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無為與有為

儒家的特別色彩就是想得君行道，想治理國家。孔子的棲棲皇皇，“知其不可而為之”，便是這種積極精神。孟子引舊記載，說“孔子三月無君則吊，出疆必載質(zhì)（贄）”。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边@是何等氣象！孟子說大丈夫應該“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边@都是儒家的積極人生觀。但儒者在那列國對峙的時代，可以自由往來各國，合則留，不合則去，故他們還可以保存他們的獨立精神和高尚人格。所以孟子還能說：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鉆穴隙之類也。孟子的弟子陳代勸孟子稍稍降低一點身分，勸他“枉尺而直尋（十丈為尋）”。孟子對他說御者王良的故事（《滕文公篇》下），末了他說：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是阿合），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這種不肯枉己而直人，不肯枉尺而直尋的精神，是古儒者留給后世的一種貴重遺風。

但中國一統(tǒng)之后，便沒有這種自由選擇的機會了。“擇主而事”已成了一句空話。叔孫通“事十王”，多靠會巴結(jié)進身，后來居然制定一朝儀法，成為“漢家儒宗”，這便全不是那種不肯枉尺直尋的精神了。在那班屠狗賣繒的公侯將相的手下想做點積極事業(yè)，本來不是容易的事。有點骨氣的人大概都受不了這種環(huán)境的苦痛。少年氣盛的賈誼，過湘水作賦吊屈原，他說：斡棄周鼎，寶康瓠兮?。叼谴笸咂鳎?

騰駕罷（疲）牛，驂蹇驢兮，

驥垂兩耳，服鹽車兮！我們可想見他的憤慨。他又說：彼尋常之污瀆兮，豈容吞舟之魚？

橫江湖之鳣鯨兮，固將制于螻螘。他想沖到那兒去呢？歷九州而相（相度）其君兮，

何必懷此都也？但是在那統(tǒng)一帝國之下，他能飛往那兒去呢？

儒者是想積極有為的，而那個時代卻是一個無為的時代（看第四章）。曹參、陳平、漢文帝、竇后都是實行無為主義的。無為之治在當時確也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看第四章第二節(jié)），但那種敷衍茍安的政治，在儒家的眼里，自然不能滿人意。這兩種主張的沖突，在賈誼的《治安策》里最可以看出來。賈誼說：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沖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不承認現(xiàn)狀可以滿人意，這便是有為主義的立場。天下已安已治，自然可以無為了；正因為天下不安不治，故必須奮發(fā)有為。長沮、桀溺譏評孔子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子說：“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闭驗樘煜聼o道，故有棲棲皇皇奔走號呼的必要。賈誼對于當時的無為論，有這樣激烈的批評：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此語據(jù)《新書·孽產(chǎn)子篇》補。）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即上文所謂“上下舛逆”）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ā缎聲贰拔銊印薄ⅰ拔銥椤眱晌阕纸宰鳌盁o”。）可為長太息者此也。他攻擊當時的大臣道：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閑，以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響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笆沁m然耳”是無為論者的自然主義。無為論的真義只是“聽其自然”，而“不以人易天”。有為之論恰和這相反，恰是要用人力補救天然，處處要盡人事。賈誼說此意最明白：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則〕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這便是儒家的有為主義的要旨。賈誼之學出于河南守吳公，吳公學事李斯（《漢書》十八），李斯學于荀卿。荀卿曾說：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又說：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荀子·天論》）又說：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同）又說：唯圣人為不求知天。（同）這正是儒家傳統(tǒng)的人事有為主義。陸賈（看第三章，三）、賈誼都代表這種積極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的要義只是認清天下的治亂和生民的安危都不是“天之所為”，乃是“人之所設”。既是人之所設，便不許靠天吃飯，必須時時努力盡人事，因為這種事業(yè)是“不為則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的。

這種有為主義，董仲舒說的也很明白懇切。董仲舒是廣川人，治《春秋》公羊氏之學，景帝時為博士。武帝建元元年（前一四），舉賢良文學之士，他以賢良對策。（《漢書》六，此事在元光元年，即西歷前一三四。《史記》一二二則說是在“今上即位”時。他對策中有“今臨政而愿治七十余歲矣”一句，漢初至建元三年才有七十年，故齊召南定為應在建元五年。但依蘇輿《春秋繁露》卷首的年表，仲舒對策似應在元光以前，故今從蘇氏說，定此事在建元元年。）武帝用他做江都王相。建元六年（前一三五），遼東的高廟被火燒了，他推說災異，以為當“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他的意思指淮南王。主父偃取其書，奏上去。這時候，政府不敢得罪淮南王，故把董仲舒下吏，定為死罪。武帝特赦了他。他后來還做過膠西王相，病免家居，不治產(chǎn)業(yè)，以著書修學為事。朝廷有大事，時時差人到他家去請問他。他的死年不知在何年，蘇輿假定為太初元年（前一四）。他的重要思想，散見于《漢書》之中（看嚴可均《全漢文》卷二三—二四）。他的《春秋繁露》，有近人蘇輿的《春秋繁露義證》本最可用?？涤袨橛小洞呵锒蠈W》，也可參考。

董仲舒在他的對策第一篇里，提出“強勉”一個觀念，他說：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旋至而立有效者也。強勉即是努力有為。他又說：道者，所由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鬃釉唬骸叭四芎氲?，非道弘人也?！惫手蝸y廢興在于己。這正是荀卿以來的人事主義。荀卿教人不求知天，而董仲舒卻要人明于天人相與的關(guān)系，這大概是由于個性的不同和時代環(huán)境的不同。他說：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此指《春秋》“春王正月”四字。）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這固是穿鑿傅會，但也可表現(xiàn)他的主張。他在別處曾說，“王”字是“三畫而連其中”，三畫是天地與人；連其中是通其道：“唯人道為可以參天”（《繁露》第四十四）。這正是荀子“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的意思。他在對策第三篇中說：天令之謂命，命非圣人不行。質(zhì)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jié)。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命、性、情，都是自然的，賈誼所謂“天之所為也”。承天意、教化、度制，都是人為的，賈誼所謂“人之所設也”。命待圣人而后行，性待教化而后成，情待度制而后節(jié)，都是說人事重于天然。

在對策第二篇里，他很不客氣的說：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nèi)莫不率服，……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這仍是強勉有為之意。他說：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對策》三）道家學者都深信天道是自然演變的，故不主張“以人易天”。他們說：“胡為乎？胡不為乎？夫固將自化?！倍偈娌恍盘斓赖淖匀蛔兓?，只信人事有得失，故主張用人功來補偏救弊。他說：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nèi)灰??！释跽哂懈闹浦?，無變道之實。（《對策》三）董生所謂“道”本來只是“所由適于治之路”，本來只是人事，而非天道。人事有所不到，便有偏有弊，這都是“道之失”，即是人事之失。補弊舉偏，救溢扶衰，撥亂反正，這是改制，是變法，不是變道。故他很沉痛的主張變法：今漢繼秦之后，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diào)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diào)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jié)網(wǎng)。今臨政而愿治，七十余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對策》一）這便是董生的有為主義。

賈生的有為主義得罪了當時的權(quán)臣貴人，終于遷謫而死。晁錯的有為主義終于害他自己朝衣斬于東市。董仲舒的有為主義也使他下獄，定死罪，幸而不死，也落得廢棄終身。他們都是有為論的犧牲者。然而董生自己不曾說嗎？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五六?！斗甭丁啡鳌罢涞啦恢\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他們的積極有為的精神，不但建立了漢帝國的一代規(guī)模，還影響了中國兩千年的政治思想與制度。他們的犧牲是值得我們的同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