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諸君看到本期的《生活》時，最慘痛的“九一八”的國恥紀念日已到了目前，大家必都在痛心疾首悲憤痛慨的空氣中，尤其是和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勞苦大眾。

記者沈思默念，以為國恥可痛，僅僅做陰壽式的國恥紀念尤可痛。我國風俗有所謂做陰壽，想諸君都知道。替祖宗做陰壽的人家，并不希望死人復活，且于“壽”字的解釋也不求甚解，不過做給親戚朋友看看，在形式上表示對已死的祖宗并未淡漠，究竟淡漠與否，還是另一問題！關(guān)于我國和日本有關(guān)系的國恥紀念日，就其尤著名而較近的說，“五九”不夠有“五卅”，“五卅”不夠有“五三”，“五三”不夠有“九一八”，“九一八”不夠有“一二八”。除“九一八”的紀念是第一次遇著，其他的幾個五幾五幾，都成了老相知，到了日期照例紀念，紀念之后，政治依然，社會依然，什么都依然！和做陰壽的人家，陰壽盡管做，死人還是死人，有什么兩樣！

但是做陰壽似乎還沒有人干涉，國恥紀念能否容我們從容不迫的永續(xù)紀念下去，還成問題。我們看到《大公報》本月七日的“本市（天津）新聞”，最大標題是“市府奉令制止愛國運動”。小標題兩個：一個是“奉行政院令免貽口實”，還有一個是“公安、社會兩局派員查拿”。在當局也許是出于避免暴敵的苦心，但避免暴敵是否“免貽口實”所能奏效，固已成問題，而在平津已無自由紀念國恥之形勢，尤為鐵一般的事實。做陰壽式的國恥紀念已可悲，一直這樣依樣畫葫蘆的做下去，做了一個再來一個，來了一個再做一個，做到后來“國恥”不斷而甚至“紀念”亦有所不敢．其為可悲更何如？

記者的意思當然不是說國恥不該紀念，如把國恥忘卻，更無雪恥的時候。不過認為徒做陰壽式的國恥紀念，實伏有莫大的危機。不徒做陰壽式的國恥紀念則又奈何，請參看社友伏生先生在本刊七卷三十七期一文中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