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雖然住在宜蘭，卻經(jīng)常要到高雄講經(jīng)，每次坐火車，轉(zhuǎn)公車，就要周折上一整天的時間，平日還得節(jié)衣縮食，湊足車資。有一回，查票員來驗票，火車票卻遍尋不獲，身上又沒有半毛錢，只得掏出一支新買還沒用過的鋼筆充當補票之款。我這樣南北奔波達十余年之久，心中樂此不疲，我不畏舟車之苦，只怕沒有人知道佛法的好處。直至今日，我已走遍了整個臺灣，行跡還遠及離島，并且直邁國際州郡。曾聽到有人調(diào)侃我，說我已經(jīng)退位了，猶仍四處云游弘法，野心實在太大！其實，此言差矣！我雖然卸任住持，但是并沒有不做和尚，出家人本來就應該有著“弘揚佛法遍天下，普度眾生滿人間”的慈悲心腸，這不是野心，而是一種難行能行的愿心??！

如今，我到各地說法，不必刻意宣傳，聽眾自然蜂擁而至。過去，我唯恐人不來，現(xiàn)在卻以人多為苦，因為我不忍心看到人們因為一票難求，而甘冒風吹日曬，早早佇立在門外，苦苦守候進場；我也不忍心目睹觀眾在場內(nèi)擠得連站的位子都沒有；我更不忍心看到那些有心聞法的善男信女因為會場容納不下，或因稍微遲到而被阻擋于門外。我曾一再請求有關(guān)主管通融，無奈礙于規(guī)定，而無法如愿。一九九二年，我到馬來西亞東姑講堂開示，場內(nèi)爆滿，有一千多名聽眾沒有位置可坐，場外還有兩千多人不得其門而入，有的拍門叫嚷：“讓我們進去！難道我們的師父來此，都不讓我們見一眼嗎？”有的甚至走太平梯，以旁門左道的方式出奇制勝，進入會場。那種聞法的熱忱直叫人感動難忘！

出家人憂道不憂貧，佛法上的安樂足以彌補生活上的困乏，人為的阻撓才是弘法上最大的考驗。

回憶我在宜蘭初次講經(jīng)時，警察不準我公開說法，禁止我播放佛教幻燈片，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你沒有向有關(guān)單位呈報申請?！痹诶滓羲潞敕〞r，也有一些外道居民在殿外喧囂干擾；廣播電臺的佛學講座錄制好了，電視臺的佛教節(jié)目制作完成了，卻因為對方的負責人聲稱“限于目前當局政策，不希望富有宗教色彩的節(jié)目播出”，而臨時遭到封殺的厄運……我并不因此而自憐自艾，相反地，我愈挫愈勇，我據(jù)理力爭，所謂：“為大事也，何惜生命！”

佛陀在因地修行時，曾被歌利王割截身體而毫無怨尤；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我要效法諸佛菩薩為法忘軀的精神”。我在心中不斷自勉。

我學會了以平常心來應付這些紛至沓來的障礙，“我要為佛教的千秋大業(yè)而奮斗不息，我要為萬億眾生的慧命而努力不懈！”我如是自許。

我一生弘法無數(shù)，感到最難的是如何契理契機。最初，往往為了一篇講稿，日夜揣摩聽眾心理；常常為了一句名相，反復思維其中深意，為的是希望大家都能聽懂受用，并且能將佛法妙諦運用在生活上，以作為現(xiàn)實人生的指南。

我從不賣弄玄虛，只是一心一意在宣揚佛法的真理，使佛法與世間的生活能夠相印證。我經(jīng)常思慮如何發(fā)揮佛教的時代性與前瞻性的功能，期能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為了契合信眾的需求，使佛法能普及于社會各個階層，我不但組織念佛會，還設(shè)立青年歌詠隊、兒童星期學校、婦女法座會、金剛禪座會。為了助長說法效果，我利用板書、投影機、各種視聽設(shè)備，乃至在大座講經(jīng)時，精心設(shè)計獻供儀式，穿插各種佛教藝術(shù)節(jié)目。為了讓社會人士重視佛教，我率先舉辦佛誕花車游行，并且多次舉行環(huán)島布教活動……凡此種種創(chuàng)舉都在當時引起不少保守人士的非議責難，我并不因此而裹足不前，相反地，我大力推動，我以為只要佛法興隆，何須計較個人榮辱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