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文評的發(fā)展

——評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一、二、三分冊：《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隋唐文學批評史》（商務印書館）與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開明書店）

“文學批評”是一個譯名。我們稱為“詩文評”的，與文學批評可以相當，雖然未必完全一致。我們的詩文評有它自己的發(fā)展；現(xiàn)在通稱為“文學批評”，因為這個名詞清楚些，確切些，尤其鄭重些。但論到發(fā)展，還不能抹殺那個老名字。老名字代表一個附庸的地位和一個輕蔑的聲音——“詩文評”在目錄里只是集部的尾巴。原來詩文本身就有些人看作雕蟲小技，那么，詩文的評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論。一面從《文心雕龍》和《詩品》以后，批評的精力分散在選本和詩話以及文集里，絕少系統(tǒng)的專書，因而也就難以快快的提高自己身分。再說有許多人以為詩文貴在能作，評者往往不是作手，所評無非費話，至多也只是閑話。不過唐宋以來，詩文評確還在繼承從前的傳統(tǒng)發(fā)展著，各家文集里論文論詩之作，各家詩話，以及選本、評選本、評點本，加上詞話、曲品等，數(shù)量著實驚人。詩文評雖在附庸地位，卻能獨成一類，便因為目錄學家不得不承認這種發(fā)展的情勢。但它究竟還在附庸地位，若沒有“文學批評”這個新意念新名字輸入，若不是一般人已經(jīng)能夠鄭重的接受這個新意念，目下是還談不到任何中國文學批評史的。

清末我們開始有了中國文學史?！拔膶W史”雖也是輸入的意念，但在我們的傳統(tǒng)中卻早就有了根苗。六朝時沈約、劉勰都論到“變”，指的正是文學的史的發(fā)展，所以這些年里文學史出的不算少，雖然只有三四本值得讀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出現(xiàn)，卻得等到“五四”運動以后，人們確求種種新意念新評價的時候。這時候人們對文學取了嚴肅的態(tài)度，因而對文學批評也取了鄭重的態(tài)度，這就提高了在中國的文學批評——詩文評——的地位。二十年來我們已經(jīng)有了至少五種中國文學批評史，進展算是快的，在西方，貴創(chuàng)作而賤批評的人也不少，他們雖有很多文學批評的著作，但文學批評史一類著作似乎還是比文學史少的多。我們這二十來年里，文學批評史卻差不多要追上了文學史。這也許因為我們正在開始一個新的批評時代，一個從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要從新估定一切價值，就得認識傳統(tǒng)里的種種價值，以及種種評價的標準；于是乎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有些就將興趣和精力放在文學批評史上。再說我們對現(xiàn)代中國文學所用的評價標準，起初雖然是普遍的——其實是借用西方的——后來就漸漸參用本國的傳統(tǒng)的，如所謂“言志派”和“載道派”——其實不如說是“載道派”和“緣情派”。文學批評史不止可以闡明過去，并且可以闡明現(xiàn)在，指引將來的路；這也增高了它的趣味與地位。還有，所謂文學遺產問題，解決起來，不但用得著文學史，也用得著文學批評史。中國文學批評史發(fā)展得相當快，這些情形恐怕都有影響。

第一個人大規(guī)模搜集材料來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得推郭紹虞先生。他搜集的詩話，我曾見過目錄，那豐富恐怕還很少有人趕得上的。他寫過許多單篇的文字，分析了中國文學批評里的一些重要的意念，啟發(fā)我們很多。可惜他那部《中國文學批評史》只出了上冊，又因為寫的時期比較早些，不免受到不能割愛之處，加上這種書還算在草創(chuàng)中，體例自然難得謹嚴些。羅先生的書，情形就不相同了。編制便漸漸勻稱了，論斷也漸漸公平了。這原也是自然之勢。羅先生這部書寫到五代為止，比郭先生寫到北宋的包括的時期短些，可是詳盡些。這原是一部書，因為戰(zhàn)時印刷困難，分四冊出版，但第四冊還沒有出。就已出的三冊而論，這是一部值得細心研讀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文學批評”原是外來的意念，我們的詩文評雖與文學批評相當，卻有它自己的發(fā)展，上文已經(jīng)提及。寫中國文學批評史，就難在將這兩樣比較得恰到好處，教我們能以靠了文學批評這把明鏡，照清楚詩文評的面目。詩文評里有一部分與文學批評無干，得清算出去；這是將文學批評還給文學批評，是第一步。還得將中國還給中國，一時代還給一時代。按這方向走，才能將我們的材料跟那外來意念打成一片，才能處處抓住要領；抓住要領以后，才值得詳細探索起去。羅先生的書除緒言（第一冊）似乎稍繁以外，只翻看目錄，就教人耳目清新，就是因為他抓得住的原故。他說要兼攬編年、紀事本末、紀傳三體之長，創(chuàng)立一種“綜合體”。有時也不必拘泥體例：如就一般的文學批評而言，隋唐顯與魏晉南北朝不同，所以分為兩期。但唐初的音律說，則傳南北朝衣缽，便附敘于南北朝的音律說后。他要做到章學誠所謂“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客觀態(tài)度（一冊三六至三八面）。能夠這樣才真能將一時代還給一時代。《隋唐文學批評史》（三冊）開宗明義是兩章“詩的對偶及作法”上下。乍看目錄，也許覺得這種瑣屑的題目不值得專章討論，更不值得占去兩章那么重要的地位；可是仔細讀下去，才知道它的重要性比“音律說”（在二冊中占兩章）有過之無不及，著者特別提出，不厭求詳，正是他的獨見；而這也正是切實的將中國還給中國的態(tài)度。

《緒言》里指出“西洋的文學批評偏于文學裁判及批評理論，中國的文學批評偏于文學理論”?！爸袊呐u，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沒有多少批評專家。作家的反串，當然要側重理論的建設，不側重文學作品的批評”。又說中國的“批評不是創(chuàng)作的裁判，而是創(chuàng)作的領導”（一冊一四、一五面）。他以為這是因為中國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一冊一六至一七面）。這里指出的事實大體是不錯的；說是“尚用重于尚知”，也有一部分真理。但是說作家反串地“就當然側重理論”，以及“求好重于求真”，似乎都還可以商榷。即如曹丕、曹植都是作家，前者說文人“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典論論文》），后者更說“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與楊德祖書》），都并不側重理論。羅先生稱這些為“鑒賞論”（二冊七八至七九面），鑒賞不就是創(chuàng)作的批評或裁判么？照羅先生的意思，這正是求真；照曹植的話看，這也明明是求好——曹丕所謂長短，也是好與不好的別名。而西方的文學裁判或作家作品的批評，一面固然是求真，一面也還是求好。至于中國的文學理論，如載道說，卻與其說是重在求好，不如說是重在求真還貼切些。總之，在文學批評里，理論也罷，裁判也罷，似乎都在一面求真，同時求好。我們可以不必在兩類之間強分輕重。至于中國缺少作家作品的系統(tǒng)的批評，儒家尚用而不尚知，固然是一個因子，道家尚玄而不尚實，關系也許更大。原來我們的“求好”的藝術論淵源于道家，而道家不信賴語言，以為“言不盡意”，所以崇尚“無端崖之辭”。批評到作家和作品、便不免著實，成了“小言”有端崖之辭，或禪宗所謂死話頭。所以這種批評多少帶一點“陋”；陋就是見小不見大。中國文學批評就此沒有得著充分的發(fā)展；它所以不能成為專業(yè)而與創(chuàng)作分途并進，也由于此。至于現(xiàn)代西方人主張“創(chuàng)作必寓批評”“批評必寓創(chuàng)作”，如書中所引朱光潛先生的話，卻又因為分業(yè)太過，不免重枝節(jié)而輕根本，所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這一步為的矯正那偏重的情形，促進批評的更健全的發(fā)展。但那批評和創(chuàng)作分業(yè)的現(xiàn)象，還要繼續(xù)存在，因為這是一個分業(yè)的世界。中國對作家和作品的批評，鐘嶸《詩品》自然是最早的一部系統(tǒng)的著作，劉勰《文心雕龍》也系統(tǒng)的論到作家，這些個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忽略了清代幾部書。陳祚明的《古詩選》，對入選作家依次批評，以辭與情為主，很多精到的意思?！端膸烊珪偰刻嵋芳扛鳁l，從一方面看，也不失為系統(tǒng)的文學批評，這里紀昀的意見為多。還有趙翼的《甌北詩話》分列十家，家各一卷，朱東潤先生說是“語長而意盡，為詩畫中創(chuàng)格”（《批評史大綱》三六八面），也算得系統(tǒng)的著作。此外就都是零碎的材料了。羅先生提到“制藝選家的眉批總評”，以為毫無價值（一冊一六面，參看八面）。這種選家可稱為評點家。評點大概創(chuàng)始于南宋時代，為的是給應考的士子揣摩；這種選本一向認為陋書，這種評點也一向認為陋見?？墒沁@種書漸漸擴大了范圍，也擴大了影響，有的無疑的能夠代表甚至領導一時創(chuàng)作的風氣，前者如宋末方回的《瀛奎律髓》，后者如明末鐘惺、譚元春的《古唐詩歸》。文學批評史似乎也應該給予這種批評相當?shù)牡匚?，才是客觀的態(tài)度。其實選本或總集里批評作家或作品的片段的話，是和選本或總集同時開始的。王逸的《楚辭章句》，該算是我們第一部總集或選本，里面就有了駁班固論《離騷》的話。班氏批評屈原和《離騷》，王氏又批評他的批評，這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二重批評的階段了。原來我們對集部的工作，大致有兩個方向。一是箋注，是求真；里面也偶有批評，卻只算作箋注的一部分。《楚辭章句》里論《離騷》，似乎屬于這一類。又如《文選》里左思《魏都賦》張載注，論到如何描寫鳥將飛之勢，如何描寫臺榭的高，比較各賦里相似的句子，指出同異，顯明優(yōu)劣，那更清楚的屬于這一類。二是選錄，是求好；選錄旨趣大概見于序跋或總論里，有時更分別批評作家以至于作品。晉代摯虞的《文章流別》和李充的《翰林論》是開山祖師，他們已經(jīng)在批評作家和作品了。選本的數(shù)量似乎遠在注本之上，但是其中文學批評的材料并不多，完整的更少，原因上文已經(jīng)論及。別集里又有論詩文等的書札和詩，其中也少批評到作家和作品；序跋常說到作家了，不過敷衍的多，批評的少，批評到作品的更是罕見。詩話文話等，倒以論作家和作品為主，可是太零碎；摘句鑒賞，尤其瑣屑。史書文苑傳或文學傳里有些批評作家的話，往往根據(jù)墓志等等。墓志等等有時也批評到作品，最顯著的例子是元稹作的杜甫的《墓志銘》，推尊杜甫的排律，引起至今爭議莫決的李杜優(yōu)劣論。從以上所說，可見所謂文學裁判，在中國雖然沒有得著充分的發(fā)展，卻也有著古久的淵源和廣遠的分布。這似乎是不容忽視的。

但是羅先生這部書的確能夠借了“文學批評”的意念的光將我們的詩文評的本來面目看得更清楚了。他在《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里特立專章闡述“文體類”的理論（二四至四一面）。從前寫文學史及文學批評史的人都覺得這種文體論瑣屑而凌亂，沒有給予充分的注意?？墒亲x了羅先生的敘述和分析，我們能以看出那種種文體論正是作品的批評。不是個別的，而是綜合的；這些理論指示人們如何創(chuàng)作如何鑒賞各體文字。這不但見出人們如何開始了文學的自覺，并見出六朝時那新的“凈化”的文學概念如何形成。這是失掉的一環(huán)，現(xiàn)在才算找著了，連上了。這一分冊里《文學概念》一章（一至一七面），敘述也更得要領，其中“蕭綱的鼓吹鄭邦文學”和“徐陵的編輯麗人艷歌”，各占了一個獨立的節(jié)目。還有上文提過的第三分冊的頭兩章《詩的對偶及作法》，跟“文體類”有同樣的作用，見出律詩是如何發(fā)展的，也見出“元稹、白居易的社會詩論”的背景的一面來。再說魏晉時代開始了文學的自覺以后，除文體論外，各種的批評還不少。這些批評，以前只歸到時代或作家批評家的名下，本書卻分立“創(chuàng)作論”和“鑒賞論”兩章來闡述（二冊七○至八一面），面目也更清楚了?！吨芮貎蓾h文學批評史》里還提到“古經(jīng)中的辭令論”（五三面），這也是失掉的一環(huán)。春秋是“詩”和“辭”的時代；那時“詩”也當作“辭”用，那么，也可以說春秋是“辭”的時代。戰(zhàn)國還是“辭”的時代。辭令和說辭如何演變?yōu)榉N種文體，這里不能討論（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篇》曾觸及這問題，但他還未認清“辭”的面目）；現(xiàn)在只想指出孔子的“辭達而已矣”那句話和《易傳》里“修辭立其誠”那句話，對后世文論影響極大，而這些原都是論“辭”的。從這里可見“辭令論”的重要性。可是向來都將“文”和“辭”混為一談，又以為“辭”同于后世所謂的“文辭”，因此就只見其流，不見其源了。《文選》序曾提出戰(zhàn)國的“辭”，但沒有人注意。清代阮元那么推重《文選》，他讀那篇序時，卻也將這一點忽略了。羅先生現(xiàn)在注意到“古經(jīng)中的辭令論”，自然是難得的，只可惜他僅僅提了一下沒有發(fā)揮下去。第三分冊里敘述史學家的文論，特立“文學史觀”一個節(jié)目（八九至九一面）；這是六朝以來一種新的發(fā)展，是跟著文學的自覺和文學概念的轉變來的。前面說過“文學史”的意念在我們的傳統(tǒng)中早就有了根苗，正是指此。以前的文學史等，卻從沒有這么清楚的標目，因此就隱蔽了我們傳統(tǒng)中這個重要的意念。這一分冊敘述“古文論”（一○三至一五一面），也很充實，關于韓愈，特別列出“不平則鳴”與“文窮益工”一目（一三三至一三四面），這是韓愈的重要的文學見解，不在“惟陳言之務去”以下，但是向來沒有得著應得的地位。本書《緒言》中說到“解釋的方法”，有“辨似”一項，就是分析詞語的意義，在研究文學批評是極重要的。文學批評里的許多術語沿用日久，像滾雪球似的，意義越來越多。沿用的人有時取這個意義，有時取那個意義，或依照一般習慣，或依照行文方面，極其錯綜復雜。要明白這種詞語的確切的意義，必須加以精密的分析才成。書中如辨漢代所謂“文”并不專指詩賦（一冊九八面），又如論到辭賦的獨特價值就是在不同于詩，而漢人將辭賦看作詩，“辭賦的本身品性，當然被他們埋沒不少，辭賦的當時地位，卻賴他們提高好多”（一冊一二○面），都是用心分析的結果，這才能辨明那些疑似之處。

朱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自序》里說：“這本書的敘述特別注重近代的批評家”（四面）；他的書大部分以個別的批評家標目，直到清代《白雨齋詞話》的著者陳廷焯為止。他的“遠略近詳”的敘述，恰好供給我們的需要，彌補我們的缺憾。這還是第一部簡要的中國文學批評全史，我們讀來有滋味的。這原是講義稿，不是“詳密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自序》里說得明白。我們只能當它“大綱”讀著；有人希望書里敘述得詳備些，但那就不是“大綱”了。《自序》中還說這本書是兩次稿本湊合成的，現(xiàn)在卻只留下一處痕跡，第三十七章里說：“東坡少游于柳詞皆不滿，語見前”（一九六面），前面并不見；這總算不錯了。作為“大綱”，本書以批評家標目，倒是很相宜的；因為如《自序》所說，“這里所看到的，常常是整個的批評家”（四面）。朱先生關于中國文學批評的著作很多，《讀詩四論》（商務）之外，還有許多研究歷代批評家的論文，曾載在武漢大學的《文哲學報》上，現(xiàn)在聽說已集成一書，由上海開明書店印行了?！蹲x詩四論》和那些論文都夠精詳?shù)模瑒?chuàng)見不少。他取的是客觀的分析的態(tài)度?！洞缶V》的《自序》里提到有人“認為這本書不完全是史實的敘述，而有時不免加以主觀的判斷”。朱先生承認這一點，他提出“史觀的問題”，說“作史的人總有他自己的立場”（五面）。本書倒是有夾敘夾議的，讀來活潑有味，這正是一因。但是朱先生的史觀或立場，似乎也只是所謂“釋古”，以文學批評還給文學批評，中國還給中國，一時代還給一時代。這似乎是現(xiàn)代的我們一般的立場，不見其特別是朱先生主觀的地方。例如書中敘“盛唐”以后論詩大都可分二派：“為藝術而藝術，如殷璠、高仲武、司空圖等”，“為人生而藝術，如元結、白居易、元稹等”（九三至九四面）。兩派的存在得著外來的意念來比較而益彰。又如論袁枚為王次回辯護道：“次回《疑雨集》，與《隨園詩話》所舉隨園、香亭兄弟之詩論之，非特與男女性情之得其正者無當，即贈勺采蘭，亦不若是之繪畫裸陳也?！粢蝻L趣二字，遂使次回一派，以孽子而為大宗，固不可矣?！保ㄈ妫┻@可以說是“雅正”的傳統(tǒng)，不過是這時代已經(jīng)批評的接受了的，和上例那一對外來的傳統(tǒng)的意念的地位一般。這些判斷都反映著我們的時代，與其說是主觀的，不如說是客觀的，可是全書以陳廷焯作殿軍，在這末一章里卻先敘莊棫譚獻道：“清人之詞，至莊譚而局勢大定，莊譚論詞無完書，故以亦峰（廷焯字亦峰）之說終焉”。（三九六面）這個判斷是客觀的，但標目不列代表的批評家莊譚，只舉出受莊氏影響的陳氏，未免有些偏畸或疏忽。然而這種小節(jié)是不足以定主客觀之辨的。

《大綱》以個別的批評家標目，這些批評家可以說都是代表一個時代，一個派別或一種理論的批評家，著者的長處在能夠根據(jù)客觀的態(tài)度選出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代表批評家。如南宋反對“江西派”的張戒（三十章），清代論詩重變的葉燮（六十一章），第一個有文學批評史的自覺的紀昀（六十七章），創(chuàng)詩話新格的趙翼（七十章），他們的文學批評，一般的文學史，似乎都不大提及，有些簡直是著者第一次介紹和我們相見。此外如金人瑞和李漁各自占了一章的地位（六十三，六十四章），而袁宏道一章（五十章）中也特別指出他推重小說戲曲的話（二六面），這些都表現(xiàn)著現(xiàn)代的客觀態(tài)度。這種客觀的態(tài)度，雖然是一般的，但如何應用這種態(tài)度，還得靠著者的學力和識力而定，并不是現(xiàn)代的套子，隨意就可以套在史實上。論金人瑞批評到他的評點（三三七，三四○面），并征引他的《西廂記》評語（三三八面），論鐘惺、譚元春一章（五十一章），也征引《詩歸》里的評語；論到近代批評，是不能不給予評點公平的地位的。因此想到宋元間的評點家劉辰翁，他評點了很多書，似乎也應該在這本書里占個地位。書中論曹丕兄弟優(yōu)劣，引王夫之《姜齋詩話》：“曹子建之于子垣，有仙凡之隔，而人稱子建，不知子垣，俗論大抵如此”。以為“此言若就文學批評方面論之，殆不可廢”（二五面，參看二七面），最是公平的斷語。又評鐘嶸持論“歸于雅正”（六八面）；向來只說鐘氏專重“自然英旨”，似乎還未達一間。至于論嚴羽：“吾國文學批評家，大抵身為作家，至于批判古今，不過視為馀事。求之宋代，獨嚴羽一人，自負識力，此則專以批評名家者”（一八四面）。這確是獨到之見。兩宋詩話的發(fā)達，培養(yǎng)出這種自覺心，也是理有固然，只是從來沒人指出罷了。其他如論元稹“持論雖與白居易大旨相同，而所見之范圍較大，作詩之母題較多，故其對人之批評，亦不若居易之苛”（九九面）。論柳冕“好言文章與道之關系，與韓愈同，然有根本不同者，愈之所重在文，而冕之所重在道”（一○六面）。似乎也都未經(jīng)人說及。書中又指出陸機兄弟“重在新綺”，而皇甫謐和左思的《三都賦序》持“質實”之說（三二面）；人們一向卻只注意到齊代裴子野的《雕蟲論》。明初高棅的《唐詩品匯》列杜甫為大家，好像推尊之至，但書中指出他不肯當杜甫是“正宗”（二二三面）。韓愈的文統(tǒng)——文統(tǒng)說雖到明代茅坤才明白主張（二四七至二四八面），但韓愈已有此意，這里依郭紹虞先生的意見——五經(jīng)而下，列舉左氏、莊、《騷》、太史公、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進學解》，《答劉正夫書》）。本書指出明代王世貞又以莊、列、淮南、左氏為“古四大家”（二三八面），這種異同該是很有意義的。又如引曾國藩日記“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說“此為曾氏持論一大特點，故其論文，每每從字句聲色間求之”（三九二面）。這也關系一時代一派別的風氣。以上各例，都可見出一種慎思明辨的分析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