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正史以外的諸史

其次，說到正史以外的諸史。正史以外的諸史，種類繁多，如前所述，有編年史、紀事本末，及通典、通考等。這些書，或以事系年，通諸代而為史；或標事為題，列諸事以名篇；或以事為類，分部類以成書。他們在寫作的方法上，都能自成一體；但在史料方面，則并不多于正史，而且大半皆由正史中網羅搜括而來。因此我們如果為尋找新的史料，以補充和訂正正史，就必須求之于史流之雜著。

史流雜著，由來甚古，早在所謂正史出現(xiàn)之前，即已有之。如《山海經》、《世本》、《國語》、《國策》、《楚漢春秋》之類的古史，論其體裁，皆系雜史；論其著書之時代，皆在《史》、《漢》之前；且為《史》、《漢》之所取材。自漢、魏以降，此類著作，仍與所謂正史，殊途并騖，平行發(fā)展。南北朝初，已蔚為大觀。僅就裴松之注《三國志》所引之雜史，即有一百五十余種。至于宋代，由于印刷術的發(fā)明和應用，私家著作得以刊行，而史部雜著，亦日益繁富。降至明清，則此類著作，洋洋乎浩如煙海了。

史部雜著，種類甚多，體裁不一，要之，皆與正史有別。論其體裁，既不一律皆為紀傳體；論其性質，亦不如《史記》、《南史》、《北史》通諸代而為史，又不如《漢書》、《后漢書》等斷一代以成書，而皆系各自為體之隨手的記錄，故其為書，皆零碎斷爛，非如正史之有系統(tǒng)。關于史部雜著，劉知幾曾為之別為十類：“一曰偏紀，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边@樣的分類，雖過于瑣碎，但卻可以顯出史部雜著的諸流別。徇此流別以觀史部雜著，則紛亂一團之史部雜著，亦能類聚流別而形成其自己的系統(tǒng)。

劉知幾所謂偏紀，即其書所記錄的史實，并非始終一代；換言之，非斷代的專史，只是記錄某一朝代中的一個段落，或即當時耳聞目見之事。這種史實，或不見正史，或即見正史而記載并不詳盡，于是有偏紀之作。劉知幾曰：“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載記》（山陽公，即漢獻帝禪魏后之封號）、王韶《晉安帝紀》、姚最《梁昭后略》，此之謂偏紀者也?！边@一類的著作，以后最為發(fā)展，或截錄一時，或專記一事。前者如五代王仁裕之《開元天寶遺事》，宋李綱之《建炎時政記》、《靖康傳信錄》，明李遜之《三朝野記》、錢《甲申傳信錄》之類皆是。后者如宋曹勛《北狩見聞錄》、蔡《北狩行錄》、洪皓《松漠紀聞》、辛棄疾《南渡錄》、明歸有光《備倭事略》、吳應箕《東林本末》、清吳偉業(yè)《復社記事》、王秀楚《揚州十日記》、朱子素《嘉定屠城紀略》、李秉信《庚子傳信錄》、王炳耀《中日甲午戰(zhàn)輯》等，不可勝舉。

小錄所以記人物，但并不如正史總一代之人物而分別為之紀傳，而是僅就作者自己所熟知的人物為之傳記。小錄上傳記的人物，或不見正史，或即見正史而于其平生事跡不詳，故有小錄之作。劉知幾曰：“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梁元帝）《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边@類著作，后來亦繼有撰著，如明朱國楨《皇明遜國臣傳》、張芹《建文忠節(jié)錄》、黃佐《革朝遺臣錄》、清陸心源《元祐黨人傳》、陳鼎《東林列傳》、李清臣《東林同難錄》、吳山嘉《復社姓氏傳略》、彭孫貽《甲申以后亡臣表》等皆是也。

逸事記事亦記言，但不是重復正史，而是補正史之所遺逸，故其所載之事或言，皆為正史所無。劉知幾曰：“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xié)《璅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边@類著作，后來向三個方向發(fā)展：其一為輯逸，即從現(xiàn)存的文獻中，搜集古書的逸文，輯而為書。其二為補逸，即根據其他書類增補史籍上的遺漏，或就原書注釋另為史補一書。其三則為存逸，即作者預知此事，若不及時記錄，后來必然湮沒，故因其見聞而隨時記錄之。輯逸與補逸，其性質已屬于逸史之收集與補充，惟存逸則屬于逸史之創(chuàng)造。此種存逸之書，明、清之際最多，如明應喜臣《青燐屑》，史惇《慟余雜錄》，無名氏《江南聞見錄》、《天南逸史》，黃宗羲《海外慟哭記》，夏允彜《幸存錄》，夏完淳《續(xù)幸存錄》，清陳維安《海濱外史》，鄒漪《明季遺聞》，羅謙《也是錄》以及搜集于《荊駝逸史》及明季《稗史》中之各種野史，都可以列入逸史之類。

瑣言所以記言，但并不如正史所載皆系堂皇的詔令章奏及君臣對話，而是小說卮言，街談巷議，民間言語，流俗嘲謔。故其所記，亦系正史所無。劉知幾曰：“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贝祟愔鳎谒未顬榘l(fā)達，如周密《齊東野語》、《癸辛雜識》，朱彧《萍洲可談》，張知甫《可書》，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劉績《霏雪錄》，洪邁《夷堅志》，曾敏行《獨醒雜志》，張師正《倦游雜錄》，無名氏《續(xù)墨客揮犀》皆是也。

郡書記人物，但不如正史所載，網羅全國；而僅錄其鄉(xiāng)賢，故其所錄人物或不見正史，或即見正史而不詳。劉知幾曰：“若圈稱《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都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贝朔N著作，后來亦續(xù)有撰述，如宋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句廷慶《錦里耆舊傳》，元劉一清《錢塘遺事》、王鶚《汝南遺事》等皆是也。但更后則發(fā)展為地方志，如省志、府志、縣志之類，從史部中獨立出來，成為方志之書。

家史記一家或一族之世系，但并不如正史上之世家，僅記貴族之世系；而是作者追溯其自己之家世，或任何不屬于貴族者之譜系。劉知幾曰：“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边@種著作，淵源甚古，如司馬遷作《三代世表》所根據之《五帝系諜》就是記錄氏族世系之書。自魏、晉迄于六朝，學者多仿《史記》“世家”遺意，自為家傳。齊、梁之間，日益發(fā)展，郡譜、州諜并有專書?！锻ㄖ尽な献迓浴ば颉吩唬骸白运逄贫希儆胁緺?，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于簿狀；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歷代并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訂詳實，藏于秘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比魰x之賈弼、王宏，齊之王儉，梁之王僧孺等，各有百家譜，又如劉宋何承天撰《姓苑》，后魏《河南宮氏志》，都是譜系之書。譜系之學，至于唐而極盛。唐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沖撰《大唐姓氏錄》二百卷，路淳有《衣冠譜》，韋述有《開元譜》，柳芳有《永泰譜》，柳璨有《韻略》，張九齡有《麹林》，林寶有《姓纂》，邵思有《姓解》。自是以后，迄于今日，民間望族，大抵皆有其自己之譜牒。此外與族譜并行，尚有后人考證古人家系之書，如羅振玉《高昌麹氏年表》、《瓜沙曹氏年表》，以及許多個人的年表，不可勝舉。這些，都是屬于家史之類。

別傳所以傳人物，但并不如正史列傳，僅錄其大事，而是委曲細事，詳其平生。亦不如小錄，僅傳其所熟知之人，而是認為其人有作別傳之價值。也不如郡書，僅錄其鄉(xiāng)賢，而是就全部歷史人物中，選擇其別傳之主人。一言以蔽之，別傳是從全部歷史人物中，選擇一種在歷史中占重要地位的人物，為之作專傳。這種人物，或不見正史列傳，或即見正史列傳而不詳，或已見于小錄、郡書，或不見于小錄、郡書。劉知幾曰：“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這種著作，在史部雜流中，也很發(fā)達。如唐鄭處誨《明皇雜錄》、李德?！睹骰适呤隆?、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宋王偁《張邦昌事略》、曹溶《劉豫事跡》，明楊學可《明氏（明玉珍）實錄》、吳國倫《陳（友諒）張（士誠）事略》、王世德《崇禎遺錄》、邵遠平《建文帝后記》，清錢名世《吳耿尚孔四王合傳》以及美人林白克《孫逸仙傳記》等，皆屬于別傳之列。

雜記所以錄鬼怪神仙，但并不如正史五行志專載征祥災異，符瑞圖讖，拉扯天變，附會人事；而是記錄閭巷的異聞，民間的迷信。劉知幾曰：“若祖臺《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雜記之書，后亦續(xù)有撰著，然以事涉荒唐，不被重視，故作者較少，然亦常散見于各種筆記、野史之中。更后則發(fā)展為神怪小說如《封神》、《西游記》、《聊齋志異》之類。

地理書所以志地理，但并不如正史地理志（或郡國、郡縣、州郡、地形、職方諸志）皆千篇一律，總述一代之疆域、郡國、州縣、人口、物產。而是有各種各樣的體裁，其中有總述一代之疆域者。但其最大的特點，則在專志一地；其所志之地，或為其本鄉(xiāng)，或為其曾經游歷之異域。而其內容，則側重于山川形勝、風俗習慣。劉知幾曰：“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钡乩頃院笙蛉齻€方向發(fā)展：其一衍為方志，如唐之《元和郡縣志》，宋之《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明、清《一統(tǒng)志》之類是也。其二為游記，如晉法顯《佛國記》，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元長春真人《西游記》、耶律楚材《西游錄》、馬可·波羅《游記》，明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嚴從簡《殊域周咨錄》、黃衷《海語》、顧玠《海槎余錄》、朱孟震《西南夷風土記》，清徐弘祖《徐霞客游記》、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楊賓《柳邊紀略》、洪北江《伊犁日記》、《天山客話》、陸次云《峒溪纖志》、魏祝亭《荊南苗俗記》、《兩粵傜俗記》等是也。此外，則為地理之歷史的考證，此類地理考證之書，在清代著述最多，不及列舉。

都邑簿所以記宮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guī)模，明其制度。按歷代都邑，正史無專志，故都邑簿，是所以補正史之所不及。劉知幾曰：“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魏楊炫之《洛陽伽藍記》、馬溫之《鄴都故事》），此之謂都邑簿者也?！贝祟愔鳎院蟾鞔嘤凶?，如宋周密《南宋故都宮殿》及《武林舊事》、耐得翁《都城紀勝》、吳自牧《夢粱錄》、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清余懷《板橋雜記》、雪樵居士《秦淮見聞錄》、捧花生《秦淮畫舫錄》、許豫《白門新柳記》、西蜀樵也《燕臺花事錄》等書，雖其目的或非專為記述都邑，而皆能保存若干都邑狀況之史料。

總上所述，可知中國史部雜著之豐富，其中自記事、記言、記人，以至記山川物產、風俗習慣、宮闕陵廟、街廛郭邑、神仙鬼怪，無所不有。自一國之史以至一地之史，一家之史，一人之史，無所不備。以上十類，雖尚不足以概括史部之雜著，但大體上，已可由此而挈其要領。此等雜史，雖其寫作體裁不及正史之有系統(tǒng)，行文用字不及正史之典雅；但因雜史所記，多系耳聞目見之事，而且其所記之事又多系民間瑣事，故其所記，較之正史，皆為真切，而皆足以補正史之遺逸缺略，乃至訂正正史之訛誤。特別是因為雜史不向政府送審，沒有政治的限制，能夠盡量地暴露史實的真相。所以有時在一本半通不通的雜史或筆記中，我們可以找到比正史更可靠的史料。

例如正史記事，限于政治，不確；限于篇幅，不詳；而偏紀之類的書，則能正其不確，補其不詳。如《宋史》載徽、欽北狩，不詳；讀辛棄疾《南渡錄》等雜史，則徽、欽二帝北狩的行程及其沿途所受的侮辱，歷歷如見?！睹魇贰份d倭寇之戰(zhàn)不確；讀朱九德《倭變事略》等書，則知當時商人勾引倭寇，明代官兵望敵而逃之實情。清兵入關對中原人民的大屠殺，將來清史，未必全錄；但是有了《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書，則知清兵入關，其屠殺之慘是嚴重的。

正史記人，皆根據其政治地位，為之紀傳；其于草野之士，雖亦間有別為隱逸列傳者，但被錄者少而被遺者多。有了小錄、郡書、家史、別傳之類的書，或記其熟知之人，或記其鄉(xiāng)土之賢，或自敘其家族之世系，或詳記一人之平生，則正史所遺者因之而傳，正史所略者因之而詳。例如《三國志》上的許多人物紀傳，大抵皆以此種雜史為藍本而記錄出來。如以小錄而論，則有魏文帝《典論》、魚豢《典略》、孫盛《魏略》、王隱《蜀記》、張勃《吳錄》等。以郡書而論，則有《汝南先賢傳》、《陳留耆舊傳》、《零陵先賢傳》、《楚國先賢傳》、《益都耆舊傳》、《冀州記》、《襄陽記》、《江表傳》等。以家史而論，則有《孔氏譜》、《庚氏譜》、《孫氏譜》、《稽氏譜》、《劉氏譜》、《諸葛氏譜》等。以別傳而論，則有吳人《曹瞞傳》、《陳思王傳》、《王朗家傳》、《趙云別傳》、《華佗別傳》等?！度龂尽啡绱耍渌魇?，大抵皆然?？傊舱妨袀髦兴惠d或不詳的人物，我們有時可以從雜史上找到。例如《宋史》載宋江的暴動，合《徽宗紀》、《侯蒙傳》、《張叔夜傳》三處所載，不過百余字，簡直看不出宋江是怎樣一個人；但我們讀《宣和遺事》、周密《癸辛雜識》及龔圣與《三十六人贊》，則梁山泊上的三十六個英雄，有名有姓有來歷了。

正史載言，多錄詔令章奏，至于街談巷議，則很少收入；而詔令之類的文字，又最不可信。《史通·載文》曰：“凡有詔敕，皆責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詞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fā)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是以行之于世，則上下相蒙；傳之于后，則示人不信?！边@就是說，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為歷代的統(tǒng)治者，都是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但是有了瑣言一類的雜史，則民間言語，亦獲記錄，而此種民間言語，則最為可信。例如《宋史》載宋、金戰(zhàn)爭，只記勝敗，讀周密《齊東野語》，其中載宣和中，童貫敗于燕薊，伶人飾一婢作三十六髻，另一伶人問之，對曰：“走為上計（髻）?！庇纱硕未佘姡恢蚝筠D進。又張知甫《可書》有云：“金人自侵中國，雅以敲棒擊人腦而斃。紹興間有伶人作雜劇戲云：‘若欲勝金人，須是我中國一件件相敵乃可，且如金國有粘罕，我國有韓少保；金國有柳葉槍，我國有鳳凰弓；金國有鑿子箭，我國有鎖子甲；金國有敲棒，我國有天靈蓋?！庇纱擞种敃r南宋政府對付金人，只有憑著天靈蓋去領略金人的敲棒。此外如曾敏行《獨醒雜志》諷刺宋朝政府濫發(fā)貨幣，洪邁《夷堅志》諷刺宋朝宰相的貪污，岳珂《桯史》諷刺南宋的統(tǒng)治階級把徽、欽二帝拋在腦后等等，都是以瑣語而暴露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內容；而被暴露的事實，又都是正史上所沒有的。

正史記事，多有遺逸、逸事之類的書，即所以補正史之遺逸。如武王伐紂，《尚書》、《史記》只說武王伐罪吊民，讀《逸周書》“克殷”、“世俘”諸篇，始知“血流漂杵”的內容。又如《三國志》記諸葛亮南征只有二十字，讀《華陽國志·南中志》（有七百余字記載此事）才知道這一戰(zhàn)爭的經過始末。此外，若無夏允彝父子之《幸存錄》、《續(xù)幸存錄》，我們便不知亡國前夕的明朝政府之貪污腐敗與荒淫無恥。若無鄧凱《求野錄》、羅謙《也是錄》，便不知明桂王亡國君臣在緬甸之流亡情形及其最后的下落。

正史載四裔及外國皆甚簡略模糊，地理書即可以補其不及。如《晉書》無外國志，但我們讀法顯《佛國記》，則自當時甘肅、新疆、中亞以至印度之山川形勢、氣候物產、藝術建筑、風俗信仰，便如身臨其境；而且又知當時自印度經海道至中國的航線和海船的大小。讀玄奘《大唐西域記》，則唐代的西域和印度的情形即了如指掌。讀范成大《吳船錄》，便知宋時印度之王舍城已有漢寺。讀馬可·波羅《游記》，便知自地中海以至中國之間這一廣大領域在元時的狀況。讀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等書，便知明代中國商人在南洋之活動，以及當時南洋各地之風土。此外，如清人所著關于苗瑤之書類，又為研究西南少數民族風俗習慣之最好的參考書。

正史對都市，特別是都市生活不詳；都邑簿之類的書，即可補其不足。例如北魏時的洛陽是怎樣的情形，從《魏書》上看不出來；我們讀《洛陽伽藍記》，便知當時的洛陽有多少城門，街道如何，而且城內城外有一千多個佛寺。宋代的汴梁是怎樣的情形，從《宋史》上也看不出來；但我們讀吳自牧《夢粱錄》、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等書，不但宮殿的所在、街道的名稱，可以復按，而且當時的都市生活、商店、茶樓、酒館、書場、妓院的地址，以及過年、過節(jié)、廟會等風俗，亦瑣細如見。明末的南京，是怎樣的情形，從明史上，也看不出來；但我們讀《板橋雜記》等書，則知亡國前夕的南京，“燈火樊樓似汴京”；莫愁湖上的茶社，秦淮河中的游艇，都擠滿了貧窮的妓女和腐化貪污的官僚。

劉知幾曰：“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欲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茍如是，則書有非圣，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