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常蒙讀者寄示關(guān)于批評本刊或記者個人的言論，記者一方面對于指教者之殷切，不勝感謝，一方面對于指教者的諍言，亦無不虛心考慮，盡量容納，間有出于別有成見，則聽諸社會公判，不愿多所詞費，或系出于誤會，則亦根據(jù)事實，徑函解釋。最近又承一位熱心讀者寄示某報一張，中有一文，題曰：《（生活》周刊之今昔》，劈頭就說：

鄒韜奮主辦之《生活》周刊，以立論之清雋犀利，年來甚受普遍的讀者歡迎，聞其銷數(shù)已達十余萬份，骎骎乎與新、申諸大報相埒，鄒韜奮亦由一清貧之文人，一躍而為大紅特紅之時代名人，筑洋房，擁艷妻，出入以汽車代步，舉止豪闊，匪復(fù)吳蒙。

該文接下去就引記者在本刊第十六期所作《艱難締造中的〈生活日報〉》一文里所提起的本刊最初艱苦備嘗的一段事實，引了之后，接著說道：

于此足見鄒氏之得有今日地位（此處原注：月入數(shù)千圓），未嘗不慘澹經(jīng)營，歷盡坎軻者，而該周刊突飛猛進一日千里之成績，信不能不令人嘆服……

記者看了這兩段話，初覺既是出于誤會，本想徑函答復(fù)，略作解釋，繼而覺得該文含有兩點頗重要，似有提出申論的價值：一是公私經(jīng)濟的界限；還有一個附帶的問題，即我們是否值得以個人私利為對象而向前努力？

該文一方面敘述本刊的發(fā)達，同時即接著斷言記者“筑洋房，擁艷妻，出入以汽車代步，舉止豪闊”，是直好像本刊的公款收入就是記者私人腰包的豐滿，公私經(jīng)濟是可以沒有界限的。其實本刊的收入須用于本刊自身的事業(yè)上面，與記者私人的腰包并未發(fā)生聯(lián)帶關(guān)系。就事實言，記者在未接辦本刊的五六年前，半天在一個中學(xué)校里教英文，半天在一個教育機關(guān)里編譯叢書，現(xiàn)在所得的月薪，比較五年前當(dāng)教書匠時代的每月收入比較一下，還少十只大洋（本刊除月薪外并無分花紅的辦法）。記者是否因本刊的發(fā)達而在個人經(jīng)濟上發(fā)了財，是不辯自明的事實。講到我個人數(shù)年來的負擔(dān)，有大家族十余口的牽累，有小家庭六七口的牽累，還須幫助一個弟弟求學(xué)，家里一有病人，我就好像熱鍋上的螞蟻，幸而自己曾于公余譯了兩三本書，有些版稅拿來貼補貼補，否則早已索我于枯魚之肆。講到“妻”，確有一個，“艷”不“艷”，我自己無須多辯，不過這個“妻”我已娶了七年，我“主辦”本刊迄今不到六年，就是“艷”也不是靠著本刊的發(fā)達才“艷”起來的，這也是不辯自明的事實。講到“筑洋房”嗎？我所租的是單幢兩層樓的屋子，和一個也有家眷的親戚同住，他們住在三層樓，我和“艷妻”以及兩男一女，五口子就住在二層樓的一間臥室里，“豪闊”到那里去？至于“代步”，我只有常常對不住我的兩腿。我常對我的“艷妻”說，我不過是家里的一個帳房先生，每次領(lǐng)得薪水到家，涓滴歸公，她當(dāng)著我的面前就支配給我看，這樣若干，那樣若干，常常不夠，看去已十分省儉，我又無法叫她緊縮，官署可以裁員，我又未便把那個兒子或家中人裁出去，只得說等到有版稅拿時再說，所以我的“艷妻”常拿“版稅”兩字和我開玩笑，因為我兩手空空，一來就拿“版稅”做盾牌。這種種屬于個人的事情，我原不愿說來糟蹋本刊的篇幅，不愿說而又說了一些出來，是要說明公私經(jīng)濟應(yīng)有嚴格的界限。本社平常對此點異常注意，凡與社中公事無涉的信件，記者向來不用社中的信箋信封，不耗費社中一分郵票，即其一例，不但記者如此，本社各同事都如此。我們的帳目，每半年必經(jīng)過會計師的嚴密查核，公私經(jīng)濟絕不容有絲毫的含混。愚意公私經(jīng)濟須嚴分界限，這是任何事業(yè)的基本條件，本社同人不過盡其分所應(yīng)爾罷了。至于所謂“大紅特紅之時代名人”，記者的工作專注于本社事業(yè)的范圍，絕不藉本刊為個人有所活動，“紅”與不“紅”，“名”與不“名”，非所愿問。

記者不以自己為窮苦，亦毫無怨懟自己窮苦的意思，且鑒于天災(zāi)人禍，萬眾流離，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同胞遍地皆是，我每自愧其享用之已為過分。非謂“窮苦”本身之有何可羨，惟當(dāng)此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每念大多數(shù)同胞水深火熱之痛苦，實不勝其歉疚愧怍，在我們個人方面多一分刻苦，也許可少一分不安，少一分罪戾。由此也可略略說到第二問題，即我們?nèi)鐬樯鐣哺＠τ谝环N事業(yè)，把它看作社會的事業(yè)，而非個人的事業(yè)，便覺值得奮勉；若不過為個人私利而孜孜，便感覺人生之毫無價值，所以我們應(yīng)力倡舍己為群的意志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