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劉知幾論歷史學(xué)文獻

劉知幾對于他以前的歷史文獻，也曾經(jīng)展開一個全面的批判。他把中國的歷史文獻，分為兩大類：一曰“正史”，二曰“雜史”。他所謂正史，就是“經(jīng)”、“傳”、《史》、《漢》，及其以后的官修國史；所謂“雜史”就是歷代以來私家撰述的史籍。

他在《古今正史》中，歷述中國正史的源流。上自《尚書》、《春秋》、《左傳》、《史記》、《漢書》，下迄隋、唐諸史，無不原原本本，詳述其作者姓名，成書經(jīng)過，卷數(shù)篇數(shù)，及其后來的補注。其所根據(jù)的材料，自《史》、《漢》而下，都是援引本書序論的原文；至梁、陳以還，則多舉其見聞所接。

他又在《雜述》中，列舉中國歷史的流派。他把古今“雜史”分為十類：一曰“偏紀(jì)”，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里書”，十曰“都邑簿”。敘其性質(zhì)，舉其書名，條分縷析，巨細(xì)無遺。

劉知幾雖然把全部史籍別為“正史”與“雜史”；但他并不是重“正史”而輕“雜史”。他以為治史者，“正史”固然要讀，“雜史”也要讀。因?qū)Ｗx“正史”，不讀“雜史”，則見聞不周。但無論讀“正史”或“雜史”，都要用批判的眼光去讀。他在“雜述”中說：

芻蕘之言，明王必?fù)?；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xué)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jì)傳，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茍如是，則書有非圣，言多不經(jīng)，學(xué)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他以為如果不用批判之眼光去讀書，則“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這樣，雖“學(xué)窮千載，書總五車”，亦猶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jīng)》之主人”。雖多亦希以為用。

不過他所謂批判，不是根據(jù)于主觀的愛憎，而是根據(jù)于客觀的實在。他在《雜說》（下）中說：“夫自古學(xué)者，談稱多矣。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習(xí)于太史者，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庇纱丝梢钥闯鏊呐袘B(tài)度。

劉知幾無論對“正史”或“雜史”，皆有批判。他對于“正史”，則在《疑古》中批判《尚書》，在《惑經(jīng)》中批判《春秋》，在《申左》中批判《公羊》、《穀梁》二傳，在《雜說》中則批判諸史，上自經(jīng)傳史漢，下迄隋唐，所有的歷史文獻，無不具體地指出其牴牾之處，疏略之點，而予以辯證。此外，在《雜說》中，對于十種雜史也逐一予以評述。這樣就完成了他對中國歷史學(xué)文獻的批判。

他評《尚書》則曰：“《尚書》上起唐堯，下終秦穆，其書所錄，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于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

評《春秋》則曰：“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隱），內(nèi)為本國（諱）。事靡洪纖，動皆隱諱?！笔莿t“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誡，其義安在”？且“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具切當(dāng)世之文，而罔褒諱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cè)闳?，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

評《公羊》、《穀梁》二傳，則曰：其錄人言，則“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其記事，則“缺漏不可殫論”。其命意，則“獎進惡徒，疑誤后學(xué)”。至于“論大體，舉弘綱，則言罕兼統(tǒng)，理無要害，故使古今疑滯，莫得而申焉”。

評《史記》，則曰：“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xué)；著《循吏》，不言冉、季之政事?！倍鴤鳌敦浿场?，“獨以子貢居先”；錄《佞幸》，“惟以彌子瑕為始”。是其揚善顯惡，有所未盡。又說：“撰《孔子世家》，多采《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笔瞧淙〔摹翱沙怀?，宜取而不取”。又說：“《史記·鄧通傳》云：‘文帝崩，景帝立?！蛉舻凭暗哿?，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而于《序傳》云：“為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不及其他。是其敘事，可省而不省，不可省而省。自然他認(rèn)為最大的弊病，就是“推命而言成敗”。

其評《漢書》則謂其以漢史為列“古今人表”，于體裁，大為不類；以《漢書》抄錄《史記》，而一字無改，于記事事理皆殊。又說：“《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biāo)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賢冠首。”于標(biāo)題，前后不一。又說：“班固稱項羽賊義帝，自取夭亡?！庇衷疲骸坝诠ǘ▏└唛T以待封，嚴(yán)母（延年之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边@又與司馬遷同陷于歷史的定命論了。

其評諸晉史，則曰：“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晉學(xué)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書，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媸者矣?！?

其評《宋略》則曰：“裴幾原（子野）刪略宋史，定為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其評《魏書》則曰：以文字而論，則“援引詩書”，“妄益文彩”。使蠻音夷語，頓成經(jīng)傳之文。以書法而論，則“標(biāo)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而東，盡為草服之地”。反之，“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樸，遠(yuǎn)師少暤；述道武結(jié)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余所說，多類于此”。賣國求榮，“何其厚顏”如此。

其評北齊諸史，則盛稱王邵《齊志》，這是因為這部書，多載方言，保存風(fēng)俗。他在《雜說》中說：“或問曰：王邵《齊志》，多記當(dāng)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qū)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jīng)、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fēng)俗屢遷。求諸史籍，差睹其事?；蚓贾浚┲T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biāo)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仆夫、舍長。亦有荊楚訓(xùn)多為夥，廬江目橋為圯，南呼北人曰傖，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并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氓俗之有殊，驗土風(fēng)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媸。而彥鸞、伯起，務(wù)存隱諱；重規(guī)、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shù)百年內(nèi)，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衷唬骸晃锊恢铀鶒u?！莿t時無遠(yuǎn)近，事無巨細(xì)，必借多聞，時成博識。如今之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guān)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邵之所錄，其為弘益多矣。足以開后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墻于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

其評《周書》則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跡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xí)華風(fēng)，事由蘇綽。至于軍國詞令，皆準(zhǔn)尚書。太祖敕朝廷，他文悉準(zhǔn)于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guī)。柳虬之徒，從風(fēng)而靡?！绷詈聴币蛑八焓怪苁弦淮?，多非實錄者焉。”

其評《隋書》則曰：“詭辭妄說”，“以無益而書”。又說：“嗚呼！茍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之設(shè)坑阱，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終亦有可取焉?！?

劉知幾對“正史”的批判，大概如此?，F(xiàn)在再看他對“雜史”的批判。他在《雜述》中說：

大抵偏紀(jì)、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dāng)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然皆言多鄙樸，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為后生作者削稿之資焉。

逸事者，皆前史所遺，后人所記。求諸異說，為益實多。及妄者為之，則茍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zhèn)尾粍e，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gòu)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為弊之甚者也。

瑣言者，多載當(dāng)時辨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借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及蔽者為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床笫，莫不升之紀(jì)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風(fēng)規(guī)，有傷名教者矣。

郡書者，矜其鄉(xiāng)賢，美其邦族。施于本國，頗得流行。置于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于室家，難以播于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存；茍薪構(gòu)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

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xué)之流，則深所嘉尚；至于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

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煉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乃謬者為之，則茍談怪異，務(wù)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

地里書者，若朱贛所采，浹于九州；闞骃所書，殫于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于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

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guī)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shù)。務(wù)求詳審，持此為能。遂使學(xué)者觀之，瞀亂而難紀(jì)也。

以上，是劉知幾對“雜史”的批判。此外對《漢書·五行志》，還有單獨的批判，這里不及再述。從以上的批判中，我們可以看出劉知幾對中國的歷史文獻，皆認(rèn)為有美中不足之處；但有一例外，即他對《左傳》一書，則認(rèn)為盡善盡美。他在《雜說》（上）中說：

左氏之?dāng)⑹乱玻鲂袔焺t簿領(lǐng)盈視，聒沸騰；論備火則區(qū)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余，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jì)嚴(yán)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凄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

不論他對歷史文獻的批判是否完全正確，而其所指，皆系據(jù)各書內(nèi)容，并非憑空武斷。這種客觀的精神和判斷的能力，實可驚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