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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字和象形字的比較

國粹與國學 作者:許地山


拼音字和象形字的比較

許多年來,我們一向沿用著漢字,因為用慣了,對于它也就不感覺到有什么特殊困難的地方。但是,現(xiàn)世界文明的進步和科學的昌明,知識的范圍比前寬廣了幾十倍,我們發(fā)現(xiàn)原有求知的工具——漢字——落后了,落后的最大原因,就是費時。

語言和文學都是表情達意的工具,有著密切的關系。古人傳達思想的方法,只有在高地或隱蔽處呼喊,以表示“我在這里”或此地有什么等。一般禽獸在喜歡或驚愕時,必定發(fā)聲告訴它的同伴。世界上許多低等動物如:蟻,魚,龜……是不能發(fā)聲的。唯有高等脊椎動物才能夠發(fā)聲,這些聲就是語言的起源。所以語言的起始只是表示情感,如蛙在繁殖時常常發(fā)聲表示它的情感。再進,則有表示意志的,如馬被人強迫牽走的時候,每發(fā)出申訴的聲音。更進,就是用聲音來傳達心思。但這是不容易的事情,必須有完備的發(fā)聲器官和能夠精密的思想。有些家畜經過人們的訓練,也能夠發(fā)一些表示心思的聲,我們是可以看得到的。但一般動物就很少能夠用聲音來表示思想。

人類語言發(fā)展的原則和獸類相同,初時只有一些感嘆詞如嗚呼,噫嘻這一類。學童初學作文的時候,總是好用這一類的感嘆詞,這就因為在他們簡單的頭腦中,最易觸發(fā)他們要表示出來的就是這一類含有豐富情感的聲。

物我的分辨,也是語言的要素,講話全是一種抽象的概念,非必有些實物。譬如說花,則花有許多種。未必知是什么花,但對于花的概念是有的。

在初時,不能有許多名詞就因為沒有許多思想。

生理的關系,是語言的第一條件,口的器官,并不容易控制。動物的口大,腦小,顎長,唇闊,所以發(fā)聲不便。原始動物不易控制其唇,常以頰腮的動作來表示情感,人類常有露齒作冷笑為鄙棄他人的表示,人種學家認為這是原始動物惡意的表情。

動物的聲帶張弛的管制不很靈活,因為它不怎樣需有語言。人類因多需語言,所以口部的構造較為完備,聲帶的張弛也很自由。這也是生理對語言的影響。

語言的第二條件是社會性,生理的條件之外,就因為社會關系。

猩猩具有與人同樣的器官,但何以不會說話?這因為它們社會關系少,表情簡單。

人類所以能夠說話,是因為他的祖先從哺乳動物棲到樹上之后,又不滿足而再走下地面來,人類就因為下樹之后語言的需要增加起來,于是就在洞穴里陶冶他們的言語技能(這一個過程對于人類文明的意義是很重大的)。

最初的說話并非單靠以手指動作,故語言的起始是動作與聲音的混合表示,所以諧音的造成文字的要素,語言的初期,實在是諧音和象形同起的。

古人記事方法靠圖畫,文字有一個時期被稱做助記時期。當時的人遇著事情就畫些助記文字。從那些圖文上可以得到事物的概念,但沒有讀音,或可以確定說出它所表示的意義。畫人常常依著自己的意思來畫,不一定畫整個的圖形。原始的助記文字雖較結繩進步,但只可稱為半象形,現(xiàn)在美洲的紅印度人中還有用它的。

過此時代,進而為象形,象形字以中國的比較好些,后來繪畫者為節(jié)省空間時間起見,所繪之形,只取側面的一部份,但求會意,所以當時的字,實際兼有象形和會意兩個意義,以后更進為純表義的。但這種象形字畢竟有限度,意義過多就無可表述。字的產生是因為需要而造的,又因為應用方便而改變。唐朝以前,人多造字,唐朝以后就很少人造字,現(xiàn)時所存的字,多為唐人所定,已經不是古代的字了。在宋朝,制作文字已被認為是皇帝的專權,人民不能隨便制造,從此以后誰也不敢擅自制字了。

我國通用的字約五千左右,但字典上卻多至四萬以上,這里頭有所謂字典字,在別的書中找不到,只有字典上存著這個字罷了。這種字以同意字為多,所成為字典字的道理,因時間空間的不同,當時各地的讀音日漸轉變,一時找不著原字,便造一個新的,因此方音關系的字遂多。在這一類的字中,大概取諧聲造字,甲地用這個,乙地用那個,音雖然不同,意義卻是一樣。這就是所謂同意字。我國文字復雜的原因除了同音字之外,還有許多受外國字影響的,像“菩薩”本文是Budhi-Sattva應譯作“菩提薩埵”,若照意義來譯,則為“覺有情”;初時譯者以為不合國情,就譯它的聲?,F(xiàn)在許多人不叫“發(fā)動機”而叫“馬達”也就是這個道理。

象形字的缺點是不能以有限的字形,記無限的意義。古人讀書少,知識需求有限,故尚不感到字少的缺點和困難。近人因為不想將時間和精神全用在文字上,文字改革的要求因而發(fā)生。我們對于文字應用的理想,在能夠于短時間中可以寫所欲寫的文章。外國人能夠知識高超,就因為所用的文字容易寫,容易用,我們要求改良文字的理由就在這里。

我們現(xiàn)在需求的知識太多,絕不能仍用古代落后的工具,我們只可研究古人,卻不能做成古人??茖W是進步的,我想像將來人們可以不必用文字,而用一種留聲片和符號造成會說出話來的書。我們對于舊有不易學的文字,一則暫留它以了解事物,二則因為祖先借著它遺留下許多知識給我們,所以我們的感情上就不想去掉它。但這種心理,可以說只是情感的而非理智的。

有社會眼光者,必知人類文化是由黑暗進入光明(怎樣去分辨人類落伍和進步,主要的在于他們所用求知工具的難易)。我國文化非不進步,但太遲慢,我們因而不滿足,想追上外國人,外國人比較我們進步的時間不過二百年左右,何以會相差這許多呢?這全在他們的表意工具的改良。

譬如活字印刷術,本來是我國發(fā)明的,但外國人在短時間內把它推行到各地方去,而且大大進步,這可以做落后的殷鑒。若更不改良,則人家愈前進,我們愈落后,相距更遠。

西人的精神,物產等等會影響我們的生活,我們對于文化的向前,并非只因經濟和社會問題!工具也是一大原因,因為有簡易的工具,才能便于表情達意。文字可以影響語言,語言可以影響思想,思想可以影響習慣,對于表情達意的文字,如不求合理的解決,則一切都走不通。現(xiàn)在頗有人用外國文字而放棄本國文字的,他們都因本國文字的困難,而寧用外國字。因此,我們與其學別人的,倒不如把自己的改良。

拼音字和表義字的比較,常是爭辯的中心。擁護表義字者總說“字是用來讀,不是用來聽的”。一個字不論那一處的人讀它,音雖不同,但都可以明白它的意義,這是表義字的優(yōu)點。

我以為字有兩種,視覺型的和聽覺型的,表義字屬于視覺型,拼音字則屬于聽覺型的。讀書者有近于視覺型或聽覺型的,有許多人須讀然后明,小孩也必經讀然后明,故稱為讀書不叫看書,能看而懂的則他的程度便高了,一個對于外國拼音字和漢字有同樣程度的人,看拼音字是不會比表義字慢或不了解。再說表義字的形也是從象形字變的,這個原因和書寫工具的應用有關,漢字由籀變篆,由篆變隸,變楷,變草都和所用來書寫字工具,刀,漆,筆,絲綢,紙,有連帶關系,多因趨向利便而改變。近來學生們好寫所謂“美術字”,墨水筆是一個最大原因,所以說,工具變遷,字形也隨而變遷。

“拼音字占地位”這也是反對拼音字者的說法,他們以為新文字是白話體的,比較簡潔的漢字多占許多地位。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因為這是語法的關系,不是文字本身的問題。古人的說話的簡單和祭神有關系,祭司在禱告或占卜時的話,意存作弊,特將言語變簡,使它有彈性以為伸縮地步,話說錯了還可以辯正。古文字由占卜進而為詩歌,仍屬簡單,不足以盡量地表情達意,已是離開了文字的作用。所以說文字以簡單為美則可,以簡單為上,為正軌,則不可。

字音是常變的,拼音字因音變而形亦變,漢字則不變,但漢字形雖同,讀音卻無從統(tǒng)一。拼音訓練的目的,在加緊讀音統(tǒng)一的要求,使聽覺統(tǒng)一而入于視覺統(tǒng)一,因音的改變比較視覺為快。拼音字雖人與人之音不同和易變,但因為我們所表示的意義并非給那些和我們大有差別的人而是當地的,現(xiàn)時的。拼音字將可逐步修正而免除表義文字的缺點,不管字形變到怎樣,只要求所表示的是現(xiàn)代人所懂的,這才是真正的語文一致。

四聲問題,常被反對中國字拉丁化者作為攻擊的資料,他們說拉丁化中國字無四聲,意義每有含混,這個見解,總是受了漢字的影響,而忽略了拼音字的形式。一般語文學家對漢字最大的錯誤是認漢字為一字一音,一音一義的文字,反對拼音字者陷入同樣錯覺。他們不理會到中國字有許多是復音的,復音字更比拼音字為現(xiàn)代人所采用,這是一種進步。字音字的組織形式以表示一個概念的詞為單位,詞的分辨能夠完善,就是沒有四聲也無多大影響,更何況拼音字以紀錄活的口語為原則,有整句的意義相關,事實上是不成問題的。所以我們可以說,同音字只是語言上,修辭上的關系,并不是拼音本身的缺點。

最后,我們應當知道表義文字問題的嚴重,在這知識范圍寬廣的現(xiàn)時代里面,我們要跟上世界的進步,如果仍然使用那鈍慢的舊文字是不行的。所以我們對于文字改革問題,不得不把它看得這樣嚴重。除了對于三萬萬文盲需要救濟之外,為子孫的文化著想,更屬不可忽略的嚴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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