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赤塔后，又是遲滯不進。領(lǐng)事往北京，莫斯科兩方面所發(fā)電報，等來等去不得覆音。時時聽歐俄?？嗟膫餮浴＼囎右粫r沒有前進的希望。于是我們?nèi)酥杏职l(fā)生改變計劃的問題。在哈爾濱時亦因遲遲不行，想留哈研究俄文和共產(chǎn)主義，開春再定計劃。到此聽說赤塔亦可以找一私家（Pension）寄住，于是又發(fā)生這一計劃。想在赤塔住下，研究遠東共和國的政體及共產(chǎn)主義，俄文俄語也可以有練習(xí)的機會，這是我和宗武兩人的辦法。至于頌華呢，他不習(xí)俄文，就想回國。此行沿途都有阻滯，也真焦悶。幸而后來機會好，不然，目的地恐怕就此走不到了。

在此等待期間，除為社會生活調(diào)查之外，也曾訪問遠東政府的要人談話。最初我們在遠東電信通信社遇見一波蘭兵官，他稍懂得幾句英文。彼此談起來也很有趣。有一天我們在遠東電信通信社談著，和通信社里幾位記者說起中東路，他們說，我們最好見一見交通總長。波蘭人欣欣然的說道：“我介紹你們?nèi)ミh東共和國交通總長沙都夫（Chatoff）的辦公室，空堂堂的一間屋子，疏疏朗朗排著幾張椅子。波蘭人不脫帽子大氅，拖著泥腿的爛靴，一闖一闖的就進去了。他坐下，就伸手拿沙都夫桌子上的煙，說聲：“Mojeno？”（可以么？）就抽起來了。我和頌華兩人就和沙都夫談話。沙氏能說英國話，盛氣凌人的說：“請發(fā)問罷！”我們申述來意并說關(guān)于中東路問題，哈爾濱工黨聯(lián)合會會長也屢次和我們談及，我們表同情于革命的俄國勞動人民，總算還能代表他們正當(dāng)?shù)睦?，在中國輿論界上說幾句話，此來經(jīng)過赤塔，還要到莫斯科去呢，——愿意知道知道遠東新政府對于中國中東路的政策。他聽說著，“總長”的氣焰漸漸低下去，才和和氣氣的和頌華說：“中東路，赤塔政府決定主張以條約的形式歸還中國，中俄有密切的邦交，必須協(xié)力抵抗日本的帝國主義，中東路一旦落于日人之手，大非遠東各小弱國之福……。”我們辭別出來，第二天又由波蘭人介紹見食糧部總長葛洛史孟（Grosman）。葛氏很直率，有誠意，和我們解釋新政府在食糧上的社會政策：“俄國認中國為全世界最親密的友邦，愿意和中國為同盟國，——遠東共和國尤甚，——竭誠希望和中國通商，不過俄國因為久受封鎖，貨物甚少，容易發(fā)生投機商業(yè)，所以不得不以食糧等營業(yè)置于國家監(jiān)督之下。凡是商人都必須呈報存貨的數(shù)量，并受政府監(jiān)督賣價，中國商人如能遵守這兩條件，盡可自由營業(yè)。就是日本，亦可以和他通商，只要他拋棄侵略政策。商業(yè)之必須受政府監(jiān)督，并不是什么社會主義，——遠東國體本是民主共和國。不過投機商人私藏貨物，市面上缺乏的時候，再高價出售，貧苦的勞動人民，就要受餓……”葛氏一面和我們談話，一面辦公事，忙碌得不堪。我們同著波蘭人出來。波蘭人揚揚得意說道：“你看！我們這里非常之自由平等，‘我要見總長就見總長’，可不是么！”

當(dāng)時遠東共和國新成立，國民議憲大會方在召集，暫時只算臨時政府。外交總長克臘斯諾史赤夸夫（Krasnochtchekoff）兼國務(wù)總理。我們到赤塔已兩次求見，他正有病，不能會客。一九二一年一月二日，方是新年，忽有外交部部員傳信給我們，說總理請見。當(dāng)天晚上，我們到他家里就在外交部。融融的燈光，映著絲羅的帷幕，穿過客廳，轉(zhuǎn)入臥室，迎面來一晚裝輕盈的少婦，——克氏的夫人，說著很純熟的英語，和我們說，克氏有病，請勿過于多談，恐怕他勞神。我們進臥室之后，見克氏躺在臥榻，很魁梧的體干，剛直的面貌，不像俄國人，卻大有美國人的風(fēng)度。我們問他的問題，早已交給他秘書。他雖覺精神不十分振作，卻一一回答我們的問題，絲毫不棼；——最主要的意思是：“遠東政府，雖共產(chǎn)黨在內(nèi)，然依本國經(jīng)濟組織，決采共和民主政體，不日召集國會——‘國民立法大會’——著手于新國家之建設(shè)事業(yè)。遠東對蘇維埃俄國的關(guān)系，是一協(xié)約的同盟國，一切自主，唯外交得與莫斯科政府協(xié)商。對于中國，竭誠希望締結(jié)密切的友誼的條約……”其余無關(guān)緊要，已有頌華的通信，此地再多談，也無意味?？耸险勍路浅Ｖ\懇，說到意思重要的地方，雖言語喘急，還盡以英俄文重復(fù)再四解釋。時候已是九十點鐘，我們道謝告辭出來。秘書對我們說，他們的國民立法大會，是采普選制的，凡十八歲以上的男女，不論財產(chǎn)的多寡，都有選舉權(quán)，這次選舉，共產(chǎn)黨很有把握。

“社會生活切近的感受，再比之于‘外交式’的考察，使我得一結(jié)論：如其僅僅為政治外交上的交涉，大關(guān)節(jié)目的考察，或是有了‘抽象名詞愛’的社會調(diào)查家，那么，就是重要人物的談話，參觀，訪問也就足夠足夠了，——況且這是‘新聞記者’的責(zé)任；假使除此之外，還想為實質(zhì)社會生活的了解，要了解人類文化意義之切實隱掩的深處，以至于人生的價值，個人與社會間的精神物質(zhì)兩方面的結(jié)構(gòu)，那就不如以一無資格的‘人’，浸入于所要考察的社會里，一方面又得于考察時，提出自己的觀點，置之于可能的最高限度的客觀地位上，然后所得才能滿足自己的希望，寧可比較的不完全些，不廣泛些?！薄晕覜Q定從此多留意我自己冥求人生問題答案的目的，至于“新聞記者”的責(zé)任，只能在可能的我的精力限度以內(nèi)略略盡一些罷了。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到赤塔后，一晃又是十多天，雖則我們一方面為社會生活的調(diào)查，一方面做新聞記者“官樣的”事務(wù)，足以安慰我的“失業(yè)苦”，然而我們同領(lǐng)事同行，同住在一車上，談及中俄外交，所聆諸位領(lǐng)事的清教，又是“純粹的中國式答案”：一面說得太抽象的，無著落的結(jié)論——“貪”“廉”，“愛國”“賣國”，這公使是“好人”“壞人”；一面又說得太具體的，無原則的事實——“俄國人不請吃飯，看不起他，”“俄國不信他的話，什么什么事不和他表同意?！辈荒芑卮鹞?，中國外交界方面在某一時期，處什么地位，取什么態(tài)度。（譬如說：克倫斯基政府時，中國公使是中立，還是承認？）亦不能回答我，中國外交方面對俄革命有什么具體的意見，留俄華僑當(dāng)如何處置。（譬如說：陳領(lǐng)事去莫，將行使何種職務(wù)，負何等外交上的責(zé)任？）亦許他們掩藏，而實在我們自己也不懂。同時，日常一處起居，無謂的應(yīng)酬話：“我在北京那天打麻雀輸多少多少……”等，——這是我所謂中國式的實際社會生活，——因為彼此漸漸親狎，也就得費許多寶貴的光陰去聽他?？墒蔷椭袇s知道了中國外交界幾件逸事——笑話！

陳廣平領(lǐng)事在哈爾濱時，預(yù)先付印留俄華僑的護照。那一天護照印好了，印刷局的人送來，陳某趕緊慌慌張張匆匆忙忙的把他收起來，鎖好，又打開，打開又鎖上。到了晚上，陳某又把箱子打開，翻看護照，忽然拿著一張，一掀一掀的給劉守清看，說道：“到了莫斯科，這就是鈔票呵！”護照費的意義原來如此。我現(xiàn)在想象，他說這話時的笑容，還儼然如在目前呢。

那時的赤塔管尚平領(lǐng)事，以前在伊爾庫次克領(lǐng)館里，因為和館員分護照費不均勻，相打起來，因此撤差?，F(xiàn)在在赤塔和商會（華僑會）倒還合得攏。反正赤塔亦沒有別國領(lǐng)事，盡他一人，和遠東攪罷。我還記得他第一次和我談話，灰白色的頭發(fā)，皮笑肉不笑的臉，打著無錫調(diào)的官話，和我這常州人談話呢：“赤塔這樣亂，幸而好，僑商一毫沒受損失……幸而好，……哈哈哈！”唉！官僚！官僚！

這種絕對兩個世界的人，——無經(jīng)驗的青年和陳死人的官僚，——相處在一起，日日談些面是心非的話，精神上的痛苦，固然很大，卻還可以借此一窺中國舊生活的內(nèi)幕。赤塔的生涯也便如此。寒風(fēng)凜冽，西伯利亞的色彩已鮮明了；“民主共和的”中國的代表，亦決定日期起程前去，叩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俄國的大門了。一九二〇年完了；一九二一年開始了。赤塔車站上鮮明的中國國旗，時時映照“民主共產(chǎn)”的遠東之窮苦國民的顏色，他們寒顫顫擁著泥爛敝裘，挽著筐子籃子，對著“銀燭”高燒的中國專車，聞著“朱門”的酒肉臭呢。“中國人過年了?！痹谶@時卻還要些點綴，赤塔領(lǐng)事館和莫斯科領(lǐng)事循例道賀。這還不算。“中國的”消遣品——麻雀牌，牌九之類——非得請出來“以光佳節(jié)”不可！于是我更落于精神的監(jiān)獄里：一面不得不應(yīng)酬應(yīng)酬他們，一面心上掛念著種種須整理的材料。

赤塔共產(chǎn)黨委員會送我們許多書籍雜志，我在他們賭博的余暇中，勉強翻閱翻閱。所得如《俄羅斯共產(chǎn)主義黨綱》，如第三國際之雜志《共產(chǎn)國際》，《社會主義史》等，披閱一過，才稍稍知道俄共產(chǎn)黨的理論。新年過了，一月四日，啟程的諸事停妥，又開車西進。一切停滯的計劃都打消，安心向目的地進行罷。哈爾濱得空氣，滿洲里得事實，赤塔得理論，再往前去，感受其實際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