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劉第二

《七略》之流而為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為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隸以《春秋》家學(xué)，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諸家，后世不復(fù)有其支別，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熾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鈔輯之體，既非叢書，又非類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評點詩文，亦有似別集而實非別集，似總集而又非總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得執(zhí)《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學(xué)術(shù)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討論流別，以使之恍然於古人官師合一之故，則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補(bǔ)於古人矣。

——右二之一

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學(xué)也。本紀(jì)為經(jīng)，而志表傳錄，亦如左氏傳例之與為終始發(fā)明耳。故劉歆次《太史公》百三十篇於《春秋》之后，而班固敘例亦云，作春秋考紀(jì)十二篇，明乎其繼《春秋》而作也。他如儀注乃《儀禮》之支流，職官乃《周官》之族屬，則史而經(jīng)矣。譜牒通於歷數(shù)，記傳合乎小說，則史而子矣。凡此類者，即於史部敘錄，申明其旨，可使六藝不為虛器，而諸子得其統(tǒng)宗，則《春秋》家學(xué)，雖謂今日不泯可也。

——右二之二

名家者流，后世不傳。得辨名正物之意，則顏氏《匡謬》，丘氏《兼明》之類，經(jīng)解中有名家矣。墨家者流，自漢無傳。得尚儉兼愛之意，則老氏貴嗇，釋氏普度之類，二氏中有墨家矣。討論作述宗旨，不可不知其流別者也。

——右二之三

漢、魏、六朝著述，略有專門之意。至唐宋詩文之集，則浩如煙海矣。今即世俗所謂唐宋大家之集論之，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洵之兵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見於文字，旨無旁出，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體既謂之集，自不得強(qiáng)列以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錄，而推論其要旨，以見古人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恒者，編於敘錄之下，則一切無實之華言，牽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幾辨章學(xué)術(shù)之一端矣。

——右二之四

類書自不可稱為一子，隋唐以來之編次，皆非也。然類書之體亦有二：其有源委者，如《文獻(xiàn)通考》之類，當(dāng)附史部故事之后；其無源委者，如《藝文類聚》之類，當(dāng)附集部總集之后；總不得與子部相混淆。或擇其近似者，附其說於雜家之后，可矣。

——右二之五

鈔書始於葛稚川。然其體未雜，后人易識別也。唐后史家，無專門別識，鈔撮前人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宋志》藝文史部，創(chuàng)為史鈔一條，亦不得已也。嗣后學(xué)術(shù)，日趨茍簡，無論治經(jīng)業(yè)史，皆有簡約鈔撮之工；其始不過便一時之記憶，初非有意留青；后乃父子授受，師弟傳習(xí)，流別既廣，巧法滋多；其書既不能悉畀丙??；惟有強(qiáng)編甲乙；弊至近日流傳之殘本《說郛》而極矣。其書有經(jīng)有史，其文或墨或儒，若還其部次，則篇目不全；若自為一書，則義類難附。凡若此者，當(dāng)自立書鈔名目，附之史鈔之后，可矣。

——右二之六

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然彼則有評無點；且自出心裁，發(fā)揮道妙；又且離詩與文，而別自為書，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學(xué)者因陋就簡，即古人之詩文，而漫為點識批評，庶幾便於揣摩誦習(xí)。而后人嗣起，囿於見聞，不能自具心裁，深窺古人全體，作者精微，以致相習(xí)成風(fēng)，幾忘其為尚有本書者，末流之弊，至此極矣。然其書具在，亦不得而盡廢之也。且如《史記》百三十篇，正史已登於錄矣。明茅坤、歸有光輩，復(fù)加點識批評，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點識批評矣，豈可復(fù)歸正史類乎？謝枋得之《檀弓》，蘇洵之《孟子》，孫鑛之《毛詩》，豈可復(fù)歸經(jīng)部乎？凡若此者，皆是論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豈復(fù)有通經(jīng)習(xí)史之意乎？編書至此，不必更問經(jīng)史部次，子集偏全，約略篇章，附於文史評之下，庶乎不失論辨流別之義耳。

——右二之七

凡四部之所以不能復(fù)《七略》者，不出以上所云；然則四部之與《七略》，亦勢之不容兩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終不可復(fù)；而四部之體質(zhì)又不可改，則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別之義，以見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書之要法。而鄭樵顧刪去《崇文》敘錄，乃使觀者如閱甲乙簿注，而更不識其討論流別之義焉，烏乎可哉？

——右二之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