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與術(shù)士

在“此刻現(xiàn)在”這個黑色的北京，還有這樣余裕與余暇，拿五六塊錢買一本茀來則（J. G. Frazer）的《古代王位史講義》來讀，真可以說有點近于奢侈了。但是這一筆支出倘若于錢袋上的影響不算很輕，幾天的燈下的翻閱卻也得了不少的悅樂。這是一九○五年在坎不列治三一學院演講的稿本，第三板的《金枝》（ The Golden Bough ）中說的更為詳盡，其第一份“法術(shù)與王的進化”兩冊，即是專講這個問題的，但那一部大書我們真是嗅也不敢一嗅，所以只好找這九篇講義來替代，好像是吞一顆戒煙丸。他告訴我們法術(shù)（Magic）的大要，術(shù)士怎樣變成酋長，帝王何以是神圣不可侵犯：簡單的一句話，帝王就是術(shù)士變的。這一點社會人類學上的事實給予我們不少的啟示，特別是對于咱們還在迷信奉天承運皇帝之中華民國的國民。君是什么東西？我們現(xiàn)在比黃宗羲知道得更明確了。他本來是一個妖言惑眾的道士，說能呼風喚雨，起死回生，老百姓信賴他，又有點怕他，漸漸的由國師而正位為國君，他的符牌令旗之類就變了神器和傳國之寶。無論如何克圣克神允文允武的皇帝，一經(jīng)照出原形，也就只是賽康節(jié)一流人，雖然或者還可以做軍師，總覺得不配做君師了。君為臣綱，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時了，至少在知識階級總要明白這一點?；实圻@東西的發(fā)生本來不是偶然的，于當時的文化過程上正是必要而且還很有益的，不過這正如嬰兒的襁褓，年紀稍大的時候便縛手縛腳地不好穿了。著者在第三講里曾這樣說，

“法術(shù)的職業(yè)既影響及于野蠻社會之制度，大抵統(tǒng)治之權(quán)遂歸于最有才能者之手中，此即將權(quán)力從多數(shù)移轉(zhuǎn)于一人，亦即由民眾政治——實乃老人們的少數(shù)政治移轉(zhuǎn)于獨裁政治，蓋野蠻社會率由元老會議而非以壯年男子全體管理之也。此種改變，無論原因如何，或上代主宰的性質(zhì)如何，總之是很有益的。君主之興起，在人類脫離野蠻狀態(tài)上殆為一必要的條件。世上更沒有別人像你們所謂民主的野蠻民族那樣為習俗與傳統(tǒng)所束縛者，也沒有別的社會那樣的進步遲緩困難者。以為野蠻是最自由的人類的舊說，正與事實相反，野蠻人雖不是一個看得見的主人的奴隸，但對于過去，對于先祖的鬼魂，他是一個完全的奴隸，他們跟住他從生到死，執(zhí)了鐵棍統(tǒng)治著他。凡他們所做的都是模范，不文的法律，他須得盲目地無言地遵從。所以有才智的人絕無機會可以去改革一點舊習慣。最能干的人被最弱最笨的拉倒，因為一個不能升高，一個卻可以跌倒，自然以低等的立為標準。……人群發(fā)展之勢力一旦開始發(fā)動，（這是不能永久迫壓的，）文明的進步就比較地急速了。一個人崛起握了大權(quán)，他便可以在他的一生中成就好些改革，這在以前就是若干代的時光也還不能做成的；而且假如他是一個特別有智慧精力的人，他也自然會利用這些機會。就是暴君的胡為亂想也有用處，足以破壞那沉重地壓在野蠻人身上的習慣的鎖鏈?！?

這并非過言，上古的專制政治是人類的良友，而且又是，雖然聽去有點似乎古怪，自由的良友。因為在最絕端的專制，最厲害的暴政之下，比那表面似乎自由，而個人的景況自搖籃以至墳墓全由習俗的鐵模鑄好了的野蠻生活，更有自由行動的余地，即自由地去想自己的思想，定自己的運命。”

哈利孫女士（J. E. Harrison）在她的《希臘宗教研究結(jié)論》中法術(shù)與神皇這一節(jié)里，也簡單地說及，

“這個改變似乎是一個損失，因為成人的民主團體的統(tǒng)治換了一個獨裁君主了。但是歷史到處證明，真的自由在有才能的個人崛起占權(quán)時同時發(fā)生，全部落的民治只是一個空名，實在乃是元老專政（Gerontocracy）的暴政，幾個老人為青年們授戒，強迫他們承受部落的傳統(tǒng)?！?

元老政治比專制還要有害，在現(xiàn)今高唱圣教，以若干老人統(tǒng)治中國的時代，這句話不由的覺得很是刺耳。在現(xiàn)今我們當然不再夢想明主，但族長更不見得可喜，國民大會也是別一種的元老專政，因為最弱最笨的正是老人的正統(tǒng)孫子。事實與科學決不是怎么樂觀的。我讀這本小書也不禁悵然，覺得仿佛背上騎著一個山中老人，有如亞拉伯的水手辛八。

（十六年四月二日。）

注，水手辛八（Sinbad）的故事見《天方夜談》，又有單行譯本，名“航海述奇”，上海廣智書局發(fā)行，辛八名本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