯太少”了，所以推舉了這兩部古書，使他們?nèi)W文法，尋字匯，“雖然其中有許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只好去尋覓。我想，假如莊子生在今日，則被劈棺之后，恐怕要勸一切有志于結(jié)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傳》的罷。

還有一點另外的話——

（一）施先生說我用瓶和酒來比“文學修養(yǎng)”是不對的，但我并未這么比方過，我是說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nèi)容。我也以為“新文學”和“舊文學”這中間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蛻變，有比較的偏向，而且正因為不能以“何者為分界”，所以也沒有了“第三種人”的立場。

（二）施先生說寫篆字等類，都是個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強別人也做一樣的事情就好，這似乎是很對的。然而中學生和投稿者，是他們自己個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匯太少，卻并沒有勉強別人都去做字匯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為什么竟大有所感，因此來勸“有志于文學的青年”該看《莊子》與《文選》了呢？做了考官，以詞取士，施先生是不以為然的，但一做教員和編輯，卻以《莊子》與《文選》勸青年，我真不懂這中間有怎樣的分界。

（三）施先生還舉出一個“魯迅先生”來，好像他承接了莊子的新道統(tǒng)，一切文章，都是讀《莊子》與《文選》讀出來的一般?！拔乙詾檫@也有點武斷”的。他的文章中，誠然有許多字為《莊子》與《文選》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類，但這些字眼，想來別的書上也不見得沒有罷。再說得露骨一點，則從這樣的書里去找活字匯，簡直是胡涂蟲，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

【備考】：

《莊子》與《文選》

施蟄存

上個月《大晚報》的編輯寄了一張印著表格的郵片來，要我填注兩項：（一）目下在讀什么書，（二）要介紹給青年的書。

在第二項中，我寫著：《莊子》，《文選》，并且附加了一句注腳：“為青年文學修養(yǎng)之助。”

今天看見《自由談》上豐之余先生的《感舊》一文，不覺有點神經(jīng)過敏起來，以為豐先生這篇文章是為我而作的了。

但是現(xiàn)在我并不想對于豐先生有什么辯難，我只想趁此機會替自己作一個解釋。

第一，我應(yīng)當說明我為什么希望青年人讀《莊子》和《文選》。近數(shù)年來，我的生活，從國文教師轉(zhuǎn)到編雜志，與青年人的文章接觸的機會實在太多了。我總感覺到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匯太少，所以在《大晚報》編輯寄來的狹狹的行格里推薦了這兩部書。我以為從這兩部書中可以參悟一點做文章的方法，同時也可以擴大一點字匯（雖然其中有許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當然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莊子》，《文選》一類的“古文”。

第二，我應(yīng)當說明我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學的青年能夠讀一讀這兩部書。我以為每一個文學者必須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學，我不懂得“新文學”和“舊文學”這中間究竟是以何者為分界的。在文學上，我以為“舊瓶裝新酒”與“新瓶裝舊酒”這譬喻是不對的。倘若我們把一個人的文學修養(yǎng)比之為酒，那么我們可以這樣說：酒瓶的新舊沒有關(guān)系，但這酒必須是釀造出來的。

我勸文學青年讀《莊子》與《文選》，目的在要他們“釀造”，倘若《大晚報》編輯寄來的表格再寬闊一點的話，我是想再多寫幾部書進去的。

這里，我們不妨舉魯迅先生來說，像魯迅先生那樣的新文學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純粹的白蘭地嗎？我就不能相信。沒有經(jīng)過古文學的修養(yǎng)，魯迅先生的新文章決不會寫到現(xiàn)在那樣好。所以，我敢說：在魯迅先生那樣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許多五加皮或紹興老酒的成分。

至于豐之余先生以為寫篆字，填詞，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學校，或國學專家們的事情，我以為這也有點武斷。這些其實只是個人的事情，如果寫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寫信，如果填詞的人做了官不以詞取士，如果用自刻印板信封的人不勉強別人也去刻一個專用信封，那也無須豐先生口誅筆伐地去認為“謬種”和“妖孽”了。

新文學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羅藏書票，以駢體文為白話書信作序，甚至寫字臺上陳列了小擺設(shè)的，照豐先生的意見說來，難道他們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間”嗎？我想他們也未必有此企圖。

臨了，我希望豐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為我而作的。

（十月八日， 《自由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