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劉知幾的傳略

自司馬遷以后，歷東漢、魏、晉、南北朝，迄于隋唐，其間歷史學家接踵而起。如東漢之班固、劉珍、荀悅、蔡邕；晉之華嶠、陳壽、孫盛、王隱；宋之范曄、徐爰；齊之沈約、裴子野；梁之蕭子顯、吳均；陳之謝昊、姚察；北魏之崔鴻；北齊之魏收；北周之柳虬；隋之魏澹、王邵、牛弘、王胄；唐之姚思廉、令狐德棻等。這些人，都是有名的史學家。他們或身為史官，職典記載，或心存褒貶，私撰國書，其所著述，皆能獨步于當代，擅名于后世。雖然，這些史學家的勞績最多亦不過保存史料而已，對于歷史學的方法，并沒有什么新的發(fā)明。自司馬遷而后，迄于唐代，在歷史學方法論上，有新的發(fā)明者，唯劉知幾一人而已。

劉知幾，字子玄，徐州彭城人。生于唐高宗龍朔元年，卒于玄宗開元九年（661—721年），年六十一歲。其生存之日，正是大唐帝國全盛時代。

劉知幾是漢代皇族的后裔，據他自己在《劉氏家史》上考證，彭城諸劉，都是楚孝王囂的曾孫居巢侯般的后裔。如果他要妄據“漢為堯后”的偽說，也可以說是圣王之后；但是他不要這樣虛妄的遠祖，而寧肯承認他的氏族是出自陸終。

劉知幾出生的家庭是一個世祿之家。據《舊唐書》本傳云：“知幾，楚州刺史胤之族孫也。”劉胤之是一個學者，和史學家李百藥是最好的朋友。在唐高宗永徽中，曾任著作郎及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等撰成國史及實錄，并以此而封陽城縣男。后以年老，不堪著述，才出為楚州刺史。劉知幾之父親藏器就是胤之的從兄之子。藏器亦有詞學，官至宋州司馬。生二子，長知柔，開元初，為工部尚書。知幾即其季子。劉知幾因為家學淵源，自幼就博覽群書?！妒吠āぷ詳ⅰ酚性疲骸坝栌追钔ビ枺缬挝膶W。年在紈綺，便授《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yè)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嘆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后，未見其事，乞且觀余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于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于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這樣就奠定了他后來研究史學的基礎。

劉知幾的年紀，漸漸長大，便要準備一種走進人生旅途的功課，即所謂應世之學。在唐代以科舉策士，詞章最為重要。于是劉知幾遂不能專門讀史，而要同時致力于文學?！妒吠āぷ詳ⅰ分性疲骸坝跁r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于專心諸史，我則未暇。”劉知幾天才放縱，不久便以文學知名于當世?！杜f唐書》本傳曰：知幾“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史通·自敘》中亦云：“余初好文筆，頗獲譽于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于知己?！奔匆蛩浺欢妊芯课膶W，所以又準備了他后來寫著歷史的技術條件。

即因文學甚好，所以劉知幾“年登弱冠”，便“射策登朝”，舉進士，并授獲嘉主簿。以后又調回京洛，服官中央。從這時，劉知幾便放棄了文學的揣摩，專心于史學的研究。《自敘》中云：“于是思有余閑，獲遂本愿。旅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鉆研穿鑿，盡其利害?！边@樣，又加深了他的史學素養(yǎng)。

劉知幾不僅學習不倦，而且理解力甚強。他自幼讀史便不僅徒事記誦，因襲陳說；而是要通過自己的理解，加以批判?！蹲詳ⅰ分性疲骸白孕∮^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固）、謝（承）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后書宜為更始（劉玄）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為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于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后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以過立（三十歲），言悟日多?！?

劉知幾性情孤僻，落落寡合?！蹲詳ⅰ分杏性疲骸俺：迺r無同好?？膳c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義興薛謙光、河南元行沖、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榷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暮Ｖ畠?，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

劉知幾雖然性情孤僻，但并不高舉其自身于社會之外；反之，只要有機會，便要檢舉社會的罪惡，指斥當代的弊政。新舊《唐書》皆載，當證圣初，武則天詔天下九品以上官吏各言政得失，他便上書指陳當時的政府，刑戮太過，嘗罰不公。其中有云：“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椎椀脫’之諺?！蓖瑫州d，他以武則天時代，“官爵僭濫而法網嚴密，士類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曾作《思慎賦》以刺時。當時，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而嘆曰：“陸機《豪士》所不及也?！?

大約在四十歲以后，劉知幾才任史官?！杜f唐書》本傳云：“知幾（武后）長安中（公元701—704年），累遷左史，兼修國史。”以后，又“擢拜鳳閣舍人，修史如故。（中宗）景龍初，再轉太子中允，依舊修國史”。以后，劉知幾的生活，就長期消磨在史館中了。

劉知幾既任史官，可謂學得其用。他常常想把他的歷史學創(chuàng)見，應用于國史的編修；但是事實并不如他所想，因為當時的史館組織，是“監(jiān)修制度”。史官注記，必須仰承監(jiān)修的意旨，沒有撰著的自由。而當時的監(jiān)修，大半為毫無知識的貴官，他們既不知明立科條，又喜遇事干涉，十羊九牧，無所適從。同時，當時同列的諸史官又皆流俗之輩，但卻“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加之，權貴干涉，偵探密布，史官每有所記，“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實錄，則取嫉權門；直書，則見仇貴族。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劉知幾與諸監(jiān)修及同事，當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茍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

但劉知幾卻素抱刊削史籍的宏愿。《自敘》中說：“其于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訖于姚（察）、李（德林）、令狐（德棻）、顏（師古）、孔（穎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厘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嘆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即不得志于史館，于是“載筆”余暇開始其有名的著作《史通》之寫著?！蹲詳ⅰ分姓f：“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于時，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后，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庇纱丝磥恚妒吠ā芬粫鄤⒅獛住暗啦恍小?、“志不遂”、“郁怏孤憤”之所為也。

為了寫著《史通》，劉知幾很想擺脫史館的職務。恰好當景龍初，中宗西還，于是他便請求留在洛陽。他在洛陽住了兩年，這時，全部精力，皆用于《史通》的寫作。但是不久便有人說他身為官史而私自著述，所以景龍三年，中宗便驛召他到長安，升為秘書監(jiān)，仍派他修撰國史。

當他再回史館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司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并監(jiān)修國史”。這些監(jiān)修貴官，意見不一，當時“陳令公（再思）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楚客）則云‘宜多隱惡’”。以是史官更難著筆。劉知幾深感其弊而無可如何。適蕭至忠責其“著述無課”，于是他就上書于蕭，請辭史官之職。在辭職書上，列陳當時史館之弊，并謂這些弊端如不革除或補救，則“雖威以次骨之刑，勖以縣（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

辭職書并沒有批準；但從此以后，愈為同列史官所嫉，不能有所作為。于是他索性將史館的職務，委托于著作郎吳兢，而自己則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考其氏姓之所自出。

這時，劉知幾的《史通》已經完成，聲名揚溢，朝廷也要利用他做招牌，來裝點史館的門面。所以景云中（公元710—711年），便升他為太子左庶子，崇文館學士，加銀青光祿大夫。到玄宗開元初年（713年），再升左散騎常侍。而其職務，則始終是修撰國史。到開元九年（公元721年），他的長子貺，為太樂令，犯事流配。他為他的兒子向執(zhí)政訴理，玄宗聞而震怒，貶為安州都督府別駕，而這位大史學家到安州不久就死了。

吾人讀劉知幾書，而知其兼才、學、識三者而并有之。惜乎！任道其職而道不行，見用于時而志不遂，郁怏孤憤，終至貶死。賢者委棄，千古同嘆，又豈獨劉知幾為然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