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詩體正變

六朝論文，可以梁昭明太子和元帝兄弟為代表。昭明《文選序》別裁經(jīng)、子、辭、史，以為都不是文；他注重“綜緝辭采”，“錯比文華”，舉“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為文的標(biāo)準(zhǔn)。“事”是事類，就是典故；“藻”指譬喻，也兼指典故。“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是善于用事，善于用比的意思。元帝《金樓子·立言》篇說：“吟詠風(fēng)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說：“文者，惟須綺穀紛披，宮征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彼^“綺穀紛披”，也當(dāng)指用事用比而言。六朝論詩，可以鐘嶸和劉勰為代表?！对娖沸颉分赋觯骸皻庵畡游?，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可是當(dāng)時的詩：

顏延、謝莊尤為繁密，于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bǔ)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xué)問，亦一理乎？

《文心雕龍·明詩》篇也道：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競須新事”明指用事，“辭必窮力而追新”似乎也指的用事用比，都可見當(dāng)時風(fēng)氣。但由鐘、劉兩家的話，知道求“新”更為當(dāng)時作者所重。

“新”是創(chuàng)造，對舊而言是“變”；隋、唐以來，“新變”往往連稱。《南齊書》五十二《文學(xué)傳論》道：

習(xí)玩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

這里說能求“新變”才能獨自成家，雄長一代。《梁書》四十九《庾肩吾傳》道：

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zhuǎn)拘聲韻，彌尚麗靡。

用事用比之外，聲律也是求得“新變”的一條路。又《梁書》三十《徐摛傳》說他：

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

當(dāng)時不滿這類“新變”的，或以為“拘攣補(bǔ)衲”而失自然，或以為“轉(zhuǎn)拘聲韻”而“傷真美”；但“不拘舊體”也該是貴古者的一種口實?！端鍟肥濉兑魳分尽返溃?

開皇中，……有曹妙達(dá)、王長通、李士衡、郭金樂、安進(jìn)貴等，皆妙絕弦管，新聲奇變，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炫王公之間，舉時爭相慕尚。高祖病之，謂群臣曰：“聞公等皆好新變，所奏無復(fù)正聲，此不祥之大也?！?

這里“正聲”與“新變”對舉。樂尚“新變”，“無復(fù)正聲”；文好“新變”，“不拘舊體”，道理是一樣的。隋高祖以“無復(fù)正聲”為病，也該有人以“不拘舊體”為病?！段男牡颀垺ねㄗ儭菲陀羞@個意思，下文詳論。

風(fēng)雅正變的“變”，指的“政教衰”、“紀(jì)綱絕”，指的時世由盛變衰。這里并不曾應(yīng)用那影響巨大的《易傳》的“變”的哲學(xué)?！兑住は缔o傳》道：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下）。

這似乎是“變”的哲學(xué)的綱領(lǐng)?！白儭迸c“通”是連著的，而“通”與“窮”是對著的?！巴ā辈拍堋熬谩?，“久”便無窮?！断缔o傳》又道：

變通莫大乎四時（上）。

荀爽注：“四時相變，終而復(fù)始也”（《周易集解》十四）。這似乎是一種循環(huán)論。但是無論如何

變通者，趣（趨）時者也（下）。

“趣時”就不至于固執(zhí)了。又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弥^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yè)（上）。

道與器都可以“變”“通”而成事業(yè)，所以

變而通之以盡利（上）。

通變之謂事（上）。

“變”的作用如此之大，風(fēng)雅正變的“變”顯然跟這種“變”不相干?！靶伦儭钡摹白儭钡顾坪跤幸鉄o意間在應(yīng)用著這種哲學(xué)。我們可以說梁、陳以至隋、唐之際，文論開始采用了這種“變”的哲學(xué)。

通變說的應(yīng)用固然可以解釋求新，而在求新成為風(fēng)氣之后，這一說卻也可以幫助復(fù)古論者張目?！段男牡颀垺ねㄗ儭菲陀羞@個傾向。

夫設(shè)文之體有常，變文之?dāng)?shù)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dāng)?shù)也。名理有常，體必資于故實。通變無方，數(shù)必酌于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涂。非文理之?dāng)?shù)盡，乃通變之術(shù)疏耳?！瓝n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zhì)，虞、夏質(zhì)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zhì)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fēng)味氣衰也。

今才穎之士刻意學(xué)文，多略漢篇，師范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yuǎn)疏矣。夫青生于藍(lán)，絳生于蒨，雖逾本色，不能復(fù)化?；妇皆疲骸坝枰娦逻M(jìn)麗文，美而無采，及見劉、楊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lán)蒨；矯訛翻淺，還宗經(jīng)誥。斯斟酌乎質(zhì)文之間，而櫽栝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若乃齷齪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回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文中承認(rèn)“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數(shù)必酌于新聲”。但像當(dāng)時那樣“競今疏古”，蔽于偏而不知全，便不免千篇一律，“風(fēng)味氣衰”。文中論“宋初訛而新”，“訛”，化也，又有“妖”義；“新”而不“雅”，“新”而失正，“新”得過了分，便是“訛”?！坝灐弊匀徊粫按尽保按尽笔菨?，是厚，不淳就薄了，“澹”了。這時候好像“文理之?dāng)?shù)盡”，走投無路；其實也不然。只要“矯訛翻淺，還宗經(jīng)誥”，“斟酌乎質(zhì)文之間，而櫽栝乎雅俗之際”，還可通變起去，路還是“無窮”的。清代紀(jì)昀評這一段道：

彥和以通變立論。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則小智師心，轉(zhuǎn)成纖仄?！释炱浞刀笾T古。蓋當(dāng)代之新聲既無非濫調(diào)，則古人之舊式轉(zhuǎn)屬新聲。復(fù)古而名以通變，蓋以此爾。

這番話透徹的說出復(fù)古怎樣也是通變，解釋劉氏的用意最為確切。

劉氏以復(fù)古為通變，雖然近于循環(huán)論，但確是創(chuàng)見；他針對當(dāng)時的情形，給指出了一條新路。不過他的意見在當(dāng)時似乎沒有發(fā)生什么影響，他的影響直到唐代才顯著。首先以復(fù)古號召的是陳子昂，他在《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的敘里劈頭便道：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fēng)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xiàn)有可征者。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竊思古人，?？皱藻祁j靡，風(fēng)雅不作，以耿耿也。（《陳伯玉文集》一）

他要將詩還到風(fēng)雅，還到漢、魏；他作《感遇詩》三十八章，是學(xué)阮籍的。盧藏用給他的文集作序，說道：“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zhì)文一變?！庇终f：“至于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保ā度莆摹范耍┧^“質(zhì)文一變”，所謂“變化之朕”，正是《文心·通變》的意思。李白繼子昂之后提倡詩“復(fù)古道”，他說“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fù)古道，非我而誰與！”（《本事詩·高逸》第三）他的古風(fēng)第一首論的更詳：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fēng)》委蔓草，戰(zhàn)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yáng)、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圣代復(fù)玄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yùn)共躍鱗；文質(zhì)相炳煥，眾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絕筆于獲麟。（《李太白集》三）

“大雅久不作”，“正聲何微?！?，“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也將“正”“變”對舉。所謂“正聲”，就是《詩譜序》的“風(fēng)雅正經(jīng)”；不過“廢興萬變”的“變”，卻是“以其人”兼“以其時”，“憲章已淪”也如此。“綺麗”似乎側(cè)重“其人”，側(cè)重詩體的“變”，但也還是“時為之”，所以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詩末說唐代“復(fù)玄古”，“貴清真”；“清真”就是《詩品序》所謂“自然”，也就是太白《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里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集》十一）。“綺麗”是“文勝質(zhì)”，他要的是“文質(zhì)相炳煥”，《文心》所謂“斟酌乎質(zhì)文之間”。他雖然說過“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本事詩·高逸》第三），可是還只作五七言詩，而七言更多；七古和七絕兩體且都成立在他手里。他的復(fù)古其實是革新，其實也是通變。

韓愈是提倡古文的第一個人。他在《與馮宿論文書》里將“應(yīng)事”而作的“俗下文字”與“古文”對立（《韓昌黎集》十七）；又在《答劉正夫書》里說為文“宜師古圣賢人”（《集》十八）。他所師的古圣賢人，《進(jìn)學(xué)解》列出詳目：

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guī)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洞呵铩分?jǐn)嚴(yán)，《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集》十二）

這就是《答李翊書》中所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集》十六）。他“思古人而不得見，學(xué)古道則欲兼通其辭”；所謂“通其辭”，便是“取其句讀不類于今者”（《題歐陽生哀辭后》，《集》二十二）。他雖說過要“直似古人”（《與馮宿書》），但“取其句讀不類于今”，其實正是“惟陳言之務(wù)去”（《答李翊書》），是自造新語?！杜f唐書》一六○本傳說得好：

〔愈〕常以為自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jīng)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fù)振起矣。故愈所為文務(wù)反近體，杼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

李翱《祭吏部韓侍郎文》也道：“六經(jīng)之學(xué)，絕而復(fù)新；學(xué)者有歸，大變于文”（《李文公集》十六）。韓愈的復(fù)古還只是通變。后來到了宋代，古文已成正宗，所以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說“天下靡然從公，復(fù)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東坡先生全集》十七）。在唐為變，在宋卻成“正”了。通變而以復(fù)古號召，就是利用這種循環(huán)論，以便取得正宗的地位。韓愈門下還有個皇甫湜，論文尚奇，更見出“務(wù)反近體”，自造新語的師傳。他有《答李生第二書》道：

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于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乃出常也。無傷于正而出于常，雖尚之亦可也?！蛭恼叻撬灾A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wù)奇，然亦無傷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皇甫持正文集》四）

“奇正”本是兵家語，《孫子》卷五《勢》篇道：

戰(zhàn)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huán)之無端，孰能窮之？

所以“變”有“奇”義，《文選·西京賦》“盡變態(tài)乎其中”，薛綜注：“變，奇也?！绷撐模陀小捌孀儭钡脑?。《宋書》六十九《范曄傳·獄中與諸甥侄書》道：“‘贊’自是吾文之杰思，殆無一字空設(shè)，奇變不窮?！笨梢娀矢浬衅?，也不外乎求變。

唐代古文雖一直以復(fù)古為通變，詩卻從杜甫起多徑趨新變，而且“奇變不窮”。杜甫并不卑視齊、梁，而是主張“轉(zhuǎn)益多師”；又頗用心在新興的律詩上，他要“遣辭必中律”（《橋陵詩》三十韻《杜少陵集詳注》三），并且自許“晚節(jié)漸于詩律細(xì)”（《遣悶呈路曹長》，《集》十八）。他“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集》十），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說他“以獨造為宗”，是不錯的。作詩這樣“以獨造為宗”的，杜甫以后，得推韓愈。歐陽修《六一詩話》道：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馀事作詩人”（《和席》八十二韻，《集》十）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tài)，一寓于詩。

“資談笑，助諧謔”，已經(jīng)是“獨造”了，而《薦士詩》稱孟郊“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集》三十二），也是自白，更見出他“獨造”的工夫。他雖“以詩為文章末事”，可是獅子搏兔，還是用全力的。杜、韓兩家影響宋詩最大。但宋人有說韓詩是“押韻之文”的，有說他“以文為詩”的；似乎他的“獨造”比較杜為甚，他是更趨向新變些。杜、韓兩家卻都并“不自知其變”；得等到宋代才有以他們?yōu)樽兊淖x者。第一個能察變的人該推蘇軾。他《書黃子思詩集后》道：

余嘗論書，以謂鐘、王之跡蕭散簡遠(yuǎn)，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fā)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鐘、王之法益微。至于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fēng)絕塵亦少衰矣。（《全集》六十七）

又曾說道：

書之美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顏始。詩之美者莫如韓文公，然詩格之變自韓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十七引）

所謂“天成”“自得”“超然”“高風(fēng)絕塵”，只是自然和渾成的意思，跟書法的“蕭散簡遠(yuǎn)，意在筆畫之外”相通。蘇氏看出李、杜、韓極詩之變，恰如顏、柳“極書之變”一般；但那“高風(fēng)絕塵”的衰息，他還是在低徊惋惜著的。文體的變是有意的復(fù)古的主張，所以他說“復(fù)歸于正”；詩體的變只是自然的求新的趨向，所以他不免懷古的口吻。后來朱子也論到詩體的變，他《答鞏仲至（豐）書（四》）道：

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后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后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fù)古人之風(fēng)矣。（《朱文公文集》六十四）

所謂“古人之風(fēng)”，也指的“高風(fēng)遠(yuǎn)韻”。但他以“高風(fēng)遠(yuǎn)韻”為“根本準(zhǔn)則”，便和蘇氏有些出入。他說“坡公病李、杜而推韋、柳，蓋亦自悔其平時之作而未能自拔者”（《答鞏書》三，《集》六十四），就指的《書黃子思詩集后》那一篇里的話?！安±?、杜”顯然不合蘇氏原意；說他“自悔其平時之作”，似乎也出于成見。

不過這種以“高風(fēng)遠(yuǎn)韻”為正宗的意見，后來卻成了一般的意見。如劉克莊的《韓隱君詩序》道：

后人盡誦讀古人書，而下語終不能仿佛風(fēng)人之萬一，余竊惑焉?；蚬旁姵鲇谇樾裕l(fā)必善，今詩出于記問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后村先生大全集》九十四）

又《竹溪詩序》道：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fù)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jīng)義策論之有韻者，亦非詩也。（同上）

劉氏對杜、韓兩家都有微詞。嚴(yán)羽《滄浪詩話》也道：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xué)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于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詩辨》）

所謂“仿佛風(fēng)人”，所謂“一唱三嘆之音”，都就是“高風(fēng)遠(yuǎn)韻”。這種意見又是復(fù)古的傾向，但也還是為的通變。原來宋詩自黃庭堅以來，有意的求新求變求奇。他指出“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的法門，說是“舉一綱而張萬目”，并且說這是“詩人之奇”（《再次韻楊明叔詩》引，《山谷詩內(nèi)集》十二）。又倡所謂奪胎換骨法，說道：

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冷齋夜話》）

這又是“以故為新”的節(jié)目。黃氏開示了這種法門，給后學(xué)無窮方便；大家都照他指出的路子“窮力追新”，這就成了江西詩派——惟其有法門可以傳授，才能自立宗派。但宗派既成，沿流日久，又不免劉勰說的“齷齪于偏解，矜激乎一致”，“競今疏古，風(fēng)味氣衰”。于是乎從朱子起又有了復(fù)古論。這回的復(fù)古的理論到了明代實現(xiàn)，所謂“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但也造成了一種新風(fēng)氣。

文到六朝成為?？浦畬W(xué)。范曄作《后漢書》，創(chuàng)立《文苑列傳》，鐘嶸定《詩品》，劉勰論《文心》，都在此時。而劉氏更注重文體的代變?！稌r序》篇開端道：“時運(yùn)交移，質(zhì)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接著就從陶唐敘到江左，作一斷語：

故知文變?nèi)竞跏狼椋d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

《文心》上篇論列各體，也都詳述源流遷變。在前沈約已經(jīng)論到文體的變，《宋書》六十七《謝靈運(yùn)傳論》中道：

自漢至魏四百馀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zhì)為體，并標(biāo)能擅美，獨映當(dāng)時。

以下直敘到宋代的顏、謝為止。但劉氏論文，專門名家，詳備自然遠(yuǎn)在沈約之上。他們這些文字卻都是我國文學(xué)史的開山之作，見出獨具手眼。根柢在他們能識變；而這又是跟當(dāng)時追求“新變”的風(fēng)氣相應(yīng)的。劉勰以后，論“文變”的便多起來。唐人修六朝史書，多有文苑傳或文學(xué)傳，傳各有序或論，皆論“文變”；并且多引《易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二語（《賁卦彖辭》，《周易》三）為論據(jù)，正見出六朝以來的風(fēng)氣。文士著作中也有論的，前引盧藏用的《陳子昂集序》末云，“故粗論文變而為之序”，便是一例。這些都是通論歷代“文變”；至于專論一代的，似乎從宋祁《唐書》二○一《文藝傳序》創(chuàng)始。他說“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王、楊是一變，燕、許是一變，韓愈又是一變。專論詩體的變的也有通論和斷代的分別。嚴(yán)羽《滄浪詩話》有《詩體》一篇，辨析歷代詩體最細(xì)；他分唐詩為“唐初”“盛唐”“大歷”“元和”“晚唐”五體，是至今通行的“四唐”說的源頭。

“文變”是指詩文體的變；這個“變”是“患凡舊”，是“化而裁之”，是“趣時”。復(fù)古也罷，求新也罷，“變”的總是新的；“變”能成體，這新的就是好的，即使未必是更好的。“變則通，通則久”，“變”是可喜的。明白了通變的道理，便不至于一味的隆古賤今，也不至于一味的競今疏古，便能公平的看歷代，各各還給它一副本來面目。分體或分期，就為的看清楚這些個本來面目。唐代的詩比歷代盛，也比文盛，所以嚴(yán)氏分體最多。后來論詩體的也特別注重唐代。元時楊士弘選錄唐詩，成《唐音》一集，敘目里說唐人選唐詩多載中晚唐人詩，盛唐詩甚少，宋人選唐詩也多載晚唐人詩。他原來也只能讀到這些選本，后來才得著人家收藏的許多初唐、盛唐詩，“于是審其音律之正變，而擇其精粹，分為‘始音’，‘正音’，‘遺響’，總名曰《唐音》?！彼麑?yán)氏的五體并為“唐初”，“盛唐”，“中唐”，“晚唐”四體；所謂“中唐”，包括“大歷體”“元和體”，是楊氏新立的名目。這樣就見得整齊了。唐、宋人選詩側(cè)重中晚唐，正是《文心》所謂“近附而遠(yuǎn)疏”；楊氏采取嚴(yán)羽的理論，分期精擇，便公平得多。他特別注重音律，所以集名《唐音》，又以“音”“響”標(biāo)目。敘目里道：

夫詩之為道，非惟吟詠情性、流通精神而已，其所以奏之郊、廟，歌之燕、射，求之音律，知其世道，豈偶然哉？

律體新創(chuàng)于唐代，古詩和律詩的分別就在音律上；重音律正是唐詩的面目。楊氏看清楚了這副面目，所以說“審其音律之正變”，又說“求之音律，知其世道”，“世道”就是“時”?！耙袈芍儭彪m“以其時”，更“以其人”、以其詩，所以他的“正音”里有“唐初”和“盛唐”，也有“中唐”和“晚唐”，前二者為一類，后二者又為一類。他說“世次不同，音律高下雖各成家，然體制聲響相類”，可見所重在“其人”、其體、其詩。他的“始”“正”之分是“以其人”兼“以其時”；“正”“遺”之分是以其詩、“以其人”兼“以其時”。

明初高棅的《唐詩品匯》承《唐音》而作，《總敘》里說得明白；他也采取嚴(yán)羽的詩論，并見《總敘》中?！犊倲ⅰ氛撎圃姷淖兊溃?

有唐三百年詩，眾體備矣，故有近體、往體長短篇，五七言律、絕句等制。莫不興于始，成于中，流于變，而陊之于終。至于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殊。

“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是“初唐之始制”，“神龍以還，洎開元初”是“初唐之漸盛”?！伴_元、天寶間”是“盛唐之盛”?！按髿v、貞元中”是“中唐之再盛”。“下洎元和之際”是“晚唐之變”，“降而開成以后”是“晚唐變態(tài)之極；而遺風(fēng)馀韻猶有存者焉”。這是后來所謂“四唐”；初、盛、中、晚各有定限，不僅僅是分體，而且是分期。按這個分期，初唐不包括高祖時代，中唐也太短，還不甚適用。明末沈騏在《詩體明辨》的序里分唐詩為“四大宗”，修正了這兩處。后來便照兩家所論，限年分期：初唐從高祖武德元年算起，到玄宗開元初，約一百年間（西元六一八至七一三）。盛唐從開元元年到代宗大歷初，約五十年間（七一三至七六六）。中唐從大歷元年到文宗太和九年，將高氏所謂“晚唐之變”并入，約八十年間（七六六至八三五）。晚唐從文宗開成元年到昭宗天祐三年，約七十年間（八三六至九○六）。至今通行的四唐說便是如此。雖然有人根本反對這個分期，也有人推敲各期的界劃，但是四唐說漸漸為一般論詩者所公認(rèn)，并且流行至今；因為它給人方便，讓人更清楚的看見唐詩的種種面目。在我國文學(xué)史上，四唐說是唯一的斷限的分期；一般論文的人總害怕“支離割剝”，所以嘗試這種斷限的分期的絕無僅有。從現(xiàn)在看來，這一說實在是一個重要的創(chuàng)始。而這個創(chuàng)始還是以“文變”說為依據(jù)?！镀穮R·總敘》說選詩“校其體裁，分體從類，隨類定其品目，因目別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品目有九，稱為“九格”。初唐是“正始”。盛唐是“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是“接武”。晚唐是“正變”，“馀響”。方外異人等是“旁流”。初、盛、晚各自為“正”，中唐“接武”自然也有其為“正”者?！犊倲ⅰ酚值溃?

誠使吟詠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辯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本乎始以達(dá)其終，審其變而歸于正，則優(yōu)游敦厚之教，未必?zé)o小補(bǔ)云。

這里以詩為主，因詩及人，因人及時，再因時及詩，跟風(fēng)雅正變說專“以其時”的大不相同了。“審其變而歸于正”一語雖然側(cè)重在“正”，但這個“正”并不是風(fēng)雅正變的“正”，而是“變之正”，“趣時”的“正”；高氏以為一“時”的詩自有其“正”，他對于“時”是持著平等觀的。

論“文變”的人，對于“時”多少持著平等觀，但也還不免貴遠(yuǎn)賤近或“競今疏古”的偏見；前者如《滄浪詩話》詆抑中晚唐詩，后者如《唐音》不錄李、杜、韓三家。明末清初以來，公正不頗的平等觀才漸漸出現(xiàn)。顧炎武《日知錄》二十一《詩體代降》條云：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后為合格。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shù)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為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為詩，似則失其所以為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

所謂“沿襲已久”，便是《南齊書·文學(xué)傳論》說的“彌患凡舊”。顧氏能從詩體上確切斷定詩有“不得不變”之“勢”，是他的獨到處；雖然他又說“不能不降”，還不免“伸正而詘變”的意思。至于“未嘗不似而未嘗似”，該是前引汪琬所謂“變而不失正者”，不過顧氏專就詩體立論罷了。稍后葉燮作《原詩》，論盛衰正變，更見通達(dá)明曉。他道：

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yùn)氣數(shù)，遞變遷以相禪。古云，天道十年一變，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寧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風(fēng)有正風(fēng)、有變風(fēng)，雅有正雅、有變雅。風(fēng)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則后此為風(fēng)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詘變也明矣。

這里“不能伸正而詘變”，真是一語破的。又道：

詩之為道，未有一日不相續(xù)相禪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時而論，有盛必有衰；綜千古而論，則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復(fù)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內(nèi)篇》）

又道：

且夫風(fēng)雅之有正有變，其正變系乎時，謂政治風(fēng)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時言詩，時有變而詩因之。時變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無衰，詩之源也。吾言后代之詩有正有變，其正變系乎詩，謂體格、聲調(diào)、命意、措辭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詩言時，詩遞變而時隨之。故有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為盛衰，惟變以救正之衰。故遞衰遞盛，詩之流也。（同上）

他指出詩在“相續(xù)相禪”，無日或息，就是說詩老是在“變”；其間“遞衰遞盛”，不能說在前必盛，在后必衰。而“后代之詩”“正變系乎詩”，系乎體，“詩遞變而時隨之”，所以當(dāng)“以詩言時”，跟風(fēng)雅正變說“以時言詩”不同。他又道：

或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漢、魏去古未遠(yuǎn)，此意猶存，后此者不及也?！辈恢獪厝峤毯?，其意也，所以為體也，措之于用則不同。辭者，其文也，所以為用也，返之于體則不異。漢、魏之辭，有漢、魏之溫柔敦厚；唐、宋、元之辭，有唐、宋、元之溫柔教厚?！ㄍ希?

這也就是高棅說的“審其變而歸于正，則優(yōu)游敦厚之教未必?zé)o小補(bǔ)”，不過更為直截了當(dāng)罷了。詩體正變說經(jīng)葉氏這一番闡發(fā)而大明。

歷來倡復(fù)古的都有現(xiàn)成的根據(jù)；主求新的卻或默而不言，或言而不備。葉氏論詩體正變，第一次給“新變”以系統(tǒng)的理論的基礎(chǔ)，值得大書特書。他說“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為循環(huán)”，“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啟盛”：

如建安之詩，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于衰。后之人力大者大變，力小者小變。六朝諸詩人間能小變，而不能獨開生面?！书_、寶諸詩人始一大變?！鸥χ?，包源流，綜正變，……巧無不到，力無不舉，長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圃姙榘舜詠硪淮笞?，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愈嘗自謂“陳言之務(wù)去”。……晚唐詩人亦以陳言為病，但無愈之力，故日趨于尖新纖巧。至于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啟，縱橫鉤致，發(fā)揮無馀蘊(yùn)。……如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于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后一大變也，而盛極矣。自后或數(shù)十年而一變，或百馀年而一變，或一人獨自為變，或數(shù)人而共為變，皆變之小者也。其間或有因變而得盛者，然亦不能無因變而益衰者。（同上）

變有小大，“有因變而得盛者”，也有“因變而益衰者”?！吧煺x變”并非全無理由；只是向來“伸正而詘變”的不加辨別，一筆抹殺，卻不合道理。這段話發(fā)揮“變”的意義最為詳切，真可算得“毫發(fā)無遺憾”。葉氏竭力攻擊明代的復(fù)古派，但又似乎不愿意贊助求新的公安派和竟陵派，因為一個太率，一個太僻。他所以自辟蹊徑來論盛衰正變；他的求新的傾向其實還是跟那兩派一致的。稍后王士禎倡“神韻”，再后沈德潛倡“格調(diào)”，又都以復(fù)古為通變。但袁枚接著倡“性靈”，翁方綱接著倡“肌理”，詩又趨向新變。直到“文學(xué)革命”而有新詩，真是“變之極”了。新詩以抒情為主，多少合于所謂“高風(fēng)遠(yuǎn)韻”，大概可以算得變而“歸于正”罷。

葉氏說詩的正變盛衰，“互為循環(huán)”；又說“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啟盛”，就是“循環(huán)”的注腳。在前明代王世貞也曾偶然見到這里，他在《藝苑卮言》卷四中道：

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jī)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chuàng)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由趨下?！穗m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fù)之妙。

這里論盛衰正和葉氏合拍，而語更詳。按這個說法，我們也可以說“變中有正，正中有變”?！白儭北緛磉€有“更相生”一義，見于《淮南子·原道》篇高誘注，正可以用在此處。正變相生是“循環(huán)”，王世貞的話是一例。但說“循環(huán)”的倒不一定相信循環(huán)論，照《原詩》所說，這個“環(huán)”其實是越來越大的。所以變而成體，就那一體而論，變固然是好的；綜所有的體而論，這一變有加富增華之功，又是更好的。向來論“文變”的多說“變”而少說“正”，好像有變而無正似的。其實不然。他們的意思，變不一變，正也非一正；由正而變，變可以成正，但后正跟前正不一樣，所謂“措之于用則不同”，“返之于體則不異”；而這個后正又將復(fù)變，如此的循環(huán)不窮。蘇軾說韓愈出而天下之文“復(fù)歸于正”，高棅說“審其變而歸于正”，該都是變而成正的意思。這個“正——變——正”便是“文變”的程式，和德國大哲海格爾“正——反——合”的辯證法頗有相似處；而變總是有道理的，也合于他所說“凡現(xiàn)實的都是有道理的”。“文變”雖然兼詩文體而言，而以《易傳》“變”的哲學(xué)為依據(jù)，但是六朝、隋、唐以至宋代，論“變”的都隱含“正”義，明、清以來，更顯舉“正”名，足見還是從風(fēng)雅正變說推衍而出。不過不用來解詩，而用來評詩并指示作詩門徑罷了。所以說這是“旁逸斜出”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