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當代革命文豪高爾基生平的奮斗生涯，記者曾做了四篇文章在本刊上介紹過，最后一篇談到他三十歲時出版了兩卷文集，文名漸及全國，由一個做苦工的飄泊者，一躍而為全國景仰的著作家，其中經過的饒有趣味的情形，讀者都已知道了。這位文豪和俄國的革命運動既有很重要的關系，關于這方面也有許多值得我們注意的事實，所以又特作此文接下去談談。

說也奇怪，高爾基對俄國革命，尤其是列寧所領導的布爾希維克的革命有重要的貢獻，他用了他的時間，他的筆，他的錢——據說他生平的稿費收入有百分之七十是用在捐助革命運動——他的個人的自由——繼續(xù)不斷的受著警察的嚴密監(jiān)視，屢次下獄——協(xié)助革命運動的進行，但是他始終未曾正式加入過什么政黨，就是布爾希維克黨他也從未正式加入過，他自稱在革命運動中不過是一個“同情者”（“sympathizer”），但是他在實際上對于革命運動的勞績，蘇聯(lián)至今銘念不忘，我們只要看今年九月間蘇聯(lián)全國對于他的著作生活四十周年紀念作熱烈盛大的慶祝，便是一個明證。

他在一九○五年創(chuàng)辦日報Novaya Zhizn（譯意為《新生活》），第六期起就由他請列寧主編。一九○七年他在倫敦參加在該處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大會時，列寧亦在內，他和列寧的親厚交誼就從那時開始。在此次大會里布爾希維克派（主張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孟希維克派（主張參加當時的議會，較有妥協(xié)性）明確的分家，前者即由列寧領導，而為高爾基所同情的。但在此時以前，他和俄國革命運動發(fā)生關系卻已早就發(fā)生了。其實從他十八歲時在當時知識階級所組織的革命團體所謂“民意派”中人開的糕餅店里做助手起（一八八六年），一直到一九一七年革命的爆發(fā)，在這三十一年的長時間里面，他的行動，可以說無時不在俄京圣彼得堡警察總監(jiān)注意之中。俄帝國的各處警察所，乃至當他出國后派在各國的暗探，都隨時有密報寄呈俄京警察總局。這種檔案，現在竟成為高爾基傳記的絕好材料，并可看見當時統(tǒng)治者對于他的種種神經過敏的探報和推測，實在可笑。

我們在前次文中已經知道，高爾基并非生于“普羅列搭利亞”或有革命意識的家庭中。他幼時接近最久的外祖父和母舅等都是屬于敬上帝怕沙皇的中下階級。他青年時代所接近的雇主和伙伴也大半屬于自命不凡的公民。他還夠加入“普羅列搭利亞”的唯一資格，只有根據他嘉山糕餅店里做學徒的資格。他的這種資格，最近由蘇聯(lián)糕餅師工會給予正式的承認，送他一張“名譽紅糕餅師”的證狀。但是無論他非出身無產階級，他的革命性格卻從小就有，對于他的環(huán)境中所遇著的種種惡習慣，從來不肯盲目服從。他不但不肯盲目屈伏，而且常作反抗，每因此受前輩的鞭撻而無悔。到了一八九九年，他的聲譽橫溢，尊崇者亦愈多，警察當局探悉——尤其在尼斯尼諾伏格拉——革命的工人，學生，及被驅逐出境的政治人物，都把他當作眾所仰望的人物，當作革命的象征，漸漸的更形恐慌起來。

當時俄國政府因防革命運動，對于各大學的青年學生防備極嚴，待遇尤酷，極端壓迫，不許他們有任何方式的組織，強迫他們一律要穿制服。一八九七年有一大學女生費楚華（MariaVetrova）冤死獄中，有遭受橫暴致死之傳說，更激起全國學生界的憤慨。一八九八年全國高級學校均有擾亂發(fā)生，參加者共有三十大學，學生達二萬五千人以上。當局用軍警威力對大學生作更強烈的壓迫，皮條槍刺，橫沖直撞，慘無人道。壓迫愈甚，反抗愈烈。高爾基目擊心傷，憤慨已極，一九○一年警察局檢查得他寫給莫斯科《星期三》周報主筆特勒旭夫（Teleshov）的信，里面有這樣的話：“我的好友，我們必須為學生們仗義執(zhí)言……我請你，盡你的力量干！有好多城市已開始行動了?！蓖晁脑拢郀柣谀崴鼓嶂Z伏格拉因用油印機印發(fā)革命文告被拘。高爾基的軀體雖被拘，但是他的著作中的名句已深入人心，革命青年都引為鼓勵民眾激起革命高潮的標語，他的充滿革命意識的名著《暴風雨中的海燕之歌》，不久已傳遍全俄人民的嘴上了。當時俄當道視高爾基為最難對付的勁敵。要辦他的罪，捉不住什么罪名的實證；但黑暗政治之下，草菅人命，原可不算一回事，可是以高爾基聲譽之隆，為全國所敬仰，又不敢隨便結果他的性命！

后來高爾基在獄里肺病增劇，由于文學家托爾斯泰的斡旋，當道準他出獄，但仍須由警察加以特別的監(jiān)視。后又覺把他留在尼斯尼諾伏格拉不妥當，因為他對于該處的工人太有勢力，恐怕要弄出擾亂治安的花樣，遂把他放逐到附近一個小鎮(zhèn)阿薩麻斯（A Zamas），以便易于監(jiān)視他的行動和來訪問他的人。此處是個安靜而偏僻的地方，高爾基便乘這機會寫了不少的著作。他的肺病卻愈增劇，他呈請內政部大臣準他到克里米亞去養(yǎng)病，當道許他由當年十一月住到第二年的四月。俄國革命青年把他當作革命的象征，隨處利用他喚起民眾革命的意識。他此行原由自請，但是革命青年們卻說政府又違法把他放逐了，他動身時，以及路過各車站時，數千成群的青年迎他送他，高唱平日不許唱的歌，大發(fā)平日不許發(fā)的小冊子，“高爾基萬歲！”“自由萬歲！”之呼聲震天地，弄得警察們忙得像螞蟻在熱鍋上似的，忙于奔走彈壓，忙于作報告。

一九○二年四月他又被強迫遷回阿薩麻斯。他的名劇《下層》（“At the Bottom”）就在此時禁錮中所寫，十二月排演于莫斯科藝術戲院，轟動一時，但至第二年二月即被當道禁演，因為他們怕高爾基的革命人格對于民眾的影響，雖經過檢查而仍不放心。但他在此后二三年內名劇出版多種，在威匿斯及柏林等處都有勝利的表演。他在國際文壇上的聲譽和他在革命運動的影響適成正比例，至一九○五年又被拘捕入獄。自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俄國無時不在鬧著罷工的風潮，海陸軍的擾動，農夫暴動，各專業(yè)的會議抗爭，一致的要求取消專制，實行憲政。各革命黨的聲勢日形浩大，尤其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黨徒，他們的斗爭的組織造成許多恐怖的現象，這種運動到一九○五年十月達到銳點，全國空前的大罷工，強迫尼古拉斯第二不得不宣布允許人民以憲政的權利。在這段多事之秋的時期內，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著名為《紅星期日》（“Red Sunday”）——圣彼得堡工人罷工集隊赴皇宮大請愿，高爾基在事前聯(lián)合各著名作家警告政府勿用武力對付，乃終演殘殺慘劇，行人道上被赤血染得鮮紅，從這次俄國的“普羅列搭利亞”深刻覺得信托當時統(tǒng)治者之為無上愚蠢，不再作無益的幻想了，簡直由當道種下了十二年后——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的種子。高爾基被控關于此次事變的宣言由他起草，且曾設法資助社會民主黨，于一月被拘入獄。此次入獄不但引起國內社會名人的抗議，而歐美各國的著作家科學家政治家紛紛開會發(fā)電援救，直接電慰高爾基的有如云起泉涌，嚇得帝俄政府不敢再用更惡毒的手段來處置高爾基，關至三月，左肺病劇，由人捐助一萬盧布交保，但他出獄后仍不能如當道所希望之安分，在這年最后的三個月內，真苦死了警察當局之忙于報告高爾基的行動！十月間他創(chuàng)辦《新生活日報》，聯(lián)合名著作家共同努力，如當時著名社會民主黨人列寧及考茨基等均在其列，十二月間即被封閉，但十二月間他卻參加莫斯科的暴動！他的行動當然不能久守秘密，所以在一九○六年一月，他在圣彼得堡住的房間便被警察搜查，二月間他避往芬蘭首都赫辛克福斯（Helsingfovs），但密探報告內務部大臣，說他到芬蘭時有無數青年學生及紅衛(wèi)隊唱歌奏樂迎接他，于是有即加拘捕之意，高爾基乃離開芬蘭而往西歐。但是他雖亡命國外，俄當道仍不能高枕而臥，詳情容下篇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