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峘們一個個被貶了，李建們一個個被調任了，只有那些絕不像他們那樣做的考官們誠惶誠恐地在考場上正襟危坐。他們明白，考場只是官場的附庸，自己的基本身份只能是馴順的官員而不能是剛正的學者。既然最要命的是“人情不洽”，那么，沉下心，換成人情練達。

練達是為了自我安全而機敏斂藏，是為了避謗躲毀而察言觀色，是為了左右逢源而多方溝通。練達在無奈中，勞累在靈活中，失落在機巧中，消融在宦海中。

其二，座主聲譽上的可攻擊性。

一個文官由朝廷任命而主持全國選拔人才的科舉考試，社會聲譽之高簡直無與倫比。朝廷為了強調科舉考試的權威性，也有意抬高考官的聲譽。上文提到過的唐代進士及第后有“拜謝座主”的儀式，便是其中一個措施。座主就是考官，進士拜謝座主，既有真誠的感激，也有實利的考慮。座主既受朝廷任命，自稱門生必為自己增光，也許今后會出現(xiàn)更多提攜的機會。

拜謝那天，新科進士們由狀元帶頭，騎馬來到考官宅前，下馬后恭敬而立，把名紙呈進去通報。被迎進庭院后，列隊向東而立，考官則向西而立面對他們，接受拜謝。

集體拜揖、狀元致辭、各別拜揖，然后每位進士一一自報家門，盡量把自己親族中有點名堂的人物一起扯上。碰巧，也會有考官同宗親戚中了進士，而這位進士在輩分上反倒是考官的叔叔，那可怎么辦呢？按照慣例，進士必須自稱為侄，而尊考官為叔。（參見《唐語林》卷八補遺）

讓叔叔張口叫侄子一聲叔叔，他們兩人都會震顫，但震顫得最強烈的是封建宗法秩序：僅僅做了一任考官，竟然可以讓家族倫理結構為之顛倒！

不僅如此，門生對座主的報答也是終身性的。連柳宗元都說：“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出者，非人也。”（《河東先生集》卷三十，《與顧十郎書》。）柳宗元等人都十分厭惡門生中那種一開始畢恭畢敬，到后來忘恩負義的人物，而他們的厭惡在當時幾乎也成為一種社會共識。絕大多數(shù)門生會永久地效忠座主，不愿被大家目為“非人也”的渣滓。因此，作為座主也就擁有一筆比什么都要貴重的生命財富。

以賢明著稱的唐代主考官崔群與夫人的一段對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夫人勸他什么時候為子孫置幾處莊園，崔群笑著說：“別擔心，我已在全國各地置下了三十處最美的莊園?！狈蛉舜鬄轶@訝，崔群解釋道：“前年我做主考官時，錄取了全國各地的考生三十人，他們每人都是一所最美的莊園?。　卑岩粋€個門生比作一座座莊園，實在將座主和門生的關系表達得淋漓盡致。

不管荒蕪不荒蕪，這些有趣的談論顯然掩蓋了一個最根本的前提：科舉考試是國家行為，考試的結果怎么轉眼成了考官的私有財產？

柳宗元不是主張過門生對座主的忠誠嗎，但他又討厭文壇上那些拉幫結派之徒，憤怒地指斥他們“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有不諾者，以氣排之”。（《河東先生集》卷二十五，《送婁圖南秀才游淮南講人道序》。）柳宗元的厭惡很能代表當時的文化良知，但這種幫派之風恰恰與他稱頌過的座主和門生的關系直接牽連。

唐代名相李德裕已經發(fā)現(xiàn)了這個問題。這位政治家的仕途十分坎坷，一直處于大起大落之中，但他只要復出當權，總要對科舉制度作一些實質性的改革，尤其努力消解座主和門生之間的膠固關系。他在《停進士宴會題名疏》中指出，及第進士是國家挑選的“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寖薄，臣節(jié)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保ā稌黄芳费a遺。）為此，他提出：不要再叫座主、門生這些名號；進士們錄取后可以去參見一次考官，今后再也不允許成群結隊地去拜謁了；曲江宴、雁塔題名之類立即停止；及第進士三五人自己慶賀宴樂一下可以，但不許把當年所有及第者全都集中起來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