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人民的報紙

在帝俄時代，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不能讀不能寫的。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后，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教育委員會的第一個命令就說：“每個真正民主的國家，在教育的部門，在無知與文盲最占人民中多數的國家里，它的第一個目的就是對于這種黑暗狀況的斗爭，它必須在最短期間辦到普及的寫讀能力?！痹谔K維埃制度下，人民開始學習寫字讀書，讀報，并在報上寫文章。因為，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蘇聯(lián)的每一個機關里都辦有它的報紙。

要辦真能適合人民需要的報紙，必須得到必要的紙和油墨的供給，以及印報用的印刷機。但是在一九一七年，即蘇維埃奪取政權的那一年，這些東西全在富有者的手里，——這些人有足夠的財富占有報紙，他們都是勞動的雇主。所以不足怪地在一九一八年第一次蘇維埃憲法里有這樣的幾句話：為著擔保工人的有效的言論自由起見，俄羅斯社會主義聯(lián)邦共和國禁絕報紙對于資本家的倚賴，把出版報紙、小冊子、書籍，及其他印刷品所必要的一切技術的物質資源，完全移交勞動階級和農民：并擔保這些出版物能在全國通行無阻。

當時蘇維埃政府深切地感到，出版自由，必須據有印刷機和其他出版報紙所必要的工具，才有存在的可能。所以只要印刷機和報紙存貨是握在富有者的手里，那只在富有者方面才有出版自由。要為勞動階級擔保有效的出版自由，必須把報紙的所有權給與勞動的人民，因此在革命初期就廢除了私營的報紙；用來代替的是人民自己的報紙，由工廠里的壁報到蘇維埃國家本身的報。

肅清文盲，并把印刷機移交給工作人民的組織：這個政策使報業(yè)的發(fā)展突飛猛進。在蘇聯(lián)今日，成年的公民能讀能寫的約占全體人民百分之九十。日報的每日銷數自一九一三年的二百零七萬份，發(fā)達到一九三四年的三千六百四十萬份，所已計劃的一九三七年的銷數是六千六百萬份。今日蘇聯(lián)日報在銷數上所受到的唯一的限制，是沒有夠用的紙量，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像讀物的供應這樣一個文化問題，也有著它的經濟的基礎。在今日莫斯科的任何晚間，約在五點鐘的時候，可以看到在街上列隊等買晚報的現(xiàn)象；一兩小時以后，所有報都要賣光。但這不是因為紙比舊俄的時候還要缺乏，卻是因為報的銷數已大大地增加。因為報紙的需要大增，所以來源不夠供給。

如認為上面所說的銷數廣大的大報就能完全代表蘇聯(lián)的報，這也是錯誤的。因為除了全國的和各地的日報之外，還有工廠的報和單張的新聞報告，以及隨時可見的壁報。講到日報，我們不要忘卻這一切由工廠里的壁報到全國的日報：《新聞報》，政府的機關報；《真理報》，黨的機關報；《勞動報》，職工會的機關報。

有幾個月，當時我在莫斯科工作，我擔任過一個壁報的編輯。如和英國的任何一種日報或雜志的編輯職務比較，在蘇聯(lián)主持出版物的工作是特殊繁重的，因為做這樣的一個編輯，無論是對于一個工廠的壁報，或是全國性的日報，有種種責任，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日報編輯所有的。

我們在英國每隔幾時可以讀到我們報上的讀者通信欄。我們知道讀者在這一欄可以發(fā)表他們對于世間可有的每一個題目的意見，瑣屑的例子，可由討論史密斯這個名字的來源，到約翰先生在威應布頓所聽到的夜鶯聲，究竟是否某著名報紙的一位讀者第一次或第二次聽到的。我們也知道，在編輯方面，他的唯一的職務是只要把最有趣的信登出來，遇著熱烈的爭論有控制不住的樣子，只要突然阻止它，附登一個短簡，說“關于此事的通信現(xiàn)在停載”，就算完事。

一個蘇聯(lián)報紙的編輯委員，無論是屬于一個工廠的壁報，或是屬于政府的機關報《新聞報》，對于讀者的通信都不能用這樣輕率的方法對付。因為在蘇聯(lián)的日報，由最小的到最大的，編輯委員里面有幾位是用他們的全部工夫細閱讀者的訴苦信，調查這些信所訴說的情形；倘若他們的苦痛是真確的，還要設法補救他們的苦痛。

例如一個工人也許寫一封信給壁報，說他因病離職以后，沒有受到他所應受的全部分的工資。又一個工人也許寫一篇短文，說有某工頭到廠做工時帶著酒醉的樣子，寫的人也許還要在信里附一張關于這個工頭的漫畫！還另有一個工人也許說，在某部機器上的保險器不適當；還另有一個工人也許寫信說，盡管繼續(xù)提出要求，廠里的管理處仍然延擱關于原料的供給，結果使工人的業(yè)務也不得不延擱起來。

壁報的編輯部收到了這些批評廠內生活的信件之后，它的責任不僅是把這些信發(fā)表出來，而且還要調查信內所訴說的事情；發(fā)表原信的時候，還要附注已用什么辦法解決信里所提的問題。如果所遇的問題是關于保險費的失當，他們便請社會保險代表調查。倘若他認為并沒有什么不公平的情形，他們也要請他寫一個短信答復。倘如果有不公平的情形，那末編輯部便須聲明這件事已代糾正。關于上面所說的那個工頭，倘若事實果如所說，那末那篇短文和所附的漫畫必然要登出來的，還要附上編輯部的嚴厲的評語，可能地還要請廠里管理處采用維持紀律的辦法。關于上面所提及的機器上保險器的問題，這是職工會所派的保衛(wèi)勞工代表的事情，他們也要請他對于此事有所說明。最后講到工廠管理處延擱原料供給，這件事要編輯部自己用全力督促管理處采用必要的步驟，按時供給原料，由此避免延擱的弊病。

這樣看來，可見一個壁報編輯部的任務不僅是出版報，也要調查訴苦，并設法解除苦痛；這樣使報紙成為人民的一種有效的工具，用來爭取種種更好的狀況。關于這一點，蘇聯(lián)的全國性的報，和地方性的報，也沒有什么差異。

也許有許多讀者記得，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正在實行的幾年里面，在英國報上，可以看到關于蘇聯(lián)的工廠對于計劃出產失敗的傷心故事。尤其使同情蘇聯(lián)的英國讀者駭異的，是蘇聯(lián)本國的材料被引證著，作為這些故事的根據。例如我們在報上可以看到，在斯達林格勒工廠里，一日有兩輛拖曳車可造成，第二天三十輛，隨后一百輛，隨后因為生產上某些程序有錯誤，全部業(yè)務延滯，竟又回到一日兩輛。英國報上的評論便要無情地指出，說“這些俄國人”永遠不能學會使用機器，所以全部五年計劃是慘敗。

但是不管有這樣不利的評論，不管或者因為蘇聯(lián)報紙自己完全公布斯達林格勒工廠以及其他宏大的新工廠的種種困難，他們仍然可以渡過難關。如果我們對于當時鬧得滿城風雨的那種種事實，作更深刻的研究，我們便要發(fā)覺，隨著第一次五年計劃的那一切困難和混亂，并不一定是蘇聯(lián)所特有的狀況，也在其他任何地方每個新的大工廠里，以種種形式出現(xiàn)。在蘇聯(lián)的這種工廠和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相類的工廠，這二者之間的基本的差異是：在蘇聯(lián)，他們的每一困難，都公布在報上；而在資本主義的狀況之下，同一困難卻被完全掩沒起來，不許公布。

假使有一個新的福特廠，已開工之后，在幾個星期里面所造成的產品只是原計劃的一半。又假使這個消息泄漏到報上。這便要使福特有限公司的股價大落；這個公司的信用大受影響；結果發(fā)生恐慌。這樣的恐慌，在某些事例里，竟可以使剛才發(fā)動第一個工廠的新公司被毀而不能再存在。

但是這同樣的每一困難，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是被掩沒的，因為它要破壞公司的名譽，而在蘇聯(lián)卻可在報上完全公布，讓人知道。因為使全體人民不但注意滿意的事情，也注意不滿意的事情，蘇聯(lián)的報紙由這樣的方法，刺激公民努力改善，結果反使全社會受到利益。

由于這樣政策的結果，所以在蘇聯(lián)報上，關于一切營私舞弊的最可怖的故事，都可以公布出來。我記得在幾年前，在英國有個反蘇的宣傳機關編行一種小冊子，里面并排引證兩個報上的記載，一個是英文刊物《今日的俄國》，還有一個是蘇聯(lián)的職工會機關報——《勞動報》。例如在《今日的俄國》里有這樣的記載，有一千個新的托兒所，為著勞動階級的母親建立起來了。而從《勞動報》上卻被引證著一般可怕的故事，說怎樣在一個城鎮(zhèn)里（假定說是明斯克），有一個“鐵錘和鐮刀”工廠，那里設立了一個新托兒所，地板是潮濕的，在附近的地方有個豬欄，臭味薰蒸到全所。這個小冊子特把一連串這樣的可怖的情形，由《勞動報》上搜集出來；在《勞動報》是把這些事實舉作例子，指摘某個職工會的組織，或某個工廠的當局在工作上的可恥；而這個小冊子卻用來抵消《今日的俄國》所述的影響一萬萬七千萬人的宏大的發(fā)展，而所用來抵消的可恥的失敗故事，最多影響到一千人。蘇聯(lián)的報上所以引述這些故事，目的是在使這樣的混亂情形減少到最低限度，和編刊這個小冊子的動機完全不同。

蘇聯(lián)的公民寫信給在蘇聯(lián)的一個報紙，他心里明白，在表示他的意見里面，他將要發(fā)動一些動作，假使他所訴說的情形是正確的，這一些動作便能解除他所訴的苦痛。這樣，蘇聯(lián)的公民享受有效的發(fā)表意見，有兩種性質。第一，他能在報上訴說的事情，如在別的國家，一個尋常的工人是不可能作這樣的批判的。第二，他知道，在他訴說了之后，有關系的當局會在行動上注意這種苦痛的解除。

我說尋常的工人在別的國家里，不能公開表示關于重要的訴苦意見，像在蘇聯(lián)可有無數的方法在報上發(fā)表。我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心目中有這樣的事實：在英國今日，倘若我對于一個公司或一個機關的服務情形，或對于一個個人的工作，要表示不滿意，我沒有權利喚起輿論對于此事的注意。因為在英國，要發(fā)表對于一個人或一個機關的不滿，無論是怎樣正當的，倘若這似乎是要妨礙他們的營業(yè)或名譽，這是被視為毀謗，可被依法起訴的。不但私營的公司能掩沒在蘇聯(lián)報上可以發(fā)表的那種困難（如上面所說的斯達林格勒工廠的例子），就是尋常的公民，對于各種機關和官吏有所不滿，也不能通過報紙，喚起輿論對于此事的注意。唯一可能的行動是訴訟，但是訴訟的費用浩大，只有富有者的主要的冤抑才能用這樣的方法解決。

這樣看來，蘇聯(lián)的報紙能發(fā)表兩種批判，多少都是英國報上所沒有的：對于各種公務機關工作的批判；對于負責人的工作的批判。這兩種批判，在一個私營工廠的國家里，都于有關的公司有損害的，于雇主對于工人的權威也有損害的，所以是被禁止的。

在前面我們討論工廠壁報的時候，曾提出關于管理和編輯職務的問題。我們知道工廠壁報的編輯是由職工會委員會委任的，這委員會是由工人選出來的，它對工人負責。至于全國性的報紙，是怎樣管理的呢？

工廠里的壁報是職工會在該廠里的機關報。《新聞報》、《真理報》、或《勞動報》，是蘇聯(lián)的三個主要的全國性的報紙。在原則上，工廠壁報的管理和《新聞報》、《真理報》、或《勞動報》的管理，其間沒有什么差異。因為在蘇聯(lián)，一切報紙都握在工作人民的組織的手里：例如在一方面，有他們的工廠職工委員會；在別一方面，有他們的全國職工會總部，和他們的黨的中央委員會。在工廠里，壁報的編輯是由該廠的職工會所委任，對該廠的職工會負責。講到全蘇聯(lián)的范圍，全蘇聯(lián)的職工會有一個中央機關報，即《勞動報》；這個報的編輯是由蘇聯(lián)職工會總部委任的，他對職工會總部負責。《莫斯科晚報》的編輯是由莫斯科蘇維埃所委任，他對莫斯科蘇維埃負責。全蘇聯(lián)政府的機關報，即《新聞報》，它的編輯是由蘇聯(lián)政府所委任，他對蘇聯(lián)政府負責。《真理報》是蘇聯(lián)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它的編輯是由黨的中央委員會所委任，對黨的中央委員會負責。

除了各職工會的、各地蘇維埃的、以及全蘇聯(lián)政府的無數的出版物，連同政府各部和黨的無數的出版物，還有許多其他的出版物——周刊和月刊——由國立出版局發(fā)行；還有兒童的期刊，由兒童出版局發(fā)行。此外還有許多各種各式的出版物，由種種組織出版。但是這一切組織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它們都是對人民負責的組織，并不是富有的個人所私有的，為著利潤而經營的公司。

我們必須首先了解蘇聯(lián)報紙的管理的本質，然后才能明白：蘇聯(lián)憲法所保障的“出版自由”，和今日在英國的“出版自由”，彼此間實有絕對的基本差異。倘若我們檢查英國今日報紙的發(fā)行情形，便可發(fā)現(xiàn)有最大多數的日報、周刊、和月刊，都是私有的財產，為著利潤而經營的，是那些有足夠的財富辦報的人們所私有的。就是《每日傳知報》 ，其中有大多數的股子被一個聯(lián)合股份公司所有，也應該歸入這一類。和這個報相對的有英國共產黨所辦的《每日工人報》和合作運動社所辦的《雷諾爾報》（“Reynold's Newapaper”），是在英國僅有的，可以自承是代表工人階級組織的全國性的報紙?？墒怯嗣窭锩鎱s有百分之七十五是工資勞動者，而可以自承代表他們的報紙卻只有這一些。除大報外，還有種種小的周刊和月刊，職工會和合作運動的刊物只占著全數里的一小部分。我們試看看車站上的任何書攤，或跑進任何報紙代派處，我們又可以發(fā)現(xiàn)，在那里售賣的最大多數的出版物并不是工作人民的組織所出版的（所謂工作人民即工資勞動者，占英國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卻是最少數人所出版的，這最少數人僅占英國全人口中百分之一，可是他們在實際上卻據有了英國的報紙。

在英國，如和法西斯的國家比較起來，那當然有個絕對真確的事實，就是英國勞動階級的組織有權利出版他們自己的報紙和雜志，所需的條件是他們有著必要的經費。在這個限度內，他們是比法西斯主義之下的情形好些。但是我們如看看一般的書攤，或看看英國今日所出版的報紙名單，便可以看出，今日實際上存在著的出版自由，是有利于財產所有者，反對大多數人民（即工資勞動者）的組織。

在蘇聯(lián)，“為著工作人民的有效的言論自由起見”，報紙已由私人的手里移交到工人、農民、和士兵的組織。我們在前面已經敘述過這種所有權移交后所得的結果。我們也已看到，蘇聯(lián)的工作公民有兩種途徑享受有效的言論自由，不是在別的國家里工作公民所享受得到的。第一，報上的材料是由他寫的，不是少數特權階級的人寫來給他看的；第二，他所寫的是有實際的效力，因為能由此引起具體的行動，來消除營私舞弊，惡劣習慣，無效率，和不公平的情形。和別的國家比較起來，蘇聯(lián)的工作公民所享受的言論自由是有著兩面效力的工具，好像雙鋒的利劍一樣，用來反對那些由于惡意或懶惰，忽略或單純的無效率，阻礙人民一般物質和文化水準提高的人們。蘇聯(lián)的報紙真夠得上稱為民主的。

講到這一點，也許有某些讀者要插問這句話：“哦，但是在蘇聯(lián)并沒有反對的報紙，這可算是民主嗎？”這句話的回答是別一個問題：“什么是反對？”如果你的意思說，所謂“反對”是指公開揭發(fā)每一種的不公平、營私舞弊、和無效率，揭發(fā)不能稱職的個人，那末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批判在蘇聯(lián)是存在著，其程度非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所能及。但是如果在別一方面，你的意思是指在一個蘇聯(lián)的報紙上可以有發(fā)表反蘇維埃的意見之權利，或是指在一個蘇聯(lián)職工會的報紙上可有發(fā)表反職工會的意見之權利，那末這種“反對”不是蘇聯(lián)報紙的編輯所允許的。但是這種“反對”也不是其他地方任何民主團體的正式機關報所允許的。任何一個社會團體所辦的報紙，都不允許采用與該團體的利益相反的政策；猶之乎一個私人所有的報紙，也不能違反老板的意志。報界大王不會允許他的報紙反對他的政策；在英國，職工會所辦的刊物也要代表該團體說話，不許違反該團體的意見。如果要求蘇聯(lián)的報紙反對蘇維埃的政策，這種要求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向任何報紙?zhí)岢龅?，無論這報紙是私有的，或者是依民主的方法而為公共所有的。要求報紙違反它的所有者的政策，而不表現(xiàn)它的所有者的政策，這是可笑的請求。唯一嚴重的問題是：在蘇聯(lián)，誰是所有者？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蘇聯(lián)的人民自己，通過他們自己的組織，成為所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