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教詩明志

論“詩言志”的不會忘記《詩大序》，《大序》云：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fā)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前半段明明從《堯典》的話脫胎?！洞笮颉吠忻酉?，而與《毛傳》一鼻孔出氣，當作于秦、漢之間。文中說“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卻又說“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又說“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正義》云：“情謂哀樂之情”，“志”與“情”原可以是同義詞；感于哀樂，“以風其上”，就是“言志”。“在心”兩句從“詩言志”“志以發(fā)言”“志以定言”等語變出，還是“詩言志”之意；但特別看重“言”，將“詩”與“志”分開對立，口氣便不同了。此其一。既說“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又說“情發(fā)于聲”，可見詩與樂分了家。此其二?！罢檬А笔谦I詩陳志之義，“動天地，感鬼神”，似乎就是《堯典》的“神人以和”。但說先王以詩“美教化，移風俗”，卻與獻詩陳志不同；那是由下而上，這是由上而下。也與賦詩言志不同，賦詩是“為賓榮”，見己德——賦詩人都是在上位的人。此其三。獻詩和賦詩都著重在聽歌的人，這里卻多從作詩方面看。此其四?？偠灾@時代詩只重義而不重聲，才有如上的情形。還有，陸賈《新語·慎微》篇也說道：

故隱之則為道，布之則為文（衍文？）詩；在心為志，出口為辭。

“出口為辭”更見出重義來。而以詩為“道”之顯，即以“布道”為“言志”，雖然也是重義的傾向，卻能闡明“詩言志”一語的本旨。

詩與樂分家是有一段歷史的。孔子時雅樂就已敗壞，詩與樂便在那時分了家。所以他說：“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論語·陽貨》）。又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詩與禮樂在他雖還聯(lián)系著，但已呈露鼎足三分的形勢了。當時獻詩和賦詩都已不行。除宴享祭祀還用詩為儀式歌，像《儀禮》所記外，一般只將詩用在言語上；孔門更將它用在修身和致知——教化——上。言語引詩，春秋時就有，見于《左傳》的甚多。用在修身上，也始于春秋時?！秶Z·楚語》上記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篇，士亹問于申叔時，叔時道：

……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

韋昭解云：“導，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公之屬，諸詩所美者也?！薄耙髌渲尽敝甘芙倘酥?，就是讀詩人之志；“詩以言志”，讀詩自然可以“明志”。又上引范文子論賦詩，從詩語見伯有等為人，就已包含詩可表德的意思，到了孔子，話卻說得更廣泛了。他說：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陽貨》）

“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是將詩用在致知上；“詩”字原有“記憶”“記錄”之義，所以可用在致知上。但這與“言志”無關，可以不論。興觀群怨，事父事君，說得作用如此廣大，如此詳明，正見詩義之重。但孔子論詩，還是斷章取義的，與子貢論“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學而》），與子夏論“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八佾》）可見；不過所取是喻義罷了。又，孔子惟其重詩義，所以才說：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

后來《禮記·經(jīng)解》篇的“溫柔敦厚，詩教也”，《詩緯·含神霧》的“詩者持也”，《漢書》卷二十二《禮樂志》的“省其詩而志正”，卷三十《藝文志》的“詩以正言，義之用也”，似乎都是從孔子的話演變出來的?！对姶笮颉匪f“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也是從興觀群怨，“事父事君”等語演變出來的。儒家重德化，儒教盛行以后，這種教化作用極為世人所推尊，“溫柔敦厚”便成了詩文評的主要標準。

孟子時古樂亡而新聲作，詩更重義了。他說：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萬章》上）

又說：

頌（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上）友也。（《萬章》下）

“以意逆志”是以己意己志推作詩之志；而所謂“志”都是獻詩陳志的“志”，是全篇的意義，不是斷章的意義。“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是反對斷章的話。孟子雖然還不免用斷章的方法去說詩，但所重卻在全篇的說解，卻在就詩說詩，看他論《北山》、《小弁》、《凱風》諸篇可見（《告子》下）。他用的便是“以意逆志”的方法。至于“知人論世”，并不是說詩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頌詩”“讀書”與“知人論世”原來三件事平列，都是成人的道理，也就是“尚友”的道理。后世誤將“知人論世”與“頌詩讀書”牽合，將“以意逆志”看作“以詩合意”，于是乎穿鑿傅會，以詩證史。《詩序》就是如此寫成的。但春秋賦詩只就當前環(huán)境而“以詩合意”。《詩序》卻將“以詩合意”的結(jié)果就當作“知人論世”，以為作詩的“人”“世”果然如此，作詩的“志”果然如此；將理想當作事實，將主觀當作客觀，自然教人難信。

先秦及漢代多有論“六經(jīng)”大義的?！肚f子·天下》篇云：

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对姟芬缘乐荆稌芬缘朗拢抖Y》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這也許是論“六經(jīng)”大義之最早者。“道志”就是“言志”——《釋文》說，道音異，雖本于《周禮·大司樂》，卻未免迂曲。又《荀子·儒效》篇云：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对姟费允?，其志也?！稌费允?，其事也?！抖Y》言是，其行也?！洞呵铩费允?，其微也。

這與《天下》篇差不多；但說《詩》只言圣人之志，便成了《詩序》的淵源了。又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云：“詩道志，故長于質(zhì)。禮制節(jié)，故長于文。……”近人蘇輿《義證》曰：“詩言志，志不可偽，故曰質(zhì)”，質(zhì)就是自然。又《漢書·司馬遷傳》引董仲舒云：“詩以達意”，“達意”與“言志”同。又《法言·寡見》篇云：“說志者莫辨乎詩”，“說志”也與“言志”同。這些也都重在詩義上。

詩既重義，獻詩原以陳志，有全篇本義可說。賦詩斷章，在當時情境中固然有義可說；離開當時情境而就詩論詩，有些本是獻詩，也還有義；有些不是獻詩，雖然另有其義，卻不可說或不值得說，像《野有蔓草》一類男女私情之作便是的。這些既非諷與頌，也無教化作用，便不是“言志”的詩；在賦詩流行的時候，因合樂而存在。詩樂分家，賦詩不行之后，這些詩便失去存在的理由，但事實上還存在著。為了給這些詩找一個存在的理由，于是乎有“陳詩觀風”說?！抖Y記·王制》篇云：

歲二月，（天子）東巡守，至于岱宗，……覲諸侯。……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鄭玄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笨追f達《正義》云：“乃命其方諸侯大師，是掌樂之官，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其政令之善惡?！笨渍f似乎較合原義些。

自然，若要進一步考查那些詩的來歷，“采詩”說便用得著了。《漢書·藝文志》云：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fā)。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采詩有官，這個官就是“行人”?！稘h書》二十四上《食貨志》云：

冬，民既入，……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洗褐?，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

這樣，采詩的制度便很完備了。只看“比其音律”一語，便知是專為樂詩立說；像《左傳》里“城者謳”“輿人誦”那些徒歌，是不在采錄、陳獻之列的。這是什么原故呢？原來漢代有采歌謠的制度，《藝文志》云：

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

徐中舒先生指出采詩說，便是受了這件事的暗示而創(chuàng)立的；那么，就無怪乎顧不到《左傳》里那些謳、誦等等了?！锻踔啤菲鲇跐h儒之手，是理想，非信史，“陳詩”說也靠不住。“陳詩”“采詩”雖為樂詩立說，但指出“觀風”，便已是重義的表現(xiàn)。而要“觀風俗，知得失”，就什么也得保存著，男女私情之作等等當然也在內(nèi)了。這類詩于是乎有了存在的理由。

《詩大序》說“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稘h書》所謂“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fā)”，“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以及“各言其傷”，其實也是“吟詠情性”，不過“吟詠”的人不一定是“國史”，也不必全是“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罷了?！耙髟伹樾浴痹阎刈髟娙耍鳚h時《韓詩》里有“饑者歌食，勞者歌事”的話，更顯明的著重作詩人，并顯明的指出詩的“緣情”作用。但《韓詩·伐木》篇說云：

《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

說到“朋友之道”，可見所重還在諷，還在“以風其上”。班氏的話，與“歌食”“歌事”義略同，但歸到“以觀風俗”，所重也還在“以風其上”。兩家論到詩的“緣情”作用，都只是說明而不是評價?！斗ツ尽菲舨魂P涉到朋友之道的完缺，“歌事”便無價值可言。詩歌若不采而陳之，“哀樂之心”“歌詠之聲”又有何用？可見這類“緣情”的詩的真正價值并不在“緣情”，而在表現(xiàn)民俗，“以風其上”。不過獻詩時代雖是作詩陳一己的志，卻非關一己的事。賦詩時代更只以借詩言一國之志為主；偶然有人作詩——那時一律稱為“賦”詩——，也都是諷頌政教，與獻詩同旨?？傊姌凡环旨业臅r代只著重聽歌的人；只有詩，無詩人，也無“詩緣情”的意念。詩樂分家以后，教詩明志，詩以讀為主，以義為用；論詩的才漸漸意識到作詩人的存在。他們雖還不承認“詩緣情”的本身價值，卻已發(fā)見了詩的這種作用，并且以為“王者”可由這種“緣情”的詩“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那么“緣情”作詩竟與“陳志”獻詩殊途同歸了。但《詩大序》既說了“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又說“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又說“吟詠情性”；后二語雖可以算是“言志”的同義語，意味究竟不同?！洞笮颉返淖髡咚坪蹩闯觥把灾尽币徽Z總關政教，不適用于原是“緣情”的詩，所以轉(zhuǎn)換一個說法來解釋。到了《韓詩》及《漢書》時代，看得這情形更明白，便只說“歌食”“歌事”，只說“哀樂之心”，“各言其傷”，索性不提“言志”了?？梢姟把灾尽备熬壡椤钡降變蓸?，是不能混為一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