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正史

首先說到廿四史，即中國史部群書中之所謂正史。

這部書，既非成于一時，更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是歷代積累起來的一部官史。其中成于漢者二，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是也。成于晉者一，陳壽《三國志》是也。成于南北朝者四，宋范曄《后漢書》、梁沈約《宋書》、梁蕭子顯《南齊書》、北齊魏收《魏書》是也。成于唐者八，房玄齡《晉書》，姚思廉《梁書》、《陳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征《隋書》，李延壽《南史》、《北史》是也。成于五代者一，后晉劉昫《舊唐書》是也。成于宋者三，薛居正《舊五代史》、歐陽修《新唐書》、《新五代史》是也。成于元者三，脫脫《宋史》、《遼史》、《金史》是也。成于明者一，宋濂《元史》是也。成于清者一，張廷玉《明史》是也。

以成書的年代而論，大抵皆系后代撰前代之史。但其中亦有例外，如劉宋撰《后漢書》、唐撰《晉書》，則朝代隔越。特別是司馬遷的《史記》上溯殷周，遠(yuǎn)至傳說時代之五帝，更系以后代之人而追溯遠(yuǎn)古。

即因這部書是歷史積累起來的，所以在唐代只有三史，即《史記》、《漢書》、《三國志》，而成于南北朝的諸史，尚未列入正史。到宋代，始將宋及其以前所成的諸史列于正史，合為十七史，而《舊唐書》、《舊五代史》，尚不在正史之內(nèi)。至于明，又加入宋、遼、金、元四史，而有廿一史。到清代，再加入《明史》及《舊唐書》、《舊五代史》，始足成今日之所謂廿四史。晚近又以柯劭忞《新元史》列入正史，增為廿五史。他日再加入《清史》，就有廿六史了。

廿四史，中國歷來皆稱為正史。但在我看來，與其稱之曰史，不如稱之曰“史料集成”。

第一，以體裁而論，雖皆為紀(jì)傳體，而且其中最大多數(shù)皆系紀(jì)傳體的斷代史，但其中亦有紀(jì)傳體的通史。如司馬遷的《史記》，則上起五帝，下迄漢武；李延壽的《南史》，則系宋、齊、梁、陳四朝的通史；《北史》，則系北魏、北齊、北周、隋代四朝的通史。通史與斷代史雜湊，以致體裁不一。

第二，即以紀(jì)傳體而論，亦不盡合于規(guī)律。所謂紀(jì)傳體，即以本紀(jì)、世家、列傳、書志、年表合而成書。但《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皆無書志，《隋書》本亦無志，今志乃合梁、陳、齊、周、隋并撰者。而《后漢書》、《三國志》、《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舊《五代史》，皆無表。

第三，以史實的系列而論，則重復(fù)互見。其中有全部重復(fù)者，如《南史》之于宋、齊、梁、陳書，《北史》之于魏、齊、周、隋書，《新唐書》之于《舊唐書》，《新五代史》之于《舊五代史》是也。亦有局部重復(fù)者，如《漢書》記漢武以前的史實，完全抄錄《史記》原文是也。又如于朝代交替之間的史實，前史已書，而后史必錄。如東漢末群雄，《后漢書》有列傳，《三國志》亦有列傳。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之事跡，已見于《魏志》，而《晉書》又重為之記。此外，當(dāng)割據(jù)或偏安之際，同時并世的諸王朝，各有史書，而同一史實既見此史，又出彼史。如宋、齊、梁、陳書之于魏、北齊、周、隋書，《南史》之于《北史》，《宋史》之于遼、金、元史，其中重出互見之史實，不可勝舉。至于論夷狄，則必追其本系，于是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于槃瓠；高句麗以鱉橋復(fù)濟(jì)，吐谷渾因馬斗徙居等語。前史已載，后史再抄，重床疊被，千篇一律。因而以時間系列而論，亦未能前后緊密相含。

第四，因為廿四史都是用紀(jì)傳體的方法寫的，所謂紀(jì)傳體，即以事系人的體裁。這種體裁用以保存史料，不失為方法之一。若用以寫著歷史，則記一史實，必至前后隔越，彼此錯陳。因為一人不僅做一事，一事又非一人所做，若以事系人，勢必將一個史實分列于與此事有關(guān)之諸人的傳記中，這樣，所有的史實都要被切為碎片。所以我們在廿四史中，只能看到許多孤立的歷史人物，看不到人與人的聯(lián)系。只能看到無數(shù)歷史的碎片，看不到一個史實的發(fā)展過程。既無時間的系列，又無相互的關(guān)系。所以我說廿四史不能稱為歷史，只是一部史料的集成。

當(dāng)作歷史，則班馬之書，亦不敢妄許。即當(dāng)作史料，而廿四史中有一部分史料，也只能當(dāng)作代數(shù)學(xué)上的x。是否正確，尚有待于新史料的證明。其不可靠的原因，一般地說來，不外如次的幾點：

第一，循環(huán)論的觀點。這種觀點，在《史記》中，已經(jīng)彰明其義?！稓v書》曰：“三王之正若循環(huán)，窮則反本?！薄陡咦姹炯o(jì)》太史公曰：“三王之道若循環(huán)，終而復(fù)始?！薄短旃贂吩唬骸胺蛱爝\，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jì)，三紀(jì)而大備，此其大數(shù)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后天人之際續(xù)備?！庇终f天變則依五星周轉(zhuǎn)，應(yīng)于世變則為五行輪回。所謂五行者，即土、木、金、水、火，亦曰五德。中國的歷史，就是三五往復(fù)，五德終始，循環(huán)古今。所以歷代受命之君，必于五德中有其一德而王，如某也以土德王，某也以木德王等等。五行又配以五色，如蒼、赤、黃、白、黑，故以某德王者，則必尚某色。如漢以火德王，色尚赤。像這一類循環(huán)論的說法，充滿廿四史，并以此而演化為天命論。如歷史家以秦之祖先為金德，色尚白，漢為火德，色尚赤，于是把漢高祖斬白蛇之事，附會為赤帝子斬白帝子。又如劉秀繼西漢而王，其德不改，其色亦不改，故當(dāng)其即位之際，有《赤伏符》自天而降。又如公孫述，他根據(jù)王莽的新五德系統(tǒng)（五行相生）以為土生金（王莽自謂以土德王，色尚黃）。劉秀繼王莽之后，應(yīng)為金德，金德王者色尚白，故自稱白帝。這一類的鬼話，當(dāng)然不可信。

第二，正統(tǒng)主義的立場。廿四史，是以帝王為中心的歷史，帝王本紀(jì)，是全部歷史的綱領(lǐng)。所以在任何時代，都必須要找到一個皇帝，而尊之曰“神圣”，替這個皇帝作本紀(jì)，替屬于這個皇帝的貴族作世家，官僚、地主、商人作列傳。任何人，不管他的理由如何，只要反對這個“神圣”，他就被指為叛逆，為盜賊。“神圣”可以反道敗德，荒淫無恥，乃至殺人放火，史書上不過說他“略有遜德”，甚至美之曰“為民除暴”。反之，反對“神圣”的人民，如果殺了幾個貪官污吏，史書上便大書特書，說他們不僅是殺人魔王，而且是吃人大王。但是他們有時也自相矛盾，即當(dāng)他們找不到“神圣”的時候，則他們認(rèn)為是盜賊、叛逆乃至夷狄，皆可以奉之為“神圣”。如朱溫在《唐書》為盜賊，在《五代史》遂為“神圣”。燕王棣在同一《明史》，前為叛逆而后為“神圣”。北魏、北齊、北周之君，《南史》指為索虜，而《北史》則尊為“神圣”。五代之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yuǎn)皆沙陀之裔，在《五代史》上皆尊為“神圣”。遼、金、元初諸帝，《宋史》稱之曰賊、曰虜、曰寇，而在遼、金、元史中，則皆為某祖、某宗、某皇帝了。趙爾巽主編之《清史稿》，對于清朝諸帝，亦無不稱為祖、宗，尊為神圣；對于太平天國，則曰發(fā)匪；對于幫助清朝屠殺中國人民的漢奸曾國藩，反而恭維備至。至于某一時代神圣太多，則于諸神圣中，擇一神圣，而曰此乃正統(tǒng)之神圣，其余則指為僭偽。如《三國志》以魏為正統(tǒng)，而以吳、蜀為僭偽；新舊《五代史》以梁、唐、晉、漢、周為正統(tǒng)，而以其余為僭偽。像這樣今日叛逆，明日帝王；今日盜賊，明日神圣；今日夷狄，明日祖宗，以及甲為正統(tǒng)、乙為僭偽的胡說，充滿廿四史。而且由此而展開“成王敗寇”的“書法”。如楚漢之際，項羽實曾分裂天下而王諸侯，但以結(jié)局失敗，而史家遂謂司馬遷不應(yīng)列項羽于本紀(jì)。如西漢之末，劉玄實曾為更始皇帝，亦以結(jié)局失敗，而《后漢書》遂不列劉玄于本紀(jì)。此外，如李世民之與竇建德、王世充，朱元璋之與張士誠、陳友諒，清順治之與李自成、張獻(xiàn)忠，其相去實不可以寸計；徒以成敗之故，而或為太祖、太宗，或為盜賊、流寇。按之史實，豈為正論？所以我以為讀廿四史者，萬勿為正統(tǒng)主義以及由此而演繹的“成王敗寇”的“書法”所迷惑。我們應(yīng)該從假神圣中去找真盜賊，從假盜賊中去找真神圣。

第三，大漢族主義的傳統(tǒng)。“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是春秋以來發(fā)生的一種狹義的種族思想。這種思想，也充滿了廿四史。一部廿四史，都是以大漢族為中心，對于國內(nèi)其他諸種族的歷史活動，或列于四夷列傳，或完全沒有記錄，如《三國志》之《蜀志》、《吳志》，以及《陳書》、《北齊書》，皆無四夷列傳。其有四夷列傳者，記錄亦極疏略，必其種族與中原王朝發(fā)生戰(zhàn)爭或重大交涉，始能一現(xiàn)。至于對各種族之淵源及其自己的發(fā)展，則無有系統(tǒng)之記載；有之，則不是把各種族拉扯為漢族的支裔，以圖否定其種族，便是對其他種族加以侮辱。前者如謂匈奴為夏桀之后，朝鮮為箕子之裔；后者如謂北狄為犬羊之族，南蠻為蟲豸之屬。又如述漢族之侵略四國，則曰王化廣被，聲教遠(yuǎn)播；反之，若其他種族向中原發(fā)展，如匈奴只要越過長城，西羌只要轉(zhuǎn)入甘肅，東胡只要西向遼東，南蠻只要走出崇山峻嶺，便指為叛變，為入寇。又如漢族明明向外族獻(xiàn)美女，納歲貢，乃至稱臣稱侄，而美其名曰“懷柔”；反之，其他諸種族，明明是來至中原進(jìn)行貿(mào)易，而必曰“四夷來王”。諸如此類的偏見不可勝舉。假使真能堅持到底也好，但又不然，只要其他種族，一旦走進(jìn)黃河流域或入主中國，如北魏、北齊、北周及遼、金、元等，則又歌德頌圣，充分表現(xiàn)其媚外求榮之奴性。當(dāng)清順治三年，議歷代帝王祀典，而禮部上言，竟謂遼對宋曾納貢，金對宋曾稱侄，均應(yīng)廟祀，侵侵乎幾欲正遼、金而偽宋。其所以尊遼、金者，即所以逢迎清統(tǒng)治者。結(jié)果不但遼、金諸帝與宋朝諸帝并坐祭壇，而魏、元諸帝亦同享廟祀。這種入主出奴的心理，應(yīng)用于歷史的記錄，必然要混淆事實?；蛟唬贺ニ氖分?，有《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遼史》、《金史》、《元史》，皆系記錄少數(shù)民族或以少數(shù)民族為中心之史書，故廿四史，不能說是以漢族為中心。但是這些史書，雖不以漢族為中心，而仍以某一支配種族為中心，因而仍是狹義的種族主義。我們之所以反對大漢族主義，就是因為他是一種狹義的種族主義，它把漢族當(dāng)做中國這塊領(lǐng)域內(nèi)的天生的支配種族，而敵視其鄰人，以致使歷史的中心偏向一個支配種族；而其他中國境內(nèi)諸種族的歷史，遂疏漏簡略，歪曲不明。同樣，以任何一個支配種族為中心的歷史，都是大種族主義，其作用，同于大漢族主義。

第四，主觀主義的思想。一部廿四史充滿了主觀主義的成分；而其主要的表現(xiàn)方式，則在每篇終末的評語之中。這種評語的命名各書不同，如《史記》則曰“太史公曰”，《漢書》則曰“贊”，《后漢書》則曰“論”，《三國志》則曰“評”，其他或曰議，或曰述，或曰史臣，或自稱姓名，其名不一，其實皆史家發(fā)揮主觀主義之地盤。此外，在史實敘述中，亦夾雜批判。更有一種，則系歪曲史實，以適應(yīng)其主觀的觀念。只有這一種，最足以變亂史實的真相而又最難辨識。在廿四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任意褒貶之處，如《漢書》貶王莽。但我們讀《王莽傳》，觀其行事，雖亦有奸偽可貶之處，而其托古改制，知道當(dāng)時的政治非變不可，尚不失為一個開明的貴族?！端螘?、《南史》貶范曄，但我們讀陳澧《讀書雜志》中的《申范》篇，而后知范曄之被誣。《宋史》貶王安石，但我們讀陸象山《王荊公祠記》、蔡元鳳《王荊公年譜》、梁啟超《王荊公傳》，而后知王安石之被謗。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此外曲筆阿時，以取媚權(quán)貴者，更顛倒是非，任意屈伸。他若貪污者，則更無論矣。劉知幾曰：“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班、陳尚如此，等而下之，當(dāng)更有甚焉。

最后，便是政治的限制，忌諱多端。即因如此，對于皇帝的記錄，特別是開國皇帝的記錄，最不可信。例如劉邦本是一個好美姬、貪財貨的流氓，而《史記·高祖本紀(jì)》謂其一入咸陽，便變成了“財貨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的圣人。漢成帝嘗白衣袒幘，從私奴客，奸淫人民的妻女，而《漢書·成帝紀(jì)》謂其“臨朝淵嘿，尊嚴(yán)若神”。曹髦之死，實司馬昭派賈充刺殺，而《三國志·魏書》但書“高貴鄉(xiāng)公卒”。蒼梧王之死，實蕭道成派楊玉夫刺殺，而《南齊書》但書“玉夫弒帝”。楊廣實弒其父，而《隋書·煬帝紀(jì)》但書“高祖崩”。李世民實弒其兄，而《唐書·高祖紀(jì)》反書建成謀害其弟。趙光義實弒其兄，而《宋史》不書。燕王棣實逐其侄，而《明史》不罪。諸如此類，舉不勝舉。其他對于皇帝以及權(quán)貴之一切無恥的罪行，大抵皆因忌諱而不許記錄；其間有記錄者，則為萬人皆知不可隱蔽之史實。這種忌諱，當(dāng)然要變亂并湮沒許多史實。不但如此，而且在忌諱的反面，又產(chǎn)生逢迎，如史書上替那些開國皇帝大半都制造一些神話。這些神話，完全是憑空扯謊，決不可信。

此外或因后人竄亂，真?zhèn)蜗嚯s，如《史記》自褚少孫始，竄亂者不下十余輩?；蛞蚋鶕?jù)不同，同一史實，而兩書互異。如《史》、《漢》之于武帝以前的史實，《南史》與《宋書》、《齊書》、《梁書》、《陳書》之于南朝的史實，《北史》與《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之于北朝的史實，《宋史》與《遼史》、《金史》之于同時的史實，多有歧異?；蛞騻}卒成書，訛誤不免，如沈約《宋書》紀(jì)、志、列傳共一百卷，而撰書時間不過數(shù)月。元撰《宋史》、《遼史》、《金史》三史，不及三年，即告完成。明撰《元史》，六月成書。或因文字不通，隨便照抄官書檔案。如元撰《宋史》、《遼史》、《金史》，明撰《元史》，其中人名地名，譯音不確，竟至一人化為二人，二人并為一人，其于地名亦然。他若由于撰史者的疏忽，以至同一書中，前后自相矛盾者，各史皆有。以是之故，所以我說廿四史上的史料，只能當(dāng)作代數(shù)上的x。

雖然，只要我們知道了它的毛病，廿四史中，還是有很多寶貴的史料，可以用于歷史的說明。例如人皆謂《魏書》為穢史，但除去偏見，仍為史料。人皆謂《宋史》繁蕪，但當(dāng)作史料，則患其不繁。人皆謂《元史》猥雜，但其中所錄官牘鄙俚一仍原文，更為實錄。反之，如陳壽《三國志》字字錘煉，過求簡凈，若無裴松之的注解，史實幾至不明。如歐陽修《新唐書》、《新五代史》，下筆行文，褒貶隨之，同樣是滿紙偏見；而且由于過分模仿《春秋》，以至變亂史實。如《新唐書》本紀(jì)書“安史之亂”，必書逆首；但在事實上，有若干行動，并非逆首所為，而系逆黨所為。故吾于《唐書》及《五代史》，寧取薛著之繁瑣直敘，而不取歐著之總核簡嚴(yán)。又如宇文氏本為少數(shù)民族，文字言語、生活習(xí)慣，異于漢族；以漢字記少數(shù)民族歷史，已屬隔靴搔癢；而《周書》又行文必《尚書》，出語必《左傳》，則史實真相，一誤于翻譯，再誤于文字玩弄，結(jié)果，必然走樣。故吾于記錄少數(shù)民族之史，寧取《元史》之猥雜存真，而不取《周書》之古雅失實?？傊?，當(dāng)作史料看，則寧取其繁瑣、存真、直敘，而不取其簡括、典雅與褒貶之辭。明乎此，然后才能讀廿四史，用廿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