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制

以上所舉，不過是略舉當(dāng)時儒生提出的幾個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使我們知道，在那個無為政治之下，這些儒生在那里大聲疾呼的指出社會國家的病態(tài)，要求作積極的改革。我們也應(yīng)該知道，那七十年的無為政治之下，所有一點點有為的政治都是幾個儒生的計畫。如叔孫通的定儀法，如賈誼、晁錯的減削諸侯，如晁錯的積貯政策，如賈誼的興學(xué)計畫，這都是國家的根本大計。他們的功罪和是非，也許都還有討論的余地，但他們的積極有為的精神，不肯茍且偷安，不肯跟著一般人說“天下已安已治”，總想應(yīng)付問題，總想尋求辦法：這種精神是值得史家注意的。

秦始皇、李斯都有點開國氣象，魄力很大，想造成一個新局面。但中國第一次有這個統(tǒng)一大帝國，他們初次得了這一份絕大家私，實在有點手忙腳亂，應(yīng)付不過來。秦始皇妄想長生不死，好讓他從容整理那大帝國。不料他驟然死倒，一個偌大帝國落在兩個小人之手，李斯的血還不曾干，秦皇的天下已瓦解了。漢高帝也有點魄力，有點氣度，但太沒有學(xué)識了，單靠一點無賴的聰明，造成了第二個統(tǒng)一帝國。統(tǒng)一的事業(yè)剛成功，他就死了，這個偌大帝國又落在一個兇頑無識的婦人手里。幾十年之中，大家都只是茍且敷衍過日子，從沒有一個通盤的計畫，也從沒有一個長治久安的規(guī)模。名為無為而治，其實只是姑息偷安而已。

賈誼、晁錯一班儒生的重要只在他們肯把社會國家的問題通盤想過，不肯茍且偷安過日子，卻要放手解決一些困難問題。他們的學(xué)識比灌嬰、周勃高的多，又有那儒家“任天下之重”的遺風(fēng)，很想得君行道，做一番事業(yè)。故帝國的命運到他們手里才有一個大轉(zhuǎn)機，到他們手里才有一點建國規(guī)模，才有一點通盤計畫。削減封建諸侯，積貯軍粟，主張伐匈奴，注意教育事業(yè)，國家收回造幣權(quán)，這些計畫都發(fā)端于文帝時代，醞釀于景帝時代，而實現(xiàn)于武帝時代。

我在上文已略述賈誼、晁錯提出的一些問題和辦法了。這個時代有一部《王制》出現(xiàn)，是文帝令博士諸生做的，是一部雛形的《周禮》，很可以代表這時代的儒生想做點通盤打算的建國方略的野心，所以很值得我們的注意。

《王制》是一個理想的帝國計畫。這班儒生都是從封建時代晚期的經(jīng)典里訓(xùn)練出來的，又都有鑒于秦以孤立而亡，故他們的理想國家還是一個新式的封建國家，還是一個“等級分明”的社會。他們分天下為九州，每州方千里。天子之縣自為一州，分九十三國。其余八州，每州分二百十國。九州共分一千七百七十三國，每國大者方百里，小者方五十里。這便是賈誼所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意思。

但這個封建國家不是像秦以前那個分爭割據(jù)的列國，卻是一個統(tǒng)一的帝國：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jiān)，監(jiān)于方伯之國，國三人。這種區(qū)域，與后世分省、道、府、縣，無大分別；方伯等于總督，二伯等于南北洋大臣。所不同者，郡縣制的官吏不能世襲，而《王制》的諸侯卻是“世子世國”，《王制》規(guī)定諸侯對天子，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而天子五年一巡狩，天子對諸侯可以削地，可以絀爵，可以流，可以討。況且諸侯的食祿都有定額：大國之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君食千四百四十人。這種封建諸侯也就和郡縣制之下的官吏相去無幾了。

《王制》的官制還是很簡單的，遠(yuǎn)不如后出的《周禮》的詳密整齊。有一個冢宰，像個財政大臣，有制國用的職務(wù)：“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有一個大司空，像個農(nóng)工大臣。有個大司徒，像個教育大臣；有個大樂正，像個國學(xué)祭酒。有個大司馬，不是兵部大臣，卻像個吏部尚書，他的任務(wù)是“辨論官材，論進(jìn)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祿之”。有個大司寇，像個司法大臣。還有個太史，“典禮執(zhí)簡，祀奉諱惡，天子齋戒受諫”，這像是個古史官和后世的御史諫官合而為一。

這里面有個很重要的財政預(yù)算制度，叫做“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量入以為出是緊縮的財政預(yù)算，和近世國家的“量出以為入”的原則恰恰相反。但這個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已成為天經(jīng)地義，古代政治思想中的節(jié)儉教訓(xùn)都總括在這一個公式里，直接的范圍了中國財政二千年之久，間接的便限制了中國政治制度的性質(zhì)，使他傾向于消極的節(jié)縮，而不能積極的生利。這里面又有一個很重要的教育選舉制度：命鄉(xiāng)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xué)，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xiāng)；升于學(xué)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樂正（國學(xué)校長）崇四術(shù)，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jìn)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jìn)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祿之。這個制度后來成為中國太學(xué)制及選舉制的根據(jù)。世祿的貴族階級崩壞以后，公開的學(xué)校和選舉是必不可少的制度。但漢初的建國者都不曾想到這一著。作吏出身的相國蕭何定律令，有一條很重要的律文說：太史試學(xué)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漢書·藝文志·小學(xué)》序）許慎《說文解字》敘也說：學(xué)僮年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八體是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這雖是考試取士的起點，但考試的內(nèi)容偏重認(rèn)字寫字，所取只限于抄胥之才。《王制》的理想制度是第一次提出國家設(shè)學(xué)校取士任官的制度。

這里也有一個很平恕的司法制度：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quán)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氾與眾共之；眾疑，赦之。（此句近于一種陪審制度。）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后制刑。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當(dāng)時有偉大的法官如張釋之之流主持司法制度，故《王制》說司法最親切有味。

《王制》有一種均田制度。他們估計四海之內(nèi)約有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億是十萬，此即八十一萬億畝，即八一畝）。其中約有三分之二可以授民耕種。他們主張這樣分配：制農(nóng)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nóng)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nóng)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地有肥瘠，故有五等之別。他們所主張均田之法，原則上認(rèn)田為公產(chǎn)，不得買賣；又沿襲封建社會的田制，令農(nóng)民耕公田，以代租稅，而自耕之領(lǐng)田則不出租稅。古者公田，藉（借民力）而不稅。市，廛而不稅（稅其店鋪，而不稅其貨物）。關(guān)，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鬻，墓地不請。這是一種很普遍的均產(chǎn)制度，必須先把一切私有的土地都沒收為公有，然后可以分給農(nóng)民。這是絕大的改革，當(dāng)時的君主都沒有這個魄力，故這個制度只成為一種理想，后來董仲舒主張限田，到哀帝時師丹、孔光、何武要實行限田，皆不曾實行。到王莽時，才決心實行沒收私有土地，不得私行買賣，又實行分田。但三年之后，這個政策也不能不廢止了。

《王制》是博士諸生所作，其中制度受孟子的影響最大，往往迂闊難以實行。文帝與竇后都是無為主義的信徒，他們雖令博士先生們做此書，也不過當(dāng)他作一件假骨董看而已。書中又有三年的喪制，說：三年之喪，自天子達(dá)庶人。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這種制度在實際生活上有很大的困難，故不為一般人所贊成。文帝主張短喪，三十六日而除服，漢朝懸為定制。這也許是《王制》不見采用的一個原因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