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劉知幾論紀傳體的各部門

劉知幾在泛論中國歷史學各流派以后，于是集中其論點于紀傳體。他就紀傳體的各個部門，如“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例”等，展開其批判。

他論“本紀”，提出了三點意見。第一，“本紀”所以紀天子，非天子不應列入“本紀”。因此他對于司馬遷之列周秦先世于“本紀”，認為“可怪”。列項羽于“本紀”，認為“乖謬”。《本紀》曰：

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讜矣。但區(qū)域既定而疆理不分……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莊襄，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擞瓤晒忠病ｍ椨鹳员I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則齊無知、衛(wèi)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群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

其次，他以為“本紀”所以紀年歲，顯國統(tǒng)，故無年號者不紀，無國統(tǒng)者不書。所以《魏志》曹傳，權假漢年；韋曜《吳史》，不紀孫和。蓋以其子孫雖為天子，其祖先不能因之而亦稱天子。如其祖先亦稱天子，則當時固有天子，沒有歷史地位可以安插這位追尊的天子。所以他反對把追尊的天子，寫入“本紀”。《本紀》曰：

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系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tǒng)?！憴C《晉書》，列紀三祖（追尊晉代的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

第三，他以為“本紀”的體裁，是以事系年，而且專載大事，以顯示某一帝王時代的歷史大勢，不應把瑣碎的細事，寫入“本紀”?！侗炯o》云：

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于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彥淵）、李安平（百藥）之徒，其撰魏（書）、（北）齊（書）二史，于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全為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

他論“世家”，也提出了三點意見。第一，他以為“世家”所列的人物，必須有世可續(xù)，有家可承；否則即不應列于“世家”。因此他以司馬遷列陳勝于“世家”為不然?！妒兰摇吩唬?

“世家”之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xù)？至如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

第二，他以為“世家”所以錄諸侯，不應錄大夫。因此，他反對司馬遷錄三晉及田氏之先世于“世家”，而田完反沒其名號?！妒兰摇吩唬?

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后一統(tǒng)，具歸“世家”?！郑ㄌ稞R）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謂其可？

第三，他以為“世家”所列諸侯，應該是專制一國、傳世甚久的古代諸侯。而徒有其名的漢代諸侯則不應列入“世家”?！妒兰摇吩唬?

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于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宦天朝，不臨方域?；騻鲊ㄖ挂簧恚蛞u爵才經數(shù)世；雖名班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世家”，實同“列傳”。而司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

此外，他以為還有一類人物，即割據(jù)之君，“為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榜之以傳，則下同臣妾?！币嘁肆杏凇笆兰摇薄?

他對于“列傳”提出了五點意見。

第一，他以為“列傳”所以列卿大夫，非卿大夫則不應編入列傳。因此他反對陳壽在《三國志》中列吳、蜀二帝于“列傳”?！读袀鳌吩唬?

夫紀、傳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后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記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shù)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

第二，他以為“列傳”主題，皆系人名，如非人名，即不應列入?！毒幋巍吩疲?

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至于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明，同聲相應者矣。

第三，“列傳”中有“合傳”，但他以為“合傳”的人物必須同時并世，而其行事，又首尾相隨，如“陳余、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并錄”，這是可以的。至于以異代之人，列于一傳，如：“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shù)牟苣c燕荊軻并編”，“老子與韓非并列，賈詡將荀彧同編”，這是不對的。

第四，“列傳”中有附出之例，但他以為這種附出的人物，必須“名行可崇”而又“事跡雖寡”，不能獨立成傳，所以“寄在他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若名行不可崇者，則無附出之必要。但“孟堅每一姓有傳，則附出余親。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這也是不對的。

第五，他以為列事作傳，所以播其遺烈，顯其令聞。但“自班、馬以來，獲書于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異跡，用使游談者靡征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這更有違“列傳”的本意。

他對于《表歷》根本反對。他以為歷史應該用文詞寫著。而不應用“表歷”排列。而且史實既見之于文詞，又再列之于“表歷”，實為重復。故他以為載“表歷”于史傳，未見其宜?！侗須v》曰：

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司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于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

在“表歷”中，他最反對班固《漢書》所載“古今人表”。他以為班氏的“古今人表”既不表現(xiàn)國統(tǒng)的遞襲，又不表現(xiàn)祿位的相承，只是品藻賢愚，激揚善惡，這實在不能表示一種連續(xù)的歷史意義。而且“人表”中所錄的歷史人物，既非同出一族，又非同在一時，并且皆系漢以前的人物。以漢以前的人物，而列于《漢書》，更是不倫不類。他在《表歷》說：

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qū)別九品，網(wǎng)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使善惡相從，先后為次，何藉而為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何斷而為限乎？

他以為如必欲作表，亦只應適用于歷史上的紛亂時期，如春秋戰(zhàn)國及五胡亂華時代。因為在這樣的時代，或群雄割據(jù)，各為年世；或諸胡錯峙，自相君長。世變多端，史實復雜，若申之以表，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所以他以為在《史》、《漢》諸表中，惟“列國年表，或可存焉”。自此以后，則惟有崔鴻作表，頗為切要。

他對于“書志”頗為稱贊?！稌尽吩唬骸凹o傳之外，有所不盡，只字片文，于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辈贿^他以為“書志”之中，有“妄入編次”、應予刪除者三，即“天文”、“藝文”、“五行”是也。亦有“事應可書”，宜予增加者三，即“都邑”、“氏族”、“方物”是也。

他之所以主張刪除《天文志》，是以為天文變化不大，不如人事每代變易。《書志》曰：“夫兩曜（日、月）百星，麗于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于何代不可也？”故他以為“天文”可刪。如必欲作志，則亦只應載其當代的日月之蝕，星宿移動，而不應重復天體之概論。

他之所以主張刪除《藝文志》，是以為同一書目，“前志已錄，而后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故他以為《藝文志》可刪。如必欲作志，則亦只應列當代撰者所撰之書，不應重復刊載前代之書目。

他之所以主張刪除《五行志》，是以為《五行志》多載“虛說”、“浮詞”，“言無準的”，“事涉虛妄”。如必予為志，亦只應記當代災異，不應追證前事，曲加附會。

反之，他主張增加《都邑志》，則從“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岭A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后者也”。又以“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后王取則?！浭贾x，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所以他主張“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輿服之上”。

他又以為各種方物，“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古代皆有記錄。如“《夏書》則編于《禹貢》，《周書》則托于《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自漢代拓境，四國來朝，各獻方物，而種類更多。爰及魏、晉，迄于周、隋，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此等方物，與社會經濟有關，故凡為國史者，宜撰《方物志》，列于《食貨》之前。

他又以為氏族關系血統(tǒng)，如“帝王苗裔，公侯子孫，余慶所鐘，百世無絕”。所以歷代亦有記錄，如“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于國，可以甄別華夷”。所以他以為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志》之下。

其論“論贊”，則謂后來的作者，都犯了以下的幾種弊病。

第一，不必論而強為之論?！墩撡潯吩唬骸胺蛘撜?，所以辯（辨）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于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而冠以“太史公曰”）。必理有非要，剛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于此。”自司馬遷而后，“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撰’，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边@些作者的史評，大抵多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因而就不免有“私徇筆端，茍衒文彩”的弊病。

第二，重復本文?！墩撡潯吩唬骸笆分姓撘?，蓋欲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币籽灾春唵蚊髁?，不重復本文。但后來作者，“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這就犯了重床疊被的弊病。

第三，“論贊”重出。自班固于序傳中以詩體作“述”，范曄改“述”曰“贊”，以后每篇皆有一“贊”。“事多者則約之使少，理寡者則張之令大?！薄墩撡潯吩弧胺蛎烤砹⒄?，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黷彌甚。亦猶文士制碑，序終而續(xù)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

第四，論事不當?！墩撡潯吩唬骸爸寥襞c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蜓詡鋵?，或擬非其倫?！边@都犯了歪曲史實的弊病。

其論“序例”也說后來的作者，犯了以下的兩種弊病?！缎蚶吩唬骸靶蛘?，所以敘作者之意也?！惫势錇轶w，宜“言詞簡質”，“敷暢厥義”。但自遷、固以后，華嶠而往，后之作者，皆“矜衒文彩”，忘其本義，“累屋重架”，不知所云。這是第一種弊病。又說：“夫史之為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笔防攘?，則“科條一辨，彪炳可觀”；但是后來作者，往往紀傳的內容并不依照史例，甚至背道而馳。這是第二種弊病。

以上是劉知幾對紀傳體的批判。這誠如他自己所云：“其所發(fā)明者多矣。”雖然，尺有所短，劉知幾亦有自相矛盾之處。

例如劉知幾論“本紀”，則曰：“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正可抑同群盜”，不應列諸“本紀”。但在《列傳》中則曰：“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卑磳O、劉之于漢，猶西楚之于秦，都是割據(jù)的勢力，若必謂項羽為僭盜，則劉備、孫權，又何非僭盜？若必謂僭盜不可以為“紀”，則又何以于孫、劉二帝之“傳”而曰“其實‘紀’也”？此其自相矛盾者一。

又如他論“世家”，則曰：“陳勝起自群盜”，“無世可傳”，“無家可宅”，不應列于“世家”。但《題目》中又謂“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紀’”。按：下江、平林諸人之于漢，亦猶陳勝、吳廣諸人之于秦。同為農民暴動的領袖，如必謂陳勝起自群盜，則下江、平林諸人亦起于群盜。如必謂起于群盜者，即不可列于“世家”，則何以又謂下江、平林應列于“載紀”？此其自相矛盾者二。

又如他批評司馬遷列周、秦先世于“本紀”，列三晉、田氏先世于“世家”，則持規(guī)律以為斷曰：諸侯不應列于本紀，大夫不應列于世家。但司馬遷列漢代諸侯于世家，于規(guī)律正相符合，而又持事實以為斷曰：“雖得劃一之宜，詎知隨時之義?！比绯质聦嵰詾閿?，但項羽名雖霸王，而實同天子，司馬遷列之于“本紀”，并不乖謬。如持規(guī)律以為斷，則漢代諸侯，不論是否專制一國，傳世久暫，而名實諸侯，司馬遷列之“世家”又不為錯。劉知幾有時持規(guī)律以繩事實，有時據(jù)事實以反規(guī)律，此其自相矛盾者三。

又如他論“表歷”，則曰：“載諸史傳，未見其宜?！钡凇峨s說》（上）則曰：“觀太史公之創(chuàng)表也，于帝王則敘其子孫，于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于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敘。使讀者閱文便睹，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薄氨須v”之用，既如此其大，何以又說不宜列于史傳？此其自相矛盾者四。

此外如《天文志》，所以推數(shù)之變化；《藝文志》，所以溯文獻之淵源；《五行志》，所以記災異之現(xiàn)象；而劉知幾皆謂可刪。凡此都是劉知幾評紀傳體的美中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