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中旬行政院長汪精衛(wèi)氏到滬，曾經發(fā)表過一篇“關于中日問題之負責談話”，有“國難如此嚴重，言戰(zhàn)則有喪師失地之虞，言和則有喪權辱國之虞，言不和不戰(zhàn)，兩俱可虞”等語，并說他自己“涌身跳入火坑”，且要“竭誠招邀同志們一齊跳入火坑”。他這種立在歧途上無所不“虞”的理論發(fā)表后，頗受言論界的詰責，大概因為這個緣故，他最近又發(fā)表了一篇“極詳細之解釋”，說得好像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哭訴著的樣子，斷定“中國是苦命的中國，中國人是苦命的中國人，苦命是注定了的，我們安排吃苦，不要隨便叫苦”。

十年來的中國，差不多天天鬧著革命，在革命的過程中，往往難免苦命的事實要暫時忍受著，以待光明之到來，這是歷史上告訴我們的事實。不過他國鬧革命，在若干年后，總有若干減少苦命的事實表示出來，給一般民眾看看，獨我國的革命——照直到現(xiàn)在為止的事實看來——不但和苦命結了不解緣，而且愈革命愈苦命起來，革命好像是為著增加苦命而來的！我們常茫然不知道這種現(xiàn)象的責任應由誰來負？應由未得參與政治的大多數(shù)苦命的勞苦民眾來負嗎？他們既未參與政治，政治上如何定策，如何執(zhí)行，他們都好像蒙在鼓里，何從負起？應由主持政治的當?shù)镭搯幔克麄儏s常常嚷著“國民應與政府共同負責”！現(xiàn)在我們才恍然明白了，原來中國的“苦命是注定了的”，那就誰都沒有責任可言了！國事弄得糟到如此，原來并不是由于任何主持政治者“弄得”不好，全是由于中國的“苦命是注定了的”！

在真是為大眾的福利努力而吃苦，苦中實有至樂，受者決不怨命，也決不叫苦。美國的艾迪博士在所著的《蘇俄的真相》一書里說起“他們從生到死所受整個的訓練，不是要為個人的財物而競爭，卻要打算社會全體的幸福：社會的公產已經代替了個人的私蓄。我們最感動的一件事，就是在我們和那些在美國享過繁華生活與得過很高工資的人談話時，沒有一個人說歡喜再回到美國去過生活?！笨梢娍嗖灰姷靡欢]有人愿吃，所要問的是為什么吃苦？吃了苦又怎樣？這些問題弄清楚了之后，就是要老百姓“安排吃苦，不要隨便叫苦”，都可不成問題。否則像東三省和熱河的民眾，苦是吃夠了，命也苦得夠了，結果是盡其脂膏奉養(yǎng)不抵抗的將軍安然出洋考察。苦命的民眾得不到絲毫的保障，窮奢極欲誤國害民的人物卻得到了十全的保障。熱河的民眾，苦也是吃夠了，命也苦得夠了，但最近監(jiān)察院還在急叫著，彈劾湯玉麟，說“玉麟禍熱七載，人民所受痛苦，萬言難盡……近并聞有起用之說”，請問老百姓要再怎樣“安排吃苦”呢？“吃苦”的代價又是什么呢？無辜的老百姓就活該“吃苦”，而且要吃得“不要隨便叫苦”，吸盡脂膏的軍閥官僚們就“注定了”享福的嗎？現(xiàn)在華北的民眾是否不致和東三省及熱河的民眾“注定了”一樣的苦命，乃至全國的民眾是否不致和華北的民眾“注定了”一樣的苦命，這就很難說了。所以做今日的中國民眾，并不怕吃苦，所怕的是沒有吃苦的路——這當然是指生路，不是死路。

不過汪院長的可憐，我們卻也心照不宣的，他說“以小敗為大勝，以大敗為小勝，以失守為戰(zhàn)略的放棄，以退卻為變更陣地，這種戰(zhàn)事新聞，不但為敵人所笑，而且助長了國民的虛惰的愛國心”，要知道“這種戰(zhàn)事新聞”決不是稱無冕帝王而實際可以隨意槍斃的新聞記者所愿意捏造的，在實際上還不是有槍階級自己玩的把戲！在嚴重檢查和包辦新聞的局面之下，不但“苦命是注定了的”新聞記者無可如何，就是“涌身跳入火坑”的行政院長，亦只有在嘴上說說“老話”，實際上還不是被軍閥玩弄于股掌之上而無可如何嗎？

在這種形勢之下，我們誠然承認汪院長所謂“中國是苦命的中國，中國人是苦命的中國人”，不過說“苦命是注定了的”，又無條件的要“我們安排吃苦，不要隨便叫苦”，我們似乎不得不轉轉念頭想一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