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談傳記文學的文章似乎不少，又似乎談起來都很內(nèi)行。但一般的說來，總認為中國的傳記不成，西洋的傳記，“大概總是很好的吧?！闭f中國的傳記不成，若把《史記》作為例外，恐怕很少的人能為中國傳記辯護。但認為西洋的傳記總是好的，也如有些西洋人認為中國人畫的山水畫總是好的，一樣的“并不盡然”。即使所謂西洋傳記，指的是十八世紀以后的傳記，甚至指的是發(fā)展到一九○○以來的傳記，同樣的還是“并不盡然”。僅只一個事實就可說明了一切，從一九○○到一九一五，這十五年間，單就英國說，每年出版的傳記不下五百部。這些“妄災梨棗”的大著，除了寥寥幾部未曾給人“覆瓿”外，幾近萬本的宏篇巨制，都被人類的選擇力淘汰盡了。誠如Lytton Strachey所說：“那些肥肥的兩本大裝，我們習慣上用以紀念死者的——誰不認識那些東西，他們對于材料的消化不良，‘管中窺豹’的作風（Slipshod Style）。他們那種可厭的‘諛墓’（Panegyric）口吻，再加上缺乏選擇能力，超然態(tài)度與藝術(shù)結(jié)構(gòu)到了可憐的地步？”（一九一八年《維多利亞王朝名人傳·序》）他指出兩本裝，說的是十八世紀以來直至現(xiàn)代的傳記了。

我們這里所想討論的，還不是Strachey所指斥的那些傳記（那當然沒有討論的價值），而是Strachey打破舊日的傳統(tǒng)，創(chuàng)立的近代傳記。提到這位近代傳記的泰斗，一般認為傳記到他手里，已臻善美，以前傳記上的問題已經(jīng)解決，以后只有遵循摹仿了。（這不免使人想到普魯泰克的傳記方法，自二世紀到十六世紀，一直被人遵循與摹仿著，到了把傳記寫死為止。）可是那部伊利沙白王后傳（Elizabeth and Essex），——他退隱在柏克省中幾乎費了三年功夫?qū)懗傻囊徊烤慕茏鳎詈玫呐笥褏菭栨诜蛉恕禡rs. Virginia Woolf），卻認為是一種失敗，雖然她同時承認維多利亞王后傳是極成功的傳記（她死前寫過一篇《傳記的藝術(shù)》，載美國大西洋月刊一九三九年四月號）。這里的問題并不是Strachey寫過《維多利亞王朝名人傳》與《維多利亞傳》，那些光榮的成功之后，他的傳記藝術(shù)退步了，與我們平常說“江淹才盡”一般，而是他的傳記藝術(shù)更向文學走進一步，同時也可以說更離歷史遠了一步，這不能不引起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傳記到底是歷史的？還是文學的？

在我們文史方面的傳統(tǒng)上，司馬遷是第一個寫傳記的人，也是第一個把歷史與文學配合得最好的史才，他不獨處處寫來富有戲劇性（后來的散文家寫傳記，碑志，行狀，逸事及小說皆宗《史記》），而對于史料的去取也頗為謹慎?！妒酚洝凡粚懭识鹱晕宓郏氈^“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倍肚G軻傳》不取“天雨粟，馬生角”之傳說，以為“大過”。其于荊軻刺秦王一幕，獨取當時躬逢其盛，以藥囊提荊軻而又因此得到秦王賞賜的夏無且的親口傳說。于韓信少時葬母的故事，而自己到淮陰親視其母家，方認為“信然”。凡此及其他相類的事情，足證司馬遷真不愧為“良史之才”。且其才猶不止此，他把這些征信的史料，用文學上所謂“創(chuàng)造的想象”，鼓舞而復活之，才寫出那些栩栩如生的傳記來。自班固而后，史傳越走向嚴格的歷史性，也就越少文學的戲劇性，直至史料全據(jù)官書，（晉書得到《世說新語》的幫助是例外，《四庫提要》譏之，也正為止。）傳記也如其所傳的人一樣，早是“壽終正寢”了。

史官的傳記既然寫不好，而一般的學者，又以列傳始于《史記》，便一口咬定必史官才可寫傳。顧亭林，章實齋，劉海峰諸人，皆認為非當作史之職，不能為人立傳，至清乾隆四十年定為一品官乃賜謚，而史官凡非賜謚及死事者不得立傳。是極權(quán)皇帝的生殺予奪之權(quán)，不獨加諸生人并且及于死鬼了。

以此，中國的傳記就命定地死于史官之手，從不再發(fā)生傳記文學的問題。

西洋的傳記，傳統(tǒng)上與中國不同，第一個寫傳記成功的希臘人普魯泰克（晚生于司馬遷約一百九十年）就不是史官，所以他們的傳記一直在摹仿著普魯泰克，也就一直的在私人手里。雖然他們承襲著普魯泰克的寫法，一千五百年間可說是只有摹仿（摹仿永遠是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不免乎下的）而無發(fā)展，但至十七八世紀回憶錄余的風行與小說，戲劇的發(fā)達，影響了傳記并促進傳記走入了近代的雛形。

這里不允許我們征引一大串人名與書名去細說傳記在十八世紀的發(fā)展，我們只指出一部紀程碑式的著作或許就夠了。我是想提一提大家都熟悉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傳。那部自鮑斯威爾認識約翰遜起（一七六三、五月十六日）直至約翰遜死（一七八四），他追隨了這位名人二十一年，會面共二百七十有六次，所產(chǎn)生的一部傳記杰作，成為了長傳里一種典型（Nicolson稱之為Boswell formula）事實也是如此，自一七九一年約翰遜傳出版后，長篇傳記風行一時，而體裁不出其規(guī)模，特別在英國是如此。直至Strachey才另變了一種作風。所謂典型，特別是在史料與方法方面。那部一千三百多頁的約翰遜傳，不但文字清麗，寫來富有戲劇性，處處可以看出一個約翰遜活躍在紙上，而史料多取之約翰遜的談話與書札，其早年史料，得之于約翰遜的家庭，親戚與朋友的，也多經(jīng)約翰遜自己辨別一番真?zhèn)?。而記載的方法又只是按年按月地排比下來，極似我國的年譜而又非年譜，讓讀者自己去看出約翰遜自少至老的發(fā)展來。這種傳記的典型，是嚴格歷史性的，也可以說是科學化的，雖然鮑斯威爾不必自己意識到這層，可是他的確創(chuàng)造了一種科學傳記的典型。

這種傳記只是散漫的記載，并無藝術(shù)上的結(jié)構(gòu)與形式。也許這很適合英國人的脾胃，使平常講結(jié)構(gòu)與形式的法國人看了有點皺眉。而Strachey卻正是受了法國的影響，把結(jié)構(gòu)與形式放進那些散漫的史料中，便成了現(xiàn)代的文學性的傳記。這傳記是文學的創(chuàng)造，讀起來簡直像小說一樣的逸趣橫生。

這種文學性的傳記風靡了整個世界的文壇，素重傳統(tǒng)的牛津大學字典都肯定傳記“為文學的一支”。這新趨勢把傳記納入文學的形式與結(jié)構(gòu)中，容許精密地選材與大量的刪削，也容許組織上的錯綜與想象力的補苴，一句話，傳記在文學家手里起死回生了。文學把過去的人物與事跡，用想象力重新組織鼓舞起來，使其人的聲音與笑貌，行動與舉止，都活現(xiàn)在我們目前。不錯，他是復活了，可不一定就是那個人；他已不是他父母的產(chǎn)品而是傳記作家的產(chǎn)品了！

這里便是傳記文學的歧途。

鮑斯威爾式的傳記，只有觀察與記載，不加自己的意見和判斷，那是極科學的，因為很似近代行為心理學家觀察與記載一個動物的行為一樣。但到底人類比其他動物太復雜了些，仿鮑斯威爾式的傳記，成千成萬冊的人生記載，都像春草秋蟲似的自生自滅了。就是極成功的作品，如蘭卡德的《司考脫傳》，長至七大冊；佛洛德之《喀萊爾傳》，長至九大冊；那種散漫而無結(jié)構(gòu)的記載，到底是太散漫無邊了。反過來一比較Strachey的《維多利亞王后傳》，不過三百頁薄薄的一本，她的個性發(fā)展，與當時的外交，內(nèi)政，宮廷，家務(wù)，也都生動地出現(xiàn)在書內(nèi)，到底結(jié)構(gòu)與形式，可以幫助我們對于材料的選擇與組織上的精密。

可是，Strachey的《伊利沙白王后傳》，終以代遠年湮，文不足征，以想象補苴史料之罅漏，與史實不能盡合。也許是很好的一部文學，卻不是很好的一部傳記。至于其余的現(xiàn)代傳記大家，如魯?shù)挛⑾＃‥mil Ludwig），他寫傳先要從那個人的畫像，塑像及其信札預作一個結(jié)論，就是用直觀方法得到那人的個性。然后再搜集一切能夠得到的材料去證實。據(jù)說他搜集材料的結(jié)果，總與他先得的結(jié)論相吻合，當然，我們帶著成見去找材料，找到的就不會不吻合！至于綜合英法兩國傳記之長的茂魯瓦（Andre Maurois），老實不客氣地說傳記是作者的個性表現(xiàn)了。我們不必再說那些聞風興起的傳記文學家，隨意馳騁想象，忽略史實，至于寫一部科學家的傳記，里面沒有其人的科學；寫一個政治家，里面沒有政治，寫一個文學家，里面沒有文學。也許是文學太多了，他創(chuàng)造了史實?？墒沁@里談的不是純文學，我們要的不是虛幻的創(chuàng)造，而是真實的歷史。

傳記到底是歷史？還是文學？這歧途至今不能決定?？蓻Q定的是：學鮑斯威爾若失敗，刻鵠不成尚類鶩；學Strachey若失敗，則畫虎不成反類犬。

當然，我們理想的傳記是嚴格的史實，配以適當?shù)奈膶W的描寫，結(jié)構(gòu)與形式，使我們寫出的人物，虎虎有生氣而又恰恰正是那個人。這要求可能超過了我們?nèi)祟惖哪芰?，只可偶爾得之，但往往是失敗。也許我們需要更多的失敗，更多的反省與更多的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