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多作家正是這樣走上文學之路并取得藝術成就的：

魯迅可謂兼稱思想家的文學家，他的作品側重以思想為契機和歸宿，但引發(fā)他拿起筆的動力，則是為民族前途擔憂的情感。受到刺激，他明確了：療救全體國民心靈更為要緊，于是棄醫(yī)從文。“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憫情懷，貫穿筆下字里行間。他的小說蘊涵振聾發(fā)聵的厚重思想，而他告誡年輕作者的是：“創(chuàng)作總根于愛”；“作文要熱情”；“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

曹雪芹多才多藝，若從事其他行業(yè)，生活本不致拮據(jù)。他卻安貧于“舉家食粥酒常賒，埋頭著書黃葉村”，所為何來？唯情而已。促使他“十年辛苦不尋常”寫下“字字看來皆是血”巨著的動力，是他對寶玉和黛玉的熱愛，對女性和下層的同情，對“木石”姻緣的渴望，對“賈府”潰敗的嘆惋。“開辟鴻蒙，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一場幽夢同誰訴，千古情人獨我癡。”

常把文學叫“人學”，醫(yī)學豈不也是“人學”？或稱文學為“心學”，思想論述更可謂“心學”。而文學管的是心中情，它與讀者交流的渠道也在情。“因情入幻”，才好從文；“通情達理”，才好動人。因而，無妨戲言——文學是“情學”，作家乃“情種”，讀者都是“性情中人”。

情，是一切藝術包括文學所固有的本質屬性，小說家比一般人就是得更多情。

“沒有對描寫對象的愛，至少沒有對它的誠懇、真摯的態(tài)度，就沒有藝術品。”托爾斯泰指出，“如果藝術不能感染自己，那它就不存在了。藝術的秘密，就在于它能以某種感情感染自己。這種能力，使藝術家和一般人有所區(qū)別。”

這種以情感染自己的能力，固然首在先天素質，作家多是天生“情種”。但在此基礎上增進后天修養(yǎng)，也可通過善于觀察、敏于感應、擴展情趣而得到加強。

小說家應比一般人更熱愛生活——像母親愛孩子那樣，事無巨細點滴關心；像孩子愛母親那樣，毫無雜念赤誠純真。小說家對生活應如對情人，息息相關，心心相印，敏銳感知其脈搏與冷暖，及時把握其特點和意愿，既關切她大起大落，又體貼她一笑一顰，既熟悉其過去和隱秘，又傾心其理想與未來。這樣，只有這樣，小說家才可能真正了解并把握生活，做生活忠實的代言人和啟蒙的引路人。

小說家應比一般人更多情善感——生活中有些微妙情理、細小變遷，一般人不大在意、時常忽略。身為小說家，則須為之心靈震顫，因之感慨萬千。如魯迅說：“又因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愛憎也愈熱烈”，“遇見所是和所愛的，他就擁抱，遇見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撥。”社會責任心和歷史使命感使小說家比一般人對人間冷暖，更多歡欣也更多憂患；對世態(tài)炎涼，更易激動也更易冷靜。

小說家還應比一般人情愫常新——“只有傳達出人們沒有體驗過的新的感情的藝術作品，才是真正的藝術作品。”托爾斯泰把感情新穎別致看作是評判小說真?zhèn)胃呦碌臉酥尽ＣＣＨ耸?，蕓蕓眾生，縷縷思緒，脈脈衷情，人如何都能感應。這就得高屋建瓴，體貼入微，聽歷史足音，觀社會波瀾，超前把握時代與群眾總體的情緒，深入探究人性與內心潛在的活動，做到感人所未感，覺人所不覺。

當然，說作家是情種，不等于說其情感就可以脫離思想根源。除去自然本能，情感是社會性的精神現(xiàn)象，總要受到相應信念、意志和利益的制約，總會打上一定政治、文化和道德印記。其實，想脫離也辦不到。魯迅斷言：“從圣賢一直敬到騙子屠夫，從美人香草一直愛到麻風病菌的文人，在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