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學之中心在《公羊》，而《公羊》家言，則真所謂“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何休《公羊傳注自序》），自魏晉以還，莫敢道焉。今《十三經(jīng)注疏》本，《公羊傳》雖用何注，而唐徐彥為之疏，于何義一無發(fā)明?！豆颉分蔀榻^學，垂二千年矣。清儒既遍治古經(jīng)，戴震弟子孔廣森始著《公羊通義》，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學者不宗之。

今文學啟蒙大師，則武進莊存與也。存與著《春秋正辭》，刊落訓詁名物之末，專求所謂“微言大義”者，與戴、段一派所取途徑，全然不同。其同縣后進劉逢祿繼之，著《春秋公羊經(jīng)傳何氏釋例》，凡何氏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如“張三世”、“通三統(tǒng)”、“絀周王魯”、“受命改制”諸義，次第發(fā)明。其書亦用科學的歸納研究法，有條貫，有斷制，在清人著述中，實最有價值之創(chuàng)作。

段玉裁外孫龔自珍，既受訓詁學于段，而好今文，說經(jīng)宗莊、劉。自珍性宕，不檢細行，頗似法之盧騷；喜為要眇之思，其文辭俶詭連犿，當時之人弗善也。而自珍益以此自憙，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晚歲亦耽佛學，好談名理。綜自珍所學，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僅引其緒而止，又為瑰麗之辭所掩，意不豁達。雖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jīng)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然今文學派之開拓，實自龔氏。夏曾佑贈梁啟超詩云：“人（龔）申受（劉）出方耕（莊），孤緒微茫接董生（仲舒）?！贝搜浴敖裎膶W”之淵源最分明。擬諸“正統(tǒng)派”，莊可比顧，龔、劉則閻、胡也。

“今文學”之初期，則專言《公羊》而已，未及他經(jīng)。然因此知漢代經(jīng)師家法，今古兩派，截然不同；知賈、馬、許、鄭，殊不足以盡漢學。時輯佚之學正極盛，古經(jīng)說片語只字，搜集不遺余力，于是研究今文遺說者漸多。馮登府有《三家詩異文疏證》，陳壽祺有《三家詩遺說考》，陳喬樅有《今文尚書經(jīng)說考》、《尚書歐陽夏侯遺說考》、《三家詩遺說考》、《齊詩翼氏學疏證》，迮鶴壽有《齊詩翼氏學》，然皆不過言家法同異而已，未及真?zhèn)螁栴}。道光末，魏源著《詩古微》，始大攻《毛傳》及《大小序》，謂為晚出偽作。其言博辯，比于閻氏之《書疏證》，且亦時有新理解。其論《詩》不為美刺而作，謂：“美刺固《毛詩》一家之例，……作詩者自道其情，情達而止，……豈有歡愉哀樂，專為無病代呻者耶？”（《詩古微·齊魯韓毛異同論中》）此深合“為文藝而作文藝”之旨，直破二千年來文家之束縛。又論詩樂合一，謂：“古者樂以詩為體，孔子正樂即正詩?！保ㄍ斗蜃诱龢氛摗飞希┙阅茏詣?chuàng)新見，使古書頓帶活氣。源又著《書古微》，謂不惟東晉晚出之《古文尚書》（即閻氏所攻者）為偽也，東漢馬、鄭之古文說，亦非孔安國之舊。同時邵懿辰亦著《禮經(jīng)通論》，謂《儀禮》十七篇為足本，所謂古文《逸禮》三十九篇者，出劉歆偽造。而劉逢祿故有《左氏春秋考證》，謂：此書本名《左氏春秋》，不名《春秋左氏傳》，與《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同性質(zhì)，乃記事之書，非解經(jīng)之書；其解經(jīng)者，皆劉歆所竄入，《左氏傳》之名，亦歆所偽創(chuàng)。

蓋自劉書出而《左傳》真?zhèn)纬蓡栴}，自魏書出而《毛詩》真?zhèn)纬蓡栴}，自邵書出而《逸禮》真?zhèn)纬蓡栴}。若《周禮》真?zhèn)危瑒t自宋以來成問題久矣。初時諸家不過各取一書為局部的研究而已，既而尋其系統(tǒng)，則此諸書者，同為西漢末出現(xiàn)，其傳授端緒，俱不可深考，同為劉歆所主持爭立。質(zhì)言之，則所謂古文諸經(jīng)傳者，皆有連帶關(guān)系，真則俱真，偽則俱偽。于是將兩漢今古文之全案，重提覆勘，則康有為其人也。

今文學之健者，必推龔、魏。龔、魏之時，清政既漸陵夷衰微矣，舉國方沈酣太平，而彼輩若不勝其憂危，恒相與指天畫地，規(guī)天下大計?？甲C之學，本非其所好也，而因眾所共習，則亦能之；能之而頗欲用以別辟國土，故雖言經(jīng)學，而其精神與正統(tǒng)派之為經(jīng)學而治經(jīng)學者則既有以異。自珍、源皆好作經(jīng)濟談，而最注意邊事。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議》，至光緒間實行，則今新疆也，又著《蒙古圖志》，研究蒙古政俗而附以論議（未刻）。源有《元史》，有《海國圖志》。治域外地理者，源實為先驅(qū)。故后之治今文學者，喜以經(jīng)術(shù)作政論，則龔、魏之遺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