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采風的傳說。說是每年七八月間，天子派了使者，乘著輕車到各處去采集歌謠。各國也都設著太師的官，專管采集歌謠。目的是在“觀風俗，知厚薄”，一面也可以供歌唱。這叫作采風，是一種要政。這傳說有好幾種變形。有人說是在每年四月開始農(nóng)作的時候，行人的官搖著木鈴子隨地聚眾采訪歌謠。又有人說，男女六十歲以上沒有兒子，便叫他們穿上花衣服帶著樂器，去采訪歌謠。這些都說得很認真，可惜都不是實際的制度，都只是理想。原來漢武帝時確有過采集歌謠的工作，那完全是為了歌唱。一般學者看了這件事，便創(chuàng)造出一個采風的理想，安排在美麗的古代。但后來人很相信這個傳說。白居易曾經(jīng)熱烈的希望恢復這個制度，他不知道這個制度原是不曾有過的。

民國六年，北京大學成立了歌謠研究會，開始征集歌謠。他們行文到各省教育廳，請求幫助。一面提倡私人采集。這成了一種運動。目的確不是政治的，音樂的，而是文藝的，學術(shù)的。他們要將歌謠作為新詩的參考，要將歌謠作為民俗研究的一種張本。這其間私人采集的成績很好。二十年來出了好些歌謠集，是很有意義的“材料的記錄”。這些人采集歌謠，大概是請教各人鄉(xiāng)里的老人孩子。這中間自然有許多勞苦艱難，但究竟是同鄉(xiāng)：方言和習慣都沒有多少隔閡的地方，比在外鄉(xiāng)總好辦得多。這回南開大學的同學山東劉兆吉先生在西南采集歌謠，卻是在外鄉(xiāng)；這需要更多的毅力。劉先生居然能采到八百多首，他的成績是值得贊美的。

劉先生是長沙臨時大學步行團的一員，他從湖南過貴州到云南三千里路費了三個月。在開始的時候，他就決定從事采歌謠的工作。一路上他也請教老人和孩子：有時候他請小學教師幫忙，讓小朋友們寫他們所知道的歌謠。但他是外鄉(xiāng)人，請教人的時候，有些懶得告訴他；有些是告訴他了，他卻不見得能夠聽懂每一個字。這些時候，他得小心的，再三的請教。有小學教師幫助，自然方便得多。但有的教師覺得真正的歌謠究竟“不登大雅”；他們便教小朋友們只寫些文縐縐的唱歌兒充數(shù)。這是一眼就看得出的，劉先生只得割愛，因為他要的是歌謠。他這樣辛辛苦苦的搜索，記錄，分辨，又幾番的校正，幾番的整理，成了這本小書。他這才真是采風呢。他以個人的力量來做采風的工作，可以說是前無古人。

他將采集的歌謠分為六類。就中七言四句的“情歌”最多。這就是西南流行的山歌，四百多首里有三分之一可以說是好詩。這中間不缺少新鮮的話句和特殊的地方色彩，讀了都可以增擴我們自己。還有“抗戰(zhàn)歌謠”和“民怨”兩類，雖然沒有什么技巧，卻可以看出民眾的敵愾和他們對政治的態(tài)度；這真可以“觀風俗”了。歷來各家采集的歌謠，大概都流傳已久；新唱出來的時事歌謠，非像劉先生這樣親歷民間，是不容易得到的。書中所錄，偶有唱本。劉先生所經(jīng)各地，有些沒能采得歌謠，他便酌選唱本，彌補這個缺憾。但是唱本多出于文人之手，不同歌謠的自然，似乎還是分開好些。劉先生采集歌謠，也有些猥褻的：因不適于一般讀者，都已刪去。總之，這是一本有意義的民俗的記錄：劉先生的力量是不會白費的。

1939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