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種日子的確不會再來了。我后來的一部長篇小說《寒夜》,雖然是在戰(zhàn)時的重慶開了頭,卻是在戰(zhàn)后回到上海寫成的。有人說這是一本悲觀的小說,我自己也稱它為“絕望的書”。我描寫了一個善良的知識分子的死亡,來控訴舊社會,控訴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tǒng)治。小說的結尾是重慶的寒冷的夜。一九七九年在法國尼斯有一位女讀者拿了書來,要我在扉頁上寫一句話,我就寫著:“希望這本小說不要給您帶來痛苦。”過去有一個時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這本書,但是后來我忽然在舊版日譯本《寒夜》的書帶上看到“希望的書”這樣的話,這對我是多大的鼓勵。說得好!黑暗到了盡頭,黎明就出現(xiàn)了。
中國人民得到了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學得很不好)。我想用這支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改寫新人新事,歌頌人民的勝利和歡樂??墒?,我沒有充分的時間熟悉新人新事,同時又需要參加一些自己愿意參加的活動,擔任一些自己愿意擔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寫得比較少。有一個時期(一九五二年),我到朝鮮,在中國人民志愿軍部隊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觸普通的戰(zhàn)士,同他們一起生活,我有些膽怯。一個長期關在書房里的人來到革命軍人的大家庭,精神上當然會受到?jīng)_擊,可是同時我感到溫暖。指戰(zhàn)員們都沒有把我當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員,而且因為我新近從祖國來,他們對我格外親熱。在這個斗爭最尖銳的地方,愛與憎表現(xiàn)得最突出。人們習慣于用具體行動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天天都有。這些大部分從中國農(nóng)村出來的年輕人,他們以吃苦為榮,以多做艱苦的工作為幸福,到了關鍵時刻,他們爭先恐后地獻出自己的生命。在這些人面前我感到慚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們的心,我無法制止內(nèi)心的斗爭。我經(jīng)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寫《第四病室》的時候,借書中人楊大夫的口說的那句話:“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蔽覑凵狭诉@些人,愛上了這個環(huán)境,開始和他們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寫作。我離開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跡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來,還準備再去,但是別的工作拖住了我,我離開斗爭的生活,舊習慣又逐漸恢復,熟悉的又逐漸變?yōu)樯瑁陆坏牟筷犈笥延种饾u疏遠,甚至聯(lián)系中斷。因此作品寫得不多,更談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經(jīng)常出國訪問,發(fā)表了不少歌頌人民友誼事業(yè)、贊美新社會、新生活的散文。但這些竟然都成為我的“罪證”,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當作“大文霸”和“黑老K”關進了“牛棚”,受到種種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給剝奪了一切公民權利和發(fā)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個時期,我的確相信過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幫”以及他們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們所宣傳的一切,我認為自己是“罪人”,我的書是“毒草”,甘心認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準備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還跟大家一起祝過林彪和江青“身體健康,永遠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決心拋棄寫作,認為讓我在作家協(xié)會上海分會的傳達室里當個小職員也是幸福??墒恰八娜藥汀钡淖ρ?,卻說我連做這種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寫了那些書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樣。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樣聽話,誠心誠意地,不以為恥地賣力氣地照他們的訓話做。但后來我發(fā)現(xiàn)這是一場大騙局,別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虛,感到幻滅。這個時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殺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肖珊在我的身邊,她的感情牽系著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這樣“自行消亡”。我的頭腦又漸漸冷靜下來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別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會批判,我還能夠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觀察那些發(fā)言的人。我漸漸地清醒了,我能夠獨立思考了,我也學會了斗爭的藝術。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幫”中的王洪文及他們的黨羽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六個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決定”把我的問題作為“人民內(nèi)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許我搞點翻譯。這樣,他們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們把我趕出了文藝界,我也不想要求他們開恩給我一條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準備翻譯的亞·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每天翻譯幾百字,我仿佛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爾岑詛咒沙皇尼古拉一世專制黑暗的統(tǒng)治那樣,咒罵“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我堅決相信他們橫行霸道的日子不會太久了。我就這樣活了下來,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