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莽輔政，興利除弊

西漢統(tǒng)治歷200載后，王莽篡位，開后世以禪讓得天下之始。西漢遵循秦制，無所興革。至王莽銳意復古之制，欲返回詩書六藝之先秦時代，卻不到20年而覆亡。秦作雖短，其政制仍行于西漢；王莽"新朝"亡后。其一切建樹皆滅，但王莽當時之措施，亦甚值得后人注意。

王莽家族中，封侯者九人，任大司馬者五人。其父王曼早死未能封侯，故王莽自幼即孤貧，反而使他折節(jié)恭儉勤讀經書，因此30歲時，叔父成都侯王商上書，愿分戶邑以封王莽，且復受當世名士之揄揚，得封新都侯。王莽爵位愈尊而節(jié)操愈謙，遂于38歲時耀升為大司馬，繼其四父（王莽父之兄弟）輔政，此時已顯露其政治理想，已為舉世人心所歸向，其成功主要在此。

成帝哀帝之際王莽已為大司馬。哀帝于綏和二年四月即位，六月即下詔定出”田宅奴婢限列"的新規(guī)定，大略如下：為了防止奢淫之風，使政治上軌道，凡屬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等，過去可多畜奴婢，無限量擁有天宅，造成與民爭利，使百姓陷入生活困境，今起一律要有所限制。

上述各級人員均不得擁有田地超過30頃。

畜養(yǎng)奴婢，諸侯王不得超過200人；列侯及公主不得超過100人；關內侯及吏民不得超過30人。商賈不得擁有田地，亦不得為吏。如有違犯上述規(guī)定者，田地奴婢皆由縣官沒收。

宦家奴婢年過50歲者，可免奴婢名分，成為庶人。

郡國不得再獻名獸。哀帝19歲即帝位，登位未滿兩月，已先下詔"罷樂府"，接著"議田宅奴婢限列"，照常理推測，決非出自哀帝之意，必另有出主意之人，此人呼之欲出：即當時輔政之大司馬王莽。上述"有司條奏"諸端，可以稱為極大之善政。

西漢歷代帝王中有如此魄力者，甫登位即下詔厲行新政者，惟有武帝差可比擬，且武帝尚有所不及。有人謂此事乃大司馬師丹所主張。但大司馬王莽以病免職，由師丹接任是在七月，而”議田宅奴婢限列"是在六月，可見其時輔政者是王莽而非師丹。

二、針對貧富懸殊，行均田廢奴牌

向兩漢末年元、成、哀諸帝以至莽朝，成都、洛陽、長安諸大郡因貨殖積財致富者不可勝數。成哀之時，有成都羅衷者，貲財至巨萬；臨淄姓偉者，貲財5000萬。

成、哀、王莽時，洛陽張長叔、薛子仲積貲財10千萬；京師有富人樊嘉、摯綱、如氏、直氏、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等均積財至5000萬。以上均為以貨殖積貲財而致富。

至于朝廷公卿仕宦之家，亦無不積累財富至萬萬錢。如元帝時，都內積財富至40萬萬錢；水衡有25萬萬；少府有18萬萬。又如佞幸之臣，石顯達1萬萬；滈于長亦累積巨萬；董賢旬月間賞賜巨萬，董賢死后，縣官拍賣其家財，凡43萬萬錢。

又據《漢書·元后傳》稱：王莽家族中的五侯群弟，爭為奢侈，各方逢迎贈送珍寶者，四面而至，后雇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

由于漢代自昭、宣諸帝以來，休養(yǎng)生息，元氣漸復。社會財富，任其自然發(fā)展，因此造成極富與極貧之現(xiàn)象。而當時外戚佞幸，奢僭淫放，等同封王。于是前朝如賈誼、晁錯及董仲舒所扼腕嘆息之現(xiàn)象，一一重現(xiàn)。元帝對學者如王吉、貢禹眼見當時官奴婢十余萬人，終日嬉戲無事，浪費公帑，主張免役復為庶人。

元帝時期，王吉、貢禹等向朝廷獻議罷樂府，限制官紳豪民擁有田宅及奴婢數目，以遏抑當時升平盛世之日益熾烈的奢風。而當時朝野亦希望能做到制節(jié)謹度。王莽所抱之政治理想，亦可說向此種時代背景及時代思潮下醞釀而成，并元足怪。

王莽之可貴，在于他出身于王氏極盛之門第，卻接納了王吉、貢禹等謹度制節(jié)之說，修己治人，堅守有為，實在是相當難得。

哀帝崩，董賢伏法，王莽重執(zhí)朝政，至平帝元始二年，王莽上奏"車服制度，吏民養(yǎng)生、送終、嫁娶、奴牌、田宅、器械之品"等政策，其實就是他接續(xù)了哀帝綏和二年時所頒布的政策。及至王莽篡漢，新朝始建國元年，便正式下詔禁買賣田宅奴隸。

王莽下令禁止買賣田宅奴婢大意如下：

古代一夫一婦種田100畝，田租十分之一，國庫充裕而人民富足。到秦代破壞了圣制，廢除井田，于是人心貪婪，兼并四起，強者擁田以千計，弱者無立錐之地。又于市場買賣奴婢，等同馬牛。邊背了"天地之性人為貴"的真義。……至漢代減輕田租、收三十分之一，但又有更賦等須繳納，加上豪民的侵凌。

人民田租表面上為三十稅一，實際上是十分之五。因此造成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奸，以致陷入罪網。余前攝政時，已經準備改革田畝奴婢等不平等現(xiàn)狀，因遭反虜逆賊擾亂而止。

今更名天下田為"王田”，’’奴婢為"私屬“，以后不準買賣。凡一戶之男丁不滿八口而擁逾一井之田者，當將余田分給九族鄰里鄉(xiāng)黨。如今無田而受田者，亦照此制度辦理。敢有非議井田圣制者，一律充軍邊疆。76

此詔用意本來相當合理。凡今人所提土地同有，平均財富反廢奴諸說，在此詔中均有提出。但凡是一種社會經濟情況，必有其自然生民之過程，亦必有其相當合理之背景，始能產生。今王莽竟以一紙詔令，欲改弦更張，實勢有所不能。史載，當時上至諸侯卿大夫，下至平民百姓，犯了買賣田宅奴婢及鑄錢之罪者，不可勝數。

三年以后，始建國四年，有中郎區(qū)博上書諫曰："井舊雖圣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跡。雖堯舜夏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p>

王莽接納此議，遂下書再準人民得以買賣田及奴婢。因此均田及廢奴之制始終未能推行。但到天鳳四年，規(guī)定凡畜奴婢一名者，得繳納人頭稅3600錢，實有寓懲于禁之意。但由于當時社會勢力仍掌握于富民豪家之手，王莽此種政令，實不能示惠于奴婢，反招致豪民主怨尤，于是民心喪失，歸于失敗。但至漢光武朝，屢詔免奴婢事實上是受了王莽的影響。

三、王莽四改幣制擾民

王莽自居攝政到篡位稱帝，其間不足20年，改革幣制凡四次。

第一次是王莽居攝政時鑄造三種錢幣，與原有之五妹錢并行。一種為大錢，文曰"大泉五十"，重12銖；一種為"契刀"，頭環(huán)形如大錢，身形如刀，文曰"契刀五百"；一種為"錯刀"，其上刻以鍍金之字。曰"一刀直五千"。

此三種新幣，并訂定與五銖錢之兌換價：重12銖之大泉，當五妹錢50；契刀當500；錯刀當5000，因鍍以黃金之故。但此種虛價，不易為民間所信受。

后因錢幣上有"金"、"刀"字樣，與漢王室劉姓從”金”、“刀”兩偏旁有關，恐不利"新朝"，遂廢棄"錯刀"、"契刀"及五號朱錢，再有第二次更改幣制。

第二次改幣制謂之"寶貨"。"寶貨"包括五物六名28品：五物即鑄幣之五種材料，曰金、銀、龜、貝、銅；六名者即金貨、銀貨、龜貨、貝貨以及用銅鑄造之泉貨與布貨，合稱六名。所謂28品者、如下：

各布以次遞增一妹，即幼布重17妹，至大布為重24妹。以上共五物六名28品。

王莽第二次改幣制共五物、六名、28品，極為復雜，人民并不樂于使用。王莽雖以重刑迫人民使用，但民間私自以五銖錢行使，王莽不得已再改幣制，只擇其中二品通行。即為重l銖之小泉及重12妹之大泉。此為第三次改變幣制，但王莽以此幣制與復古不合，隨即又廢除。

王莽第四次改幣制及制造"貨布"與"貨泉"兩種。貨布之形狀如古代之兩足布，重25銖，值貨泉25；貨泉重5銖，值1。乃因大泉行之有年，遂準大泉可延用六年，與貨泉、貨布同時行使。

王莽政制中與民生最有密切關系者，除公田、廢奴之外，要推幣制了漢代從武帝元狩五年鑄五妹錢起，直至平帝元始年間，并無變更。到王莽時，則四改幣制，并禁止民間不得持有銅炭，以防止民間私鑄錢幣。

莽朝復雜而紊亂的幣制，使百姓憒亂，貨幣不能流通，并造成們”農商失業(yè)，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于市道”。此實為王莽最大之秕政。

當時王莽造幣之材料，竟然仍采用已為當時人所賤視之龜、貝，仍與錢幣同行，則安得不為人民所鄙棄。王莽只知慕古，其不通情理，可謂無比迂愚。

漢向晁錯、貢禹等多位學者，深知豪民兼并之可恨，貧富不均之可憂，但欲消弭上述弊端，并非改革幣制可以解決，王莽以為廢金錢，革貨幣，使富民失去借以兼并之資，卻不了解社會民生牽涉甚廣，拔一發(fā)可痛全身。尤以貨幣制度關涉民生，影響極大，而王莽竟然不察民間實況，不通杜會真惰，空依古代文字記載，強為變更，遂造成擾民之大錯。

王莽"始建國"五年，由于民間持有銅炭者多，遂除禁令。又于翌年（即天鳳元年）作第四次之幣制更改，已見上述：但每改幣制，便使民用破產而陷入刑網。到地皇元年，王莽以私鑄錢幣者死，而犯法者多，遂減輕刑罰，改為私鑄錢幣者，犯者及其妻沒入為官奴婢；地方吏及鄰居知而不告者同罪。

因犯法者多，由郡國備檻車鐵鎖，送至長安鐘官（主鑄錢者）處，愁苦而死者達十分之六七，可知王莽幣制之擾民。

四、新朝的五均六筦制度

王莽行五均六筦之制。其"五均"一詞，源出《樂語》一書，此書為河間獻王所傳。鄧展洛釋曰："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強者不得不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7所以五均有稅地之義。因古人惟以農為正業(yè)，其他均視為奸利。

又以為人必靠土地才可生利，所以政府除了收取田租正稅以外，另立五均之稅。

"五均"一名，又見于《周書大聚解》，其中說："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p>

王莽依據上述古代經文之意義，訂出征收工商之稅，由五均官執(zhí)行之。其法如下：

諸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他所，眾人買賣五谷布帛絲綿之物，周及民用而不儲（售）者，均官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價）取之，無令折錢。萬物昂貴，過平一錢，以平價賣與民，其價低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 者、日欲祭祀喪紀而為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除之，祭祀無過旬民，喪紀無過三月。日或乏78絕、欲貸以治產業(yè)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ta

上述又略似武帝之均輸制，但性質亦有所不同。因"五均"所掌管者，即是征工商稅，其目的仍為了商界謀便利。如上述定物價，收滯貨，平買賣均是。

至于有賒貸一項，寓振乏救窮之意，正好與征”田不耕"、"宅不種果蔬"、"民浮游無事"等項之立法用意，有相輔相成之效。因重利盤剝，故賒貸向官方經營，使高利貸者元所牟利。而政府即以工商稅所得，作為賒貸之本金。以上即五均制之大概。正如太史公所說，中國農業(yè)社會，人民喜愛放縱，因中國向來有較多自由。今王莽推行上述諸法，要統(tǒng)制杜會自由，便難免遭受失敗。

王莽新朝尚有管制工商的六筦之令。于始建國二年下令推行。所謂六筦，含鹽、鐵、酒、名山大澤、錢布銅治及五均涉貸六項目。即鹽、洞、鐵、鑄錢及五均涉貸均由國營，不準民間插手；同時名山大澤所產貨物如礦產、木材、魚獲等產品均須征稅。上述六事由政府管制，故稱"六筦”。

其實此六筦政策，亦有復古之意，其議源自劉歆，周有泉府之宮，已有賒貸之法79，王莽乃依其意而推行之。目的在防止豪強富民月二迫貧弱，用意本善。

《漢書·食貨志》記載：在京師長安以及洛陽、邯鄲、臨淄、宛和成都五大城市設立五均宮。稱為"五均司市師"。將長安劃分為東市（稱京）和西市（稱畿），洛陽稱中，余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京師連上述五都市各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交易丞乃掌管平抑物價，錢府丞乃掌管征收士商農賈之稅和賒貸。

此外，各郡、縣也各設司市，其職掌和司市師相同，

凡下商業(yè)者所采得金、銀、銅、鉛、錫、龜及貝者，皆得將所獲貨值向當地司市的錢府在據實呈報。

又按照《周禮》巾之稅制80，民間凡有回不耕殖者，須繳納三丁之人口稅；凡住宅周圍不種果樹及菜蔬者，得向政府繳納三丁之布；民若浮游無事者，得出夫布一匹。

凡在山林水澤采物或從事畜牧者，所獲鳥獸魚鱉百蟲，或婦女蠶桑紡織補縫，以及工匠醫(yī)巫卜祝方技，商販賈人及住宅客舍諸項，皆須自己從實估值，除其成本，計其純利，向所在地之縣官呈報，將其純利之十一分之一（即1100文收取100文）上貢政府。此與武帝有異。如有呈報不實者，即將其所采獲各物全部沒收外，尚須作苦工一年。此制度缺點是呈報無規(guī)定最低限額，連婦女的家庭紡織小工也要呈報。

上述制度，略似于武帝時之算結錢，但性質頗為不同。

根據上列諸項，"五均"是以征收一切地稅為主。故凡采礦、畜牧、坐肆、住宅、客舍及工商之就地生利者，五均皆得征稅。即凡耕稼以外之據地以為利者，均由五均主理。有田不耕，宅不種果蔬，民無事做，雖不生利，但亦占地，故亦征其稅，乃寓禁于征之意。

五、政策推行過急致新朝敗壞亡

王莽六筦法中，如鹽鐵酒酤之官賣，名山大澤錢布銅冶之由國營，此等政策在武帝時均已實行c武帝行上述制度，志在增加國庫；王莽推行此等制度是根據傳統(tǒng)的文化經濟思想而來。則確是為了"齊眾庶，抑兼并”。后世人以成敗論事，認為王莽新朝之政制一無足取、實非公平之論。

即以莽朗六筦之令，其用意亦非全錯如《食貨志》所批評的：

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筦，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淄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奸，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

此說意即奉行五均六筦法者不得其人，致生流弊，并非制度本身。此乃改革政制進程中所常有之現(xiàn)象，不能單責王莽。

天鳳四年，王莽再下詔重申六筦之令。據《資治通鑒》記述曰：

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圣知其然也，故干之。

此詔令明顯說出六筦制之用忌。以近代人術語言之，這些都是國家社會主義政策之推行。但王莽推行此等政策時，確實有不少流弊。《漢書·王莽傳》載：凡執(zhí)行每一籠，多設科條防御，犯者往往死罪，吏民犯罪者漸多，有納言81馮常上書諫停止六筦之法，王莽大怒，免馮常之納言。

地皇二年，群言設計推行六筦之大臣魯匡使工商窮困，宜殺之以慰人心。王莽以百姓怨恨，遂將魯匡免職。明年，地皇三年，王莽以天下叛亂，遂下令廢除即位以來一切不便于民之規(guī)章條例，包括井田、奴婢、山澤六筦的禁令?？梢姶藭r王莽己覺悟其所抱負政治理想之推行太急。然正待遣使發(fā)令，光武兄弟已起兵，王莽遂覆亡。

其實王莽所推行者，均與社會民生有關。王莽雖志在民生，但慕效古昔近乎迂執(zhí)。又欲一蹴而就，不思精心密慮，逐漸推行，宜乎其促致早亡也。

?見《漢書·王莽傳》。

?臣瓚注。

?見《漢書·食貨志》。

?見《周禮》。

?《周禮》一書，董仲舒未見，乃西漢末年發(fā)現(xiàn)，按書中所述，以為周公所作。于是王莽根據《周禮》以推行新經濟政策。其實《周禮》并非歷史，乃烏托邦理想國而已，但很像具體之歷史。2000年前古人已有很多進步思想，可說凌駕乎柏拉圖之《理想國》，故此書值得一讀。

?納言相當干西漢之大司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