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被遺忘的人群

——尋找北京郊區(qū)的皇糧莊頭

本書講述的是一個“尋找”的故事,尋找什么呢?一個人群,一個如今生活在北京郊區(qū)的普通人群。他們散居在京郊的各個村落中,當我們偶然發(fā)現他們,并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尋訪他們的時候,并沒察覺到他們與村里的其他旁人有什么區(qū)別。與當今中國社會變遷大潮中無數個村落的情形一樣,老人在家留守著少量的土地,年輕人或在鎮(zhèn)上,或到北京城里工作、謀生。他們默默無聞地生活著,與其他居民完全融合在一起,服飾、語言、習俗毫無二致,就像一汪水,沒有任何界線。如果不是某種機緣巧合,如果不是我們執(zhí)拗地刨挖著數百年前的故紙堆,他們的故事,或許依然不會被任何人注意,包括他們自己。

正是這群普通的農人,數百年前,甚至直到數十年前,他們的社會地位、經濟狀況和生活境遇與當地的普通居民迥然不同。讓我們將時間回溯到清代,如今的北京郊區(qū),那時候,大都屬于順天府[1]管轄。在這里,不僅生活著漢族老百姓,當時被稱為民人,還有加入八旗組織的旗人。旗人、民人混居在這片土地上,我們要尋找的就是旗人中的一支。與他們的后人相遇,說起來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其實也是一種必然,因為在當前北京郊區(qū)和河北的農村,這些人群的后裔散落于村村落落,比比皆是,只不過他們自己不知道,我們也沒意識到而已。

他們到底是一群什么樣的人呢?傳奇小說中有不少他們的影子,戲曲中有許多他們的故事,清代的官方正史對他們有著詳盡的記載。但他們在各處的形象卻是那么的不同,讓人疑惑。這些謎團緊緊地吸引著我們,于是,翻閱一頁一頁檔案史籍,走進一個一個京郊村落,我們固執(zhí)地追尋著他們的蹤跡,尋找現實生活中真實的他們。

“尋找”,追尋的是故事;而“尋找”本身,其實就是故事。讓我們一起走進“尋找”的故事吧。

一、莊頭“臉譜”種種

正如前文所述,莊頭負責管理八旗莊園,為皇室、王公貴族、八旗兵丁服務。本書考察的重點皇糧莊頭,即是指專門為皇室提供糧食的皇莊的頭目,也被稱為大糧莊頭。有清一代,他們生活在近畿五百里[2]以及山海關外的廣大地區(qū)。只要略熟悉些中國古代文學和戲曲的人,對這個稱呼都不會感到太陌生,他們?yōu)楦徊蝗省⒆鲪憾喽说牡刂骼县斝蜗?在各類作品中俯拾皆是。比如流行于晚清的民間通俗小說《施公案》[3],里面就有多起皇糧莊頭橫行霸道,因屬皇差,氣焰囂張,結果遭到施公與黃天霸等人鏟除的故事。從《施公案》取材的京劇《霸王莊》中,有一位搶糧盜首于七的表兄、稱霸一方的皇糧莊頭黃隆基,瞧他的扮相,勾藍膛花三塊瓦臉、勾寬眉、尖眼窩、眉尖套紅,夸張地展現了這位皇糧莊頭兇狠奸詐、驍勇威煞、急躁火爆的性格,這便是當時人們心目中莊頭的典型形象。

圖1-1 《霸王莊》皇糧莊頭黃隆基

悠悠百年,清代的歷史早已經成為前朝往事,可皇糧莊頭的形象卻依舊深深地刻在人們的腦海中,沒有多少改變。有“大運河之子”之稱的現代作家劉紹棠在20世紀80年代初撰寫的小說《蒲劍》,開篇就把皇糧莊頭的形象描繪得活靈活現:

蒲柳春的爺爺蒲老大,是當年義和團的大師兄,死在皇糧莊頭王二皇上手里。

清朝皇室入主北京以后,跑馬圈地,多爾袞王爺圈占了天子腳下的運河灘,打發(fā)他的一個姓王的奴才當皇糧莊頭。從此,運河灘的黎民百姓世世代代為奴,給王爺開出百頃百頃的肥田沃土,栽起大片大片長滿著搖錢樹的果園,打上滿船滿船的鮮魚肉蝦。多爾袞王爺住在北京王府里,從沒有駕臨過運河灘。只是姓王的莊頭每年兩趟進京,送去一馱馱白花花的銀兩,運去一船船豐盛甘美的土產……姓王的莊頭也蓋起高墻大院,像一座拔地而起的惡山,盤踞在運河灘上。

姓王的皇糧莊頭傳到第八代,就是這個王二皇上,更比他的老祖宗窮兇極惡。他私立公堂,凡拖欠田租的佃戶,口出怨言的長工,輕則一頓毒打,押入水牢;重則處死,攔腰掛上石頭,沉下河去,尸骨無收。[4]

這樣的描述,當然擺脫不了當時特定的革命文學描寫階級斗爭、階級敵人的套路,但莊頭尤其是皇糧莊頭,那種“仗勢欺人、橫行鄉(xiāng)里”的形象,已經形成一種固定的人物模式。甚至就連今天的網絡小說《庚子七俠》,仍然以“皇糧莊頭狐假虎威享威福,天子腳下為害黎民喪天良”為標題,人們對這一群體如此固化的記憶,耐人尋味。

實際上,莊頭還有另一面形象,這在文學作品中也有反映,但相對而言,卻不那么受人們注意?！都t樓夢》賈蓉攛掇賈璉迎娶尤二姐一節(jié),賈蓉曾說過一段話:

我二姨兒(指尤二姐)……不是我老爺養(yǎng)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糧莊頭張家,指腹為婚。后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時常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二姨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著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么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咱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5]

這里面說的張家就是皇糧莊頭。

此外,還有那位歲末給寧府送年貨的“黑山村烏莊頭”烏進孝,雖年事已高,卻依然踩著四五尺的深雪,駕車走了一個來月。當他小心翼翼地來到賈珍面前,呈交上一份價值二三千兩銀子的年貨單子,換來的卻是賈珍的苛責:“這夠做什么的!”

讓我們來看看烏莊頭的年貨單子吧:

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6]五十只,暹豬[7]二十個,湯豬[8]二十個,龍豬[9]二十個,野豬二十個,家臘豬[10]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羊[11]二十個,家風羊[12]二十個,鱘鰉魚[13]二百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雞、鴨、鵝各二百只,風雞、鴨、鵝二百只,野雞、野貓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14]二十斤,海參五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蟶干[15]二十斤,榛、松、桃、杏瓤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干蝦二百斤,銀霜炭[16]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御田胭脂米[17]二擔,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雜色粱、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擔,各色干菜一車,外賣粱谷、牲口各項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玩意兒:活鹿兩對,白兔四對,黑兔四對,活錦雞兩對,西洋雞兩對。[18]

山珍海味、飛禽走獸、干果瓜菜、各色優(yōu)米、上等木炭,等等,這張單子上的物品名目繁多,數量巨大。僅糧食一項即一千零二擔(一擔約為一百斤)、二百五十斛(一斛等于十斗),粗略合計十余萬斤,這還是遇到水雹自然災害的年景。一般年景,按賈珍五千兩銀子的要求(詳見下),應在此基礎上增加一至兩倍,甚至更多。[19]

然而,賈珍的話卻是:“我說呢,怎么今兒才來!我才看那單子,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擂臺來了……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這夠做什么的!……真真是叫別過年了……這一二年里,(寧府)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進孝只能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訴苦:“年成實在不好……九月來了一場碗來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連人帶房并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所以才這樣,小的并不敢撒謊?！?span >[20]

這位烏莊頭雖不見得是皇糧莊頭,但也是堂堂寧府的莊頭,手底下有八九個莊子。他兄弟則是榮府莊頭,管著榮府八處莊地,“今年也只這些東西,不過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21]。

《紅樓夢》里的莊頭,看不到絲毫的霸氣,反倒讓人覺得有些可憐。這在情在理,賈府何等地位,莊頭在此不過是底層的陪襯,奴顏媚骨。他們就是為賈府這樣的貴族家庭服務的,完全不可能、也無法與之抗爭。

文學作品和戲曲固然不能替代信史,但也反映了一定的客觀事實。莊頭對下窮兇極惡,對上一副奴才嘴臉、主子的爪牙。正是這種爪牙身份,讓民眾對莊頭尤比對王公貴族更為憎恨。

饒有趣味的是,當人們在津津樂道惡霸莊頭的時候,卻很少有人會去深入探究,“莊頭”究竟指的是哪一種人?他們的現實生活是什么樣的?旗人的“莊頭”跟漢人的“地主老財”能畫等號嗎?雖然我學習、從事清史研究多年,對此也同樣缺乏關注,直到2007年底,偶遇莊頭后人之后,才逐漸意識到以往對“莊頭”群體的認識存在不少誤區(qū),這也成為本書撰寫的淵源。

二、莊頭后人覓蹤

幾年前,定宜莊先生帶著我和另一個同事原本計劃到京郊順義走訪當地八旗駐防后裔,不曾想竟會與皇糧莊頭的后人不期而遇。老人們樸實地回憶著往事,對于祖上曾是皇糧莊頭沒有絲毫隱諱。我相信,在記錄自己家族世系的時候,他們從未將自己家族與小說戲曲中那些惡霸、奴仆聯系在一起。

圖1-2 《光緒順天府志》順義縣圖[22]

現屬北京市的順義區(qū),是本研究個案的重點考察地區(qū)。順義位于北京市東北部,城區(qū)距市中心30公里,交通便利,經濟發(fā)達。全區(qū)總面積1021平方公里,下轄12個鎮(zhèn)、7個地區(qū)辦事處、6個街道辦事處、426個村民委員會、85個居民委員會,戶籍人口60余萬,境內有大小河流20余條,分屬北運河、潮白河、薊運河3個水系,屬于潮白河沖積扇下段。[23]

與順義地區(qū)的機緣,源于2007年底對順義區(qū)牛欄山鎮(zhèn)下坡屯村的訪談,這也成為尋訪內務府莊頭后裔的開始。

圖1-3 當前北京市順義區(qū)行政區(qū)劃圖

下坡屯村位于潮白河邊,距順義縣城僅十公里,交通十分便利。最初對這個村子發(fā)生興趣,始于尋找八旗駐防。2007年,定宜莊先生和我聽說這個村子曾是清代八旗的駐防點,因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清代設立于京畿附近的諸多八旗駐防點中,順義駐防點是距京城最近的一處,駐扎方位在清代官書中有明確記載,在順義縣城。但根據官書按圖索驥,卻了無蹤跡。對于下坡屯有一支八旗兵駐扎之說,我們雖然半信半疑,但該處交通便利,又有我院退休職工、旗人后裔傅察玄海先生的熱情引導,便決定去一窺究竟。

第一次去下坡屯村,是2007年12月7日上午,除了我本人之外,還有中國社科院的定宜莊先生[24]、順義當地的傅察玄海先生和我的同事賀曉燕。村干部安排了該村兩位老大爺,在村會議室與我們座談。從座談中得知,這個村子的居民主要由商姓組成,他們自稱是順治二年(1645)從關外入京的大糧莊頭,現在大部分都報滿族。雖然北京市民委的前副主任趙書曾走訪過這里,但該村并未被列入民族鄉(xiāng)、民族村之列,村里干部群眾對于這些,似乎也并不熱心。

“旗地”“莊園”曾是清史學界最為關注的題材之一。雖然莊頭、旗地還有諸多問題未曾解決,但畢竟時過境遷,這股研究熱度已經逐漸降溫乃至冷卻。而我們在聽說下坡屯村最初屬于大糧莊頭而非順義的八旗駐防點時,也沒有特別加以留意,更沒有要追究下去的打算,此事便這樣被擱置一旁。

2008年3月,定宜莊先生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其他清代史料,在等待提檔期間,定先生突然想起了下坡屯村商家。十年前,定先生與郭松義先生等幾位教授一起做《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25]項目時,曾對內務府所屬三旗及相關戶口冊下過一番功夫,知道大糧莊屬于內務府會計司下,并且是屬于管領而非佐領的機構。于是,定先生順手拿過一冊公開放在架上的內務府會計司人事類檔案目錄翻閱起來,一行“下坡屯四等莊頭商長鎖丁冊檔”的小字猛然跳入眼簾,這便是我們查閱到的第一份皇糧莊頭戶口冊,并由此引出以戶口冊為線索而成的這項研究工作。如果做學問在冥冥之間也會存在某種機緣的話,這大概就是一次。

得益于定先生找到如此重要的線索,我繼續(xù)完成戶口冊的查閱工作。如此容易就找到商家在清代的戶口冊,我們驚喜之余,也產生了緊迫感。當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查閱制度正面臨著一系列重大改變,今后將不開放原文閱覽,只提供電子文本。重要的是,電子文本整理需要耗費很長時間,我們擔心一旦制度改變,這批檔案很可能短期內無法查閱。于是,我連續(xù)多日埋頭于內務府檔冊中。數月的辛苦沒有白費,又揀得若干份順義商家以及其他位于順義的內務府大糧莊頭戶口丁冊和土地清冊等。這種擔心不是多余的,當我們準備將揀得的戶口丁冊一一抄錄下來的時候,檔案館對于查閱的限制也越來越苛刻,例如每天工作人員至多只能入庫兩到三次,每次只能提取三份檔案,而這三份檔案,一人只需半小時就能抄完,剩下的時間,便只有在那里空空等待。而且到還剩最后半份檔案未抄錄完時,檔案館開始施行一切原件均不得查閱的規(guī)定,而且據說這項規(guī)定在五年之內不會改變。這令我們無比遺憾,大量畿輔地區(qū)的戶口冊沒來得及抄錄。但同時又覺得慶幸,畢竟就順義商家的材料而言,主要部分都已看完。

完成了戶口冊的抄錄工作,我們需要再次訪問下坡屯。2008年11月15日,我與邢新欣博士拿著在第一歷史檔案館抄錄的下坡屯村商家戶口冊前往下坡屯村,再次采訪此前訪問過的其中一位商大爺,大爺仍然熱情耐心,但結果卻出乎意料:對于戶口冊記錄的商家莊頭及親丁凡一百四十九名口,商大爺在仔細辨認之后,竟然聲稱一個也不知道!他還將自己根據記憶寫下的“順治二年隨龍進京正黃旗內府當差四等黃(皇)糧莊頭”中所有的人名提供給我們,這些人名的確與檔案冊中不符。我和師妹不甘心,在我們一再詢問、請求之下,商大爺又領我們找到東門的后人(注:下坡屯商姓家族有東、西二門兩支)。東門的商大爺同樣很爽快熱情,他拿出珍藏的舊家譜“正黃旗伯文管領下順義縣四等莊頭商自興家譜”,幾個人從第一代、第二代直查到第十代,卻仍然沒有與檔案冊中可以對上的名字。

說得更準確些,所謂的對名字,實際上是對行輩字。據以往的經驗,如果三代以上的行輩字都相同,就基本可以判定為屬于一個家族。中國人對于行輩字的重視異乎尋常,這是他們尋找、判斷是否為同族的最主要根據。當族譜、家譜以及其他文字資料都丟失的時候,行輩字的重要性就尤顯突出,因為一般來說,行輩字往往是一句話、一句詩,很容易被人記在腦子里。而令人困惑的是,即使是順義商家家譜中的行輩字,與官方檔冊也并不吻合。

這個事實讓人百思不得其解。首先,從出現的人名時間上說,商家最后一冊戶口冊是宣統二年(1910)的,這時的商長鎖89歲,戶口冊記錄了他父、祖兩輩和子、孫凡5代的姓名、年齡,應該與商大爺等人的父、祖輩有多人可以重合。其次,順義縣只有一個下坡屯村,商姓又不像張、李、王等大眾化的姓,在下坡屯村,這個商姓是獨一無二的姓。最后,如果說此商不是彼商,原來那個商家有可能因某種原因遷往他處,現在居住的是另一個商。但事實是,無論商大爺的口述,還是村里老人提供的家譜上,都明言其祖先是順治時入關的四等大糧莊頭,這與官冊所記全然相符。也就是說,從姓氏、所在地點和來源上都嚴絲合縫,卻出現這樣的結果,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當時分析,二者核對不上可能有幾個原因:一是細察戶口冊,發(fā)現除商長鎖等個別幾個正式人名之外,其余大多是喜兒、大全、柱兒一類小名,而家譜中記載的姓名則都很正式。二是商家從順治二年(1645)遷來下坡屯村,生息繁衍至今300余年,已經分成東、西兩大房和若干旁系,而官冊記載只是其中作為莊頭的一支,很有可能采訪的幾位大爺都不屬這一支之內,而分支時間既久,可能行輩字各自不同,這種情況在很多家族中都是發(fā)生過的。如果這樣,就需要對該村其他旁支做一番尋找,然后再將這些旁支的家系與官冊一一核對。而要這樣做,就必須了解這個村商姓的全部人口。這有兩個途徑,一個是到村里去挨家挨戶地詢問;一個是到村里或當地派出所查找今天的戶口材料。這兩個辦法都有相當的難度,尤其是第二個,因為按照現在的規(guī)定,這樣的現實人口材料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翻閱的。再者,即使掌握了該村現在的全部人口材料,也不敢保證就能追溯到原來的世系。到此為止,這個項目能否做下去,已經成為一個很大的疑問了。

在研究毫無頭緒的情況下,我們決定嘗試另一個辦法,就是去當地的檔案館碰碰運氣。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材料已經基本查完,北京市檔案館了無線索,此外還有一個,就是順義區(qū)檔案館。對于這種地方檔案館,研究者通常并不重視,認為它保存的檔案時間往往比較靠后,也未必完全,而且多數冷清破舊,但事實證明預先的看法錯了。順義縣檔案館保存了大量自清末到北洋、民國、抗戰(zhàn)以及1949年以后直至1980年的各個時期下坡屯村的各種人口統計表,其系統性與完整性讓人出乎意料,給予我難以言表的驚喜,正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岸花明又一村。大量詳盡的統計表,不僅使藏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官冊與家譜中許多姓名得以一一查對落實,而且又提供了諸多這個源自清代莊頭的商姓家族幾百年來發(fā)展興衰的十分寶貴的信息。

局面就是這樣打開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內務府會計司大糧莊頭冊,與順義縣檔案館所藏各種統計冊,在時間和內容上基本對應,這是該研究的主要基礎。至于清軍入關并在京畿圈占土地建立糧莊的歷史,作為個案研究的大背景,則有大量官私方文獻可以查閱,也有大量今人的研究成果可資借鑒。同時,下坡屯村又是百年來京郊歷經各種變遷之后幾乎碩果僅存的一個完整的村子,村里還能找到對祖先歷史有著記憶的老人和家譜。這三個條件都非常難得,本項目就是在這三個條件都具備的基礎上完成的。

2010年,定宜莊先生赴臺灣講學期間,從臺灣“中央研究院”復制了一批戶口冊和地畝冊。這批檔冊是“中研院”在20世紀80年代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購買的[26],定先生選擇了219份戶口冊,其中涉及諸多河北省的縣份。正是這批戶口冊,將我的研究視角和思路擴充開來,不僅在地域上從北京周邊擴展到河北地區(qū),而且從人群上,通過與河北地區(qū)人群的比較,凸顯了京郊旗人群體的特點。

2009—2011年,我依據第一歷史檔案館和臺灣“中研院”抄錄、復制的兩批戶口冊,對以順義為重點的北京郊區(qū)及部分河北地區(qū)做了多次田野調查,涉及北京、河北等地區(qū)的數十個“莊頭”所在村莊,對30余名莊頭后裔做了口述訪談。這些村莊分別是北京順義區(qū)牛欄山鎮(zhèn)下坡屯、馬坡鎮(zhèn)蕭家坡、馬坡鎮(zhèn)大營村、李橋鎮(zhèn)北河村、李遂鎮(zhèn)溝北村、李遂鎮(zhèn)柳各莊,以及河北省霸州市后營村、永清縣千人目村、龐各莊村、塔兒營村等。后人訪談口述中的生動描述,讓莊頭、莊丁的形象躍然紙上,也讓我得到很多僅僅從檔案文字中無法體會的感性認識。田野調查展現出來的多樣性和復雜性,讓我對畿輔地區(qū)農村社會進行了反思。

與此同時,我還擴大了文獻的查閱范圍,從順義區(qū)檔案館各類檔案中,發(fā)現了數十戶信息相當完整的莊頭家族,與他們相關的史料,上至清代,下至北洋軍閥、日偽、國民黨時期,甚至到1949年以后,直至改革開放后的今天。所有這些,為本研究提供了珍貴的研究素材,讓我能夠由幾個典型家族入手,從清初至今數百年的興衰沉浮中,討論京郊旗人社會的演變。

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發(fā)現此前人們對莊頭群體有著不少的誤區(qū)和盲點。以往研究旗地莊園的文章雖汗牛充棟,重點卻都在旗地的形態(tài)和社會性質,以考察滿族當時的發(fā)展階段。而本研究希望考察的,則是在特定制度(八旗制度)下的人(莊頭及其家族),他們在這里一代又一代,是怎樣繁衍和生活下來的?八旗制度對他們、對他們所在地區(qū)的社會起到了什么作用?歷史發(fā)展到今天,在一切舊日痕跡似乎都已蕩然無存的時候,早年的歷史對他們、對這片土地、對這片土地上生活的其他的人們還有沒有影響?如果有,有什么樣的影響?如果沒有了,造成影響的因素又是怎樣逐漸消失的呢?這些思考,成為撰寫這本小書的起因。

通過簡單回顧本書的研究、尋訪過程,讀者或許能夠感覺到,這本口述史背后有著大量充分的文獻準備。沒有文獻的引導,沒有與多種文獻的相互比較,繼而在田野的口述訪談中尋找答案的過程,就沒有這本小書。而反過來,沒有田野中的口述訪談,對文獻、史料的理解也不會如此生動鮮活。這是一本通過文獻與口述的互動而形成的口述史,希望能以此作為口述史撰述方法的一種全新的嘗試,讓我們在文獻的摸索中,感受歷史的厚重;也讓我們在口述訪談中,體會生命的靈動。

當我一次次穿行在普普通通的北方村落中,一次次面對記憶模糊的老人和滿臉茫然的年輕人,心中每每生出一種危機感。歷史上的許多人群,竟會如此迅速地消失殆盡;歷史上的事件,竟會如此輕易地湮沒無聞。那些未被史家記錄、被人們永遠遺忘的史實真的不知凡幾,遼東移民中旗人社會[27]是這樣,北京城郊的莊園群體也是這樣。于是,后人所知曉的,便只是帝王的改朝換代和盛世偉業(yè),還有至今仍被人津津樂道的宮廷陰謀,人們便以為歷史就是如此,生活就是如此。

追尋這些真實發(fā)生過的一段段平凡的歷史,是史家的義務和責任。

最后,需要特別說明,撰寫書稿時,我考慮再三,最終選擇隱去所有老人的名字,全部以“商大爺”“于大爺”等形式稱呼。這里有兩個原因,首先,每一位老人以及他的家庭和祖輩都是該群體的一個縮影,雖然不同老人有不同的經歷,但這些經歷具有一定普遍性。在這種情況下,老人個體姓名的隱去,不會對研究產生太大影響。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為了保護老人的隱私,在當下亂象叢生的社會,這樣做是有必要的。下文因二位、甚至多位大爺同時在場,需要區(qū)分處理時,則以“東門大爺”“西門大爺”以及“大爺甲”“大爺乙”等方式代之。整部書稿都采用了相同處理方式,下文不再另行說明。

此外,書稿中所用檔案均來自官方檔案館,屬于已解密的檔案,可以公開使用。但鑒于1949年后的敘述涉及不少現在依然在世的老人,同樣為了保護老人及其家庭的隱私,書稿將使用“□”符號,隱去所有名字,只留姓氏。這種處理方式對書稿大局不會產生影響,但卻會妨礙一些細節(jié)問題的考證。因此,行文中,不得不隱去少數論證過程,將結論直接告訴讀者。不便之處,還請讀者見諒。全書同,下文不贅。

[1].清代順天府的轄區(qū)在清初多有變化,直至乾隆八年(1743)才固定下來,共領五州十九縣,劃分為四個廳。西路廳的同知駐盧溝橋拱極城,分管涿州、大興、宛平、良鄉(xiāng)、房山;東路廳駐張家灣,分管通州、薊州、三河、武清、寶坻、寧河、香河;南路廳駐黃村,分管霸州、保定、文安、大城、固安、永清、東安;北路廳駐沙河鎮(zhèn)鞏華城,分管昌平州、順義、懷柔、密云、平谷。

[2].近畿五百里,一般而言,主要指畿輔地區(qū),即京城周圍的地區(qū)。

[3].《施公案》,晚清民間通俗小說。亦稱《施公案傳》《施案奇聞》《百斷奇觀》,8卷,97回,未著撰者。大約由于其故事始于說書,后經人加工整理敷演而成?，F存道光四年(1824)刊本,有嘉慶三年(1798)序文,可推知它大約成書于嘉慶年間。

[4].《蒲劍》,載《劉紹棠文集》卷7,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5].《紅樓夢》第六十四回。

[6].狍子,鹿的一種,肉味美。

[7].暹豬,從泰國引進的較為稀有的豬,肉鮮美。

[8].湯豬,用熱水燙洗并去毛的豬。

[9].龍豬,龍豬為雜色豬,或稱花豬。

[10].家臘豬,經過加工的咸豬肉。

[11].家湯羊,用熱水燙洗并去毛的羔羊。

[12].家風羊,晾曬風干的羊肉干。

[13].鱘鰉魚,呈紡棰形,無鱗,背有骨甲,鼻特長,其脂肪如黃蠟。

[14].鹿筋,鹿的筋腱,為名菜中珍品。

[15].⑩蟶,蚌的一種,長二寸許,殼長方形,肉白色而味美。蟶干又名蟶子干,是蟶肉的干制品。

[16].?銀霜炭,呈銀白色的木炭,是一種名貴樹木燒成的炭。

[17].?御田胭脂米,一種優(yōu)質稻米,煮熟后色紅如胭脂,有香氣,味腴粒長。據清代劉廷璣《在園雜志》及《順天府志》記載,胭脂米是康熙帝在豐澤園御田布種的玉田稻種的良種,因而也叫玉田米,為內膳所用。此良種后分布種于京郊御田,故稱御田胭脂米。

[18].《紅樓夢》第五十三回。

[19].《紅樓夢》此處所描述的莊頭征納糧物,帶有一定夸張成分。清代官書對皇糧莊頭所繳納錢糧有著明確的記載,遠低于烏莊頭所供物品數量。烏莊頭雖不是皇糧莊頭,但將其與官書所載進行對比,依然能說明一些問題。清代皇糧莊頭分兩類:老圈莊頭、投充莊頭(詳見下文)。老圈莊頭分五個等級: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以及半分莊頭,每個等級均要繳納一定的糧、豆、谷草、草、羊草、豬口、雜糧等物品,一等莊頭所納數量最多,其余依次遞減。投充莊頭只繳納銀兩,也分不同等級,繳納數量依次遞減。在此,我們以老圈一等莊頭所納錢糧為例。順治到康熙年間,莊頭繳納以實物為主。其中,所納糧米數量:順治至康熙初年,一等莊頭納糧100石;康熙三十九年:360石;康熙五十年:250石;豆:40石。谷草:4000束。草:10000束。羊草:順治至康熙初年:10000束;康熙八年:5000束。豬口:大豬2口或常用豬4口。雜糧:大致有粟子、谷子、茜草、線麻、小根菜、蔞蒿菜、黃花菜、雞蛋芝麻、麥子、綠豆、黃豆、黏谷、谷、高粱、小豆、蕎麥、油麥、黍子、稗子、豇豆、燒酒等,征納數量變動較大。根據當時的物價折算,頭等莊頭每年大約需繳納200—300兩紋銀。雍正之后,莊頭繳納逐漸由實物轉變?yōu)殂y兩。粗略估算,頭等莊頭每年需繳納將近300兩銀兩及諸雜物。雜物涵蓋種類繁多,諸如掃帚、笤帚、瓢、芥子、蓼芽菜子,鷹鷂房所用飄翎、花爆作所用麻秸、造佛處所用麥麩、廣儲司所用麥秸等;此外,皇家車駕巡幸時,沿涂莊頭還需向尚膳房繳納雞子、慶豐司隨往乳牛、上駟院駕車騾以及草豆,等等,種類繁多。但無論如何,清初至乾隆時期,頭等皇糧莊頭每年正常所納應該不會超過500兩紋銀。皇糧莊頭的另一個類別——投充莊頭,每年繳納量最多的也就是每年700兩紋銀(清初至乾隆)。由此可見,無論是老圈莊頭還是投充莊頭實際繳納數量,都與《紅樓夢》所記烏進孝進呈二三千兩,差距甚大。參見邱源媛:《清代畿輔地區(qū)內務府皇莊的征納》,載《紀念王鍾翰先生百年誕辰學術文集》,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262頁。

[20].《紅樓夢》第五十三回。

[21].《紅樓夢》第五十三回。

[22].[清]周家楣、繆荃孫編纂:《光緒順天府志》第三冊,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3].參見順義區(qū)政府門戶網站http://www.bjshy.gov.cn/Default.aspx。

[24].順義地區(qū)莊頭的研究分為兩部分,一是由定宜莊先生和我合作的《近畿五百里:清代畿輔地區(qū)的旗地與莊頭》,該書以傳統史學的研究方式,通過文獻史料,梳理了清代莊園系統以及莊頭人群的形成、發(fā)展、演變等制度性過程。另一部分,即是本書,由我獨立撰寫,通過口述史的形式,展現京郊內務府莊頭及其后人的實際生活,希望采用文獻與口述的相互對照、結合,更為生動、全面、客觀地考察清代內務府莊園系統、莊頭人群及其家族。

[25].定宜莊、郭松義等:《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歷史文獻、人口統計與田野調查》,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

[26].臺灣“中研院”賴惠敏先生為我們復制檔案提供了很多幫助,并將自己早年抄錄的地畝冊無償贈送給我們,在此特表感謝。

[27].定宜莊、郭松義等:《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歷史文獻、人口統計與田野調查》,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