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委邵力子氏因國民對拱手讓地資敵的張學良氏被選監(jiān)委一事反對甚力，乃發(fā)表談話，力為張辯護。在我們國民看來，其措辭雖狡，但只須略加思索便知其謬，試逐點辟之如后：

邵氏劈頭就說“此次日軍突占遼吉，張學良在北平，事前不及防范”，輕輕用一個“突”字和“不及”兩字，便以為可將張氏的“不抵抗”罪名洗刷凈盡，但日軍侵占東北計劃，日文各報在事前喧傳者已幾個月，早成公開的秘密，何“突”之有？張氏在事前得報，誠有“防范”，不過“防范”方法是吩咐北大營的將士速將軍械裝入庫內(nèi)，以免沖突！并于臨時下令“日本人愛什么就給他什么”！專做“防范”的反面工夫，“及”“不及”更有什么關(guān)系？

邵氏又進而舉出張氏“在國家要為一種之功績”（亦邵氏語）：一是“張當十七年北伐將完成時……毅然易幟，完成國家統(tǒng)一”；一是“在東省種種之設(shè)施”。作表面上“易幟”，東北是否在實際上成為“國家統(tǒng)一”之真正一部分，所謂種種設(shè)施是否內(nèi)容腐敗不堪，由借日款而抵押，而斷送，姑置不論，即認為“有相當之努力”，但功罪應分明，是非應區(qū)別，賞者應賞，罰亦應罰；拱手將國土讓人，為民族造成千萬世奇恥大辱，此何等事？辛亥袁世凱曾表示贊同共和，后來擅訂“廿一條”，做皇帝，我們也可說他前有“功績”而寬恕他嗎？

邵氏末謂“愛國之國民，當亦必以期望之意，策張氏向前奮勉”，我們誠愿張氏能“帶罪圖功”，力謀御敵，但不愿他恬然“帶罪做監(jiān)委”，更不愿他“帶罪打高爾夫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