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興義溯源

春秋時列國大夫聘問，通行賦詩言志，詳見《左傳》。賦詩多半是自唱，有時也教樂工去唱；唱的或是整篇詩，或只選一二章詩。當時人說話也常常引詩為證。所賦所引的詩，大多數(shù)在“詩三百”里。賦一章詩的似乎很多?！蹲髠鳌废骞四辏R蒲癸說：“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倍蓬A注：“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余取所求焉”也就是《國語》師亥說的“詩所以合意”（《魯語》下）。賦詩只取一二章，并且只取一章中一二句，以合己意，叫作“斷章取義”，引詩也是如此。這些都是借用古詩，加以引申，取其能明己意而止?！白髟娙酥狻笔遣粏柕?。最顯著的例是《左傳》成公十二年晉卻至對楚子反的話：

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扦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奔捌鋪y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必蚕掠械溃瑒t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這四句詩都在《周南·兔罝》篇里，前二句在首章，后二句在三章。那三章詩是復沓的，“赳赳武夫”二句（次章下句作“公侯好仇”），三章句法相同，意思自然一樣。卻至為了自己辯論的方便，硬將這四句說成相反兩義，當然是穿鑿，是附合支離。不過他是引詩為證，不是說詩；主要的是他的論旨，而不是詩的意義?？础蹲髠鳌返挠涊d，那時卿大夫?qū)τ凇霸娙佟贝蠹s都熟悉，各篇詩的本義，在他們原是明白易曉，正和我們對于皮黃戲一般。他們聽賦詩，聽引詩，只注重賦詩的人引詩的人用意所在；他們對于原詩的了解，是不會跟了賦詩引詩的人而歪曲的。好像后世詩文用典，但求舊典新用，不必與原義盡合；讀者欣賞作者的技巧，可并不會因此誤解原典的意義。不過注這樣詩文的人該舉出原典，以資考信。毛鄭解《詩》卻不如此?！霸娙佟痹嗉词卵郧橹?，當時義本易明。到了他們手里，有意深求，一律用賦詩引詩的方法去說解，以斷章之義為全章全篇之義，結(jié)果自然便遠出常人想像之外了。而說比興時尤然。

《左傳》所記賦詩，見于今本《詩經(jīng)》的，共五十三篇：《國風》二十五，《小雅》二十六，《大雅》一，《頌》一。引詩共八十四篇：《國風》二十六，《小雅》二十三，《大雅》十八，《頌》十七。重見者均不計。再將兩項合計，再去其重復的，共有一百二十三篇：《國風》四十六，《小雅》四十一，《大雅》十九，《頌》十七，占全詩三分之一強，可見“詩三百”當時流行之盛之廣了。賦詩各篇中《毛傳》定為興詩的二十六，引詩中二十一；兩項合計，去重復，共四十篇，占興詩全數(shù)三分之一弱。賦詩顯用喻義的九篇，有七篇興詩。引詩顯用喻義的十篇，有五篇興詩?，F(xiàn)在只舉《左傳》明言喻義而與《毛詩》相合的五篇，依《左傳》中次序。先說賦詩。文公四年《傳》云：

衛(wèi)寧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yè)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按《毛詩·湛露·序》、《傳》云：

《湛露》，天子宴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干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干。）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略）

合看《序》、《傳》，正是“天子當陽，諸侯用命”的意思。又襄公十六年《傳》說齊國再伐魯國，魯國派穆叔聘晉，并求援助。他“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杜注：鳩，集也。）按《鴻雁·序》云：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詩卒章《傳》云：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未得所安集，則嗷嗷然。）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宣，示也。）

“安集”之義，正本《左傳》。又襄公十九年《傳》云：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能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

按《黍苗·序》、《傳》云：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悠悠，行貌。）

所謂“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也本于《左傳》。

次記引詩。文公七年《傳》云：

宋成公卒?！压珜⑷ト汗?。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陰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

按《葛藟·序》、《傳》云：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綿綿葛藟，在河之滸。（興也。綿綿，長不絕之貌。水崖曰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兄弟之道已相遠矣。）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所謂“棄其九族”、“兄弟之道已相遠”，都本于《左傳》。陳奐云：“此詩因葛藟而興，又以葛藟為比，故《毛傳》以為興，《左傳》則以為比。”《左傳》的“比”只是譬喻，與《毛傳》的興兼包“發(fā)端”一義者不同，陳說甚確。但他下文又說：“蓋言興而比已寓焉矣”，那卻糊涂了。又襄公三十一年《傳》云：

北宮文子相衛(wèi)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迋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用）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wèi)侯曰：“鄭有禮，其數(shù)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zhí)熱，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按《桑柔》五章《傳》云：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毖，慎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zhí)熱，逝不以濯？（濯所以救熱也，禮所以救亂也。）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誰能執(zhí)熱”二句《傳》幾乎全與《左傳》同?！渡Ｈ帷肥桥d詩，但這兩句卻是《大序》所謂“比”。以上五例，一方面看出斷章取義或詩以合意的情形，一方面可看出《毛詩》比興受到了《左傳》的影響。但春秋時賦詩引詩，是即景生情的；在彼此晤對的背景之下，盡管斷章取義，還是親切易曉。《毛詩》一律用賦詩引詩的方法，卻沒了那背景，所以有時便令人覺得無中生有了?！多嵐{》力求系統(tǒng)化，力求泯去斷章的痕跡，但根據(jù)態(tài)度與《毛傳》同，所以也還不免無中生有的毛病。

《詩序》主要的意念是美刺，《風》《雅》各篇序中明言“美”的二十八，明言“刺”的一百二十九，兩共一百五十七，占《風》《雅》詩全數(shù)百分之五十九強。其中興詩六十七，美詩六，刺詩六十一，占興詩全數(shù)百分之五十八弱。美刺并不限于比興，只一般的是詩的作用，所謂“詩言志”最初的意義是諷與頌，就是后來美刺的意思。古代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庶人傳語?！对娊?jīng)》說到作詩之意的有十二篇，都不外乎諷與頌。不過這十二篇只有兩篇《風》詩，其馀全在大小《雅》里?！讹L》詩大概不出于民間↑③↑，但與《小雅》的一部分都非“獻詩”，是可無疑的。劉安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多少說著了這部分詩的性質(zhì)與作用。這是歌謠，可是貴族的歌謠。春秋用《風》詩比較的晚?！蹲髠鳌焚夜哪暌谩恫茱L·候人》，這是開始。勞孝輿《春秋詩話》二云：

春秋至僖公二十四年為八十年矣。至此始引用列國之風，前所引者皆《雅》《頌》?？芍讹L》詩皆隨時所作，如《碩人》、《清人》之類是也。而左氏不悉標出者，大抵《風》詩未必有切指之題?！缎⌒颉分禃?，可盡信哉！

賦《風》詩卻以文公十三年鄭子家賦《載馳》篇為始見。勞氏因此推想“《風》詩皆隨時所作”，舉《碩人》、《清人》等篇為例。但作詩時代，《左傳》有記載的只有《碩人》、《清人》、《載馳》、《黃鳥》四篇。據(jù)這四篇而推論其馀的一百五十六篇《風》詩皆春秋中葉后隨時所作，實難征信。大約《風》詩（和《小雅》一部分）入樂較晚，而當時詩以聲為用，入樂以后，才得廣傳，因此引的賦的也便晚了。不過勞氏說，“《風》詩未必有切指之題，《小序》之傅會，可盡信哉！”卻是重要的意見。原來自從僖公二十四年以后，引《風》詩賦《風》詩的都很不少。《雅》《頌》本多諷頌之作，斷章取義與原義不致相去太遠；《風》詩卻少諷頌之作，斷章取義往往與原義差得很遠。這在當時是無妨的。后來《毛詩》卻一律用賦詩引詩的方法說解，在《風》詩（及《小雅》的一部分）便更覺支離傅會了。而譬喻的句子（比興）尤其是這樣。

“美刺”之稱實在本于《春秋》家。公羊、穀梁解經(jīng)多用“褒貶”字，也用“美惡”字?！豆颉冯[公七年《傳》云：

“滕侯卒。”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又如僖公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傳》云：

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踴（何休注，豫也。）為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昌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這都是“美惡”并言，是實字，是名詞?！懊缾骸笔钱敃r成語，有時也用為形容詞和副詞。又《穀梁》僖公元年《傳》云：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笔窍蛑畮熞病Ｊ怪缯氯?，“美”齊侯之功也。

又如僖公九年《傳》云：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被该瞬蝗眨撕我匀?？“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日）也。

這是專說“美”的，“美”字虛用，是動詞?！皭骸弊秩绱颂撚玫睦瑑蓚髦形匆?。卻有“刺”字，只《穀梁傳》中一見。莊公四年《傳》云：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不復仇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這里“美”和“刺”該就是《毛詩》所本。但兩傳所稱“美惡”“美刺”，都不免穿鑿之嫌，毛鄭大概也受到了影響?！对娊?jīng)》中可也一見“美刺”的“刺”字?！段猴L·葛屨》篇末述作詩之意云：

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這是刺詩的內(nèi)證，足為美刺說張目。按美，善也，《詩序》中也偶用“嘉”字。刺，責也，《詩序》中也偶用“責”“誘”“規(guī)”“誨”等字，更常用“戒”字。如《秦風·終南序》云，“戒襄公也?！笔渍隆敖K南何有？有條有枚?！薄秱鳌芬舱f，“宜以戒不宜也?！薄缎颉?、《傳》相合顯然?？墒恰对娦颉窊?jù)獻詩諷頌的史跡，卻采用了《春秋》家的名稱，似乎也不是無因的。《孟子·滕文公》下云：

興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鬃討郑鳌洞呵铩?。……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趙岐注：“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庇帧峨x婁》下云：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对姟吠鋈缓蟆洞呵铩纷?。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鬃釉唬骸捌淞x則丘竊取之矣?！?

焦循《孟子正義》說：“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是確切的解釋。所謂“義”是什么呢？偽孫奭《疏》云：

蓋《春秋》以義斷之，……以賞罰之意寓之褒貶，而褒貶之意則寓于一言耳。

在史是褒貶，在詩就是諷頌。孟子似乎是說，獻詩的事已經(jīng)衰廢了，孔子寓諷頌之意于史，作《春秋》，賞善罰惡，以垂教于天下后世，所以“亂臣賊子懼”?！对姟放c《春秋》在《孟子》書中，相關(guān)既如此之密切，那么，序《詩》的人參照詩文，采用“美刺”的名稱，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孔子時賦詩不行，雅樂敗壞，詩和樂漸漸分家。所以他論詩便側(cè)重義一方面。他說：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

《論語集解》引包咸曰：“歸于正”。按“思無邪”見《魯頌·駉》篇末章，下句是“思馬斯徂”。《箋》云：“徂，猶行也?！榴R使可走行。”全詩詠牧馬事。陳奐于首章說云：“思，詞也。斯，猶其也?！疅o疆’‘無期’，頌禱之詞?！疅o斁’‘無邪’，又有勸戒之義焉?！肌詾檎Z助?！薄盁o邪”只是專心致志的意思，孔子當是斷章取義。他又說：

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

又說：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陽貨》）

這都是從“無邪”一義推演出來的?？鬃右浴盁o邪”論詩，影響后世極大?！对姶笮颉匪^“正得失”，所謂“先王以是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所謂“發(fā)乎情，止乎禮義”，都是“無邪”一語的注腳。《毛詩》、《鄭箋》的基石，可以說便是這個意念。至于《傳》、《箋》的方法，卻受于孟子為主，但曲解了孟子。孟子時雅樂衰亡，新聲大作，詩樂完全分家，詩更重義一方面。他說詩雖然還不免有斷章取義之處，但他開始注重全篇的說解了?！度f章（上）》，咸丘蒙問道：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倍醇葹樘熳右?，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孟子答道：

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于王事而不得養(yǎng)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云漢》之詩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遺?！毙潘寡砸玻侵軣o遺民也。

這是論《小雅·北山》詩。全詩主旨在咸丘蒙所舉四句之下的“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二句，孟子的意見是對的。咸丘蒙是斷章取義，孟子卻就全篇說解。這是一個新態(tài)度。春秋賦詩，雖有全篇，所重在聲，取義甚少。引詩卻有說全篇意義的。如《左傳》隱公三年，君子曰：“《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杜注云：“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為用?！钡淮艘焕?，出于偶然。到了孟子，才有意的注重全篇之義；他和咸丘蒙論《北山》詩，和公孫丑論《小弁》、《凱風》的怨親不怨親（《告子（下）》），都是就全篇而論。而在對咸丘蒙的一段話里，更明顯的表示他的主張?！耙晕暮o”“以辭害志”便指斷章取義而言，他反對那樣的說詩。“以意逆志”趙注云：

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

《說文》二下《辵部》：“逆，迎也。”《周禮·天官·司會》“以逆都鄙官府之志”，《司書》“以逆群吏之征令”，鄭玄都注云：“逆受而鉤考之?！庇帧兜毓佟むl(xiāng)師》“以逆其役事”，鄭注也道：“逆猶鉤考也?！币约褐狻坝堋痹娙酥径右浴般^考”，與“詩所以合意”正相反。如何以己之意“鉤考”詩人之志呢？趙氏舉出“人情不遠”之說，是很好的。但還得加一句，逆志必得靠文辭。文辭就是字句?！耙晕暮o”“以辭害志”，固然不成，但離開字句而猜全篇的意義也是不成的。孟子論《北山》等三詩，似乎只靠文辭說解詩義；他并不曾指出這些是何時何人的詩。到此為止的“以意逆志”是沒有什么流弊的。但孟子還說了一番話：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上）論古之人。頌（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萬章（下）》）

這一段只重在“尚論古之人”，“誦詩”“讀書”與“知人論世”各是一事，并不包含“誦詩”“讀書”必得“知人論世”才能了解的意思。《毛詩》、《鄭箋》跟著孟子注重全篇的說解，自是正路。但他們曲解“知人論世”，并死守著“思無邪”一義膠柱鼓瑟的“以意逆志”，于是乎就不是說詩而是證史了。斷章取義而以“思無邪”論詩，是無妨的。根據(jù)“文辭”“以意逆志”，或“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也可以多少得著“作詩者之意”，因為人情是不相遠的。他們卻據(jù)“思無邪”一義先給“作詩者之志”定下了模型，再在這模型里“以意逆志”，以詩證史，人情自然顧不到，結(jié)果自然便遠出常人想像之外了。固然《傳》、《箋》以詩證史，也自有他們的客觀標準，便是《詩經(jīng)》中的國別與篇次；鄭氏根據(jù)了這些，系統(tǒng)的附合史料，便成了他的《詩譜》。但國別與篇次都是在詩外的不確切的標準，與詩義相關(guān)極少，不足為據(jù)。就在這種附合支離的局面下，產(chǎn)生了賦比興的解釋；而比興義去常情更遠，最為纏夾，可也最受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