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除了反帝反封建兩層重要意義外，它還有一個附帶的意義，那便是與新文學的關系。在根本上說，二者都是解放運動；在形式上說，五四運動是思想表現(xiàn)于行動的解放形式；新文學運動是思想表現(xiàn)于語言的解放形式。新文學運動起于民六，起初還是白話詩與白話文的提倡，到了民八與五四運動合流，它的內容才切實豐富起來，它的力量才茁壯滋長起來，因為它得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明確目標與全國青年這支生力軍。假使沒有五四運動，新文學不會發(fā)展得那樣快，甚至不容易發(fā)展。反過來說，假使五四運動不得到自己的語言，而還用古文作工具，這運動便抓不住全國的青年與多數的人民。兩個運動的合流，才把思想、行動、語言都打成一片了，才能完成它們解放運動初步的使命。

時代的奔流，使一切都在新陳代謝中演化其生命。五四時代的新文學，若不能隨時吸取新生命并反映新時代，它本身就會變成舊文學。這可分為工具、內容與形式三方面來看。

一、五四時代的新文學運動，主要的是工具的改變。就是以現(xiàn)代的語言來寫現(xiàn)代的生活。這樣它才去掉了裝腔作勢，假惺惺的姿態(tài)，開始走向文學的真實與生動。說它“開始走向”，因為它并未能作到真實與生動，這便是工具問題了。那時一般作家所用的語言，部分的來自舊小說、語錄、皮簧戲的對話、舊文學中的名詞，還有一些翻譯的語法；更大部分的是每個人東拼西湊的藍青官話。真是所謂不文不白，南腔北調的家伙。當時這種百衲本式的語言，捉來傳情達意，還勉強夠用；用作文學的語言，可就有點乏味了。因為它不是從民間生長出來的，它缺乏那點虎生生的勁兒，那般在紙上跳躍的語句。

民二十二三年間的大眾語運動，方向是對了；因為缺少多數人的實踐，成功就不能普遍。新近看到從老解放區(qū)來的文藝作品在這方面確有了很大的成就。這就說明了為什么那些作品能在民間流行，也更指明了文學語言所應努力的方向。當然，徹底的方言，常不能得到普遍的了解；但若經好的文學作品把這些方言帶到各處去，不也就是普遍語言了嗎？要使文學的語言本身有生命，有力量，它必是某一種方言的應用與滋長。而文學語言的豐富，也就必是這些方言熔鑄會合的大成。

二、五四時代新文學的內容，不容分說的是以資產階級為對象，以個人的興趣為出發(fā)點的。以資產階級為對象，雖不缺乏優(yōu)美的材料，但大體上這對象是沉淪的。這就不能不使文藝偏向于揭發(fā)與諷刺。以個人的興趣為出發(fā)點，又沒有廣大的生活經驗，就流于感傷性的易喜易怒，以及身邊瑣事的描繪。故自五四以來，三十年中的文學，在暴露帝國主義和封建社會方面最顯出它的力量與成績。換句話說，它還屬于在破壞時代的產品，不是建設時代的產品。民十四五以來的革命文學稍后的大眾文藝，以及抗戰(zhàn)時期的“文學下鄉(xiāng)，文學入伍”的口號，在理論與方向上說，都是正當的；而實踐卻只能在以后的解放區(qū)中。這也說明了必在實際生活中嘗過甘苦，才能在文學中反映實際。不是站在旁觀的地位與憫人的態(tài)度上，而是放棄了小我，在人民中找到了大我；找到了人民的問題就是自己的問題；找到了人民的志愿就是自己的志愿。只有文藝上的技術才是自己的，也如木匠，泥水匠的技術是自己的一樣。

三、至于文藝的形式，在五四新文學的發(fā)展初期頗傾向于鄙棄自己的文藝形式而采取西方的文藝形式。這形式的生疏，就使文藝不能與一般人民接近?？箲?zhàn)時期才提出了民族文藝形式問題。但這問題的解放是有待于實例證明的。最近來自民間的秧歌，采用民間歌曲的戲劇，鄉(xiāng)土氣息的小說，民俗的年畫，民風的舞蹈，都以貼近人生而為一般人民所欣賞。文學史告訴我們，詩經、九歌、以及后起的小說、戲劇等，都是來自民間的。自民間帶來了生命與力量的文藝形式，常留有無窮發(fā)展的余地。這里也正指出文藝需要努力的前途。

于是，文藝的工具是人民的語言，內容是人民的生活，形式是民族的基調，它才能更有憑借的更大膽的吸取世界文藝的英華；取精用宏的來豐富與提高自己的文藝的花果。這花果確是自己的，因為它的根子深深的生長在中國土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