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論五言詩不起于李陵

比上一說歷史較長根據(jù)較多的，是李陵創(chuàng)五言之一說。這一說始于甚么時代，我們也很難考，不過班孟堅作《漢書》，大家補成的時候，還沒有這一說（可看《李陵傳》）。建安黃初時代有沒有這一說我們也沒有記載可考，而齊梁間人對這還是將信將疑的。所以劉彥和說“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后代”。

我們不信五言起于李陵一說有好幾層理由。（一）《漢書》記載蘇、李事甚詳，獨無李陵制五言詩一說，在別處也無五言詩起源之記載。（二）自李陵至東漢中世，時將二百年，為人指為曾作五言者，只有蘇武、李陵、班婕妤、傅毅數(shù)人，直到漢末然后一時大興，如五言已始于李都尉，則建安以前，蘇、李以后，不應(yīng)那樣零落。（三）現(xiàn)存五言樂府古詩無絲毫為西漢之痕跡，而“游戲宛與落”為人指為枚乘作者，明明是東京（玉衡指孟冬一句，為人指為西漢之口實，其實此種指證，與法國海軍官兵某以“日中星火”證《堯典》為真，同一荒唐）。（四）漢武昭宣時，楚調(diào)余聲未沫，此種絕整齊之五言體恐未能成熟產(chǎn)生。（五）最有力之反證，即《漢書》實載李陵別蘇武歌，仍是楚節(jié)，而非五言。（六）試取《文選》所指為蘇、李贈答詩者一看，皆是別妻之調(diào)，無一句與蘇、李情景合。如“俯視江漢流”明明不是塞北的話。

不過李都尉成了五言詩的創(chuàng)作者一個傳說也有他由來的道理。鳴沙山石室發(fā)見文卷中就存巴黎之一部分而論，什七八為佛經(jīng)及其他外國文籍，中國自著文籍不過什之一，而其中已有關(guān)于蘇、李故事者四五篇（記憶如此，不獲據(jù)目錄校之），可見李陵的故事在唐五代還是在民間很流行的?，F(xiàn)在雖然這李陵的傳說在民間已死了。而京調(diào)中的“楊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一切層次，尚且和李陵一生的關(guān)節(jié)相合，若楊四郎“在北國招了駙馬”等，又很像李陵，大約這個楊家故事，即是李家故事到了宋后改名換姓的（一種故事的這樣變法甚常見）。李陵故事流傳之長久及普遍，至今可以想見，而就這物事為題目的文學(xué)出產(chǎn)品，當然不少的（一個民間故事，即是一個民間文學(xué)出產(chǎn)品）。即如蘇、李往來書，敦煌石室出了好幾首，其中有一個蘇武是大罵李陵（已是故事的倫理化）。有一條罵他智不如孫權(quán)。這樣的文章自然不是蕭統(tǒng)及他的參訂學(xué)士大夫所取的，所以《文選》里僅僅有“子卿足下勤宣令德……”一文。這篇文極多的人愛他，卻只有幾個人說他，也許是李陵作的。大約自漢以及六朝，民間傳說李陵、蘇武的故事時，有些歌調(diào)，詠敘這事，如秦羅敷；有些話言，作為由他自己出，如秦嘉婦。漢末樂府屬于相和清商等者，本來多這樣，所以當時必有很多李陵的詩，蘇武的詩，如平話中的“有詩為證”。《水滸傳》中（原來也只是一種平話）宋江的題詩，宣和遺事的宋太宗詩，一個道理。如果這段故事敷衍得長了，也許吸收若干當時民間的歌調(diào)，而成一段一段的狀態(tài)，所以無名氏的別妻詩成了蘇武的別妻詩。這些詩靠這借用的故事流傳，后來的學(xué)士們愛他，遂又從故事中抽出，而真?zhèn)€成了蘇武的詩。此外很顯出故事性質(zhì)的蘇李詩，因為文采不艷，只在民間流行，久而喪失。原來古代的文人學(xué)士本不了解民間故事及歌曲的性質(zhì)，看見李陵故事里有作為李陵口氣的五言詩，遂以為李陵作五言詩；但最初也只是將信將疑，后來傳久了，然后增加了這一說的威權(quán)。

何以李陵故事這樣流行，也有一層道理，即李陵的一生縱使不加文飾也是一段可泣可詠的事實。李氏本是隴西士族，當時士大夫之望，不幸李廣那樣“數(shù)奇”，以不愿對簿而自殺。李陵少年又為甚多人器許，武帝愛他，司馬遷那樣稱贊他：“事親孝，與士信，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赴國家之急。”在當時的士人看去，李陵比當時由佞幸倡優(yōu)出身的大將，如衛(wèi)青、霍去病、李廣利，不可同年語的。偏偏遭際那樣不巧，至于“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而李降虜后，還是一個有聲色有意氣的人。有這樣的情形，自然可以成一種故事的題目。蘇屬國是個完節(jié)的人，是個堅忍而無甚聲采的人，拿他和李君親起來，尤其使這故事有聲色。天然造成的一個故事資料，所以便如此成就了。

東漢的故事現(xiàn)在只可于支支節(jié)節(jié)的遺文之中認識他的題目，如杞梁妻（《飲馬長城窟行》屬之）、秦羅敷（秋胡是其變說。秦嘉故事或亦是其中一節(jié)，將秦嘉為男子，遂為秦婦造徐淑之名）、李陵蘇武、趙飛燕（班婕妤故事大約附在內(nèi)）、王昭君等，多半有歌詞傳到現(xiàn)在。其中必有若干的好文學(xué)，可惜現(xiàn)在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