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詩壇的開端并不樂觀，或簡直可以說是烏云重重，因為有齊、魯、韓、毛四家詩說壓在那里。鄭振鐸云：
《毛詩序》……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附會的，是與詩意相違背的?！蟾抛觥对娦颉返娜苏`認《詩經(jīng)》是一部諫書，誤認《詩經(jīng)》里許多詩都是對帝王而發(fā)的，所以他所解說的詩意，不是美某王，便是刺某公！又誤認詩歌是貴族的專有品，所以他便把許多詩都歸到某夫人或某公，某大夫所做的。又誤認一國的風俗美惡，與王公的舉動極有關系，所以他又把許多詩都解說是受某王之化，是受某公之化。因為他有了這幾個成見在心，于是一部很好的搜集古代詩歌很完備的《詩經(jīng)》，被他一解釋便變成一部毫無意義而艱深若《盤》《誥》的懸戒之書了。后來讀《詩》的人，不知抬頭看《詩》文，只知就《序》求《詩》意。其弊害正如朱熹所說，“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于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于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jīng)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保ā对娦蜣q說》）
不過，漢儒并非如鄭先生所說的誤會了，相反，他們很認真、很明白地將《詩》尊為經(jīng)典，把它作為解釋帝王行為的依據(jù)，嚴守不是“美”就是“刺”的注疏規(guī)則，放大它的功能，進而蔚為詩學史的源頭。
齊、魯、韓三家詩為今文，武帝時置立博士，地位尊顯，而毛詩為古文經(jīng)學，只是短暫地被立于學官。三家詩在漢代牢牢占據(jù)著主流，而毛詩則更像是個異說。四家詩說卷帙繁富，按照《漢書?藝文志》的著錄，《詩經(jīng)》28卷。魯、齊、韓三家，《魯詩》有《魯故》25卷、《魯說》28卷；《齊詩》有《齊后氏故》20卷、《齊孫氏故》27卷、《齊后氏傳》39卷、《齊孫氏傳》28卷、《齊雜記》18卷；《韓詩》有《韓故》36卷、《韓內(nèi)傳》4卷、《韓外傳》6卷、《韓說》41卷?！睹姟酚小睹姟?9卷、《毛詩故訓傳》30卷。“凡《詩》六家，416卷”。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惫拾分母?，而歌詠之聲發(fā)。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鬃蛹?nèi)≈茉?，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蛉 洞呵铩?，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于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漢書?藝文志》）
這可以視為一極簡略的詩學史。班固采《毛詩》說，三百篇之所以經(jīng)秦火而得傳，是因為它在人們口頭“諷誦”傳承，燒不掉，而魯、齊、韓三家解《詩》，參照《左傳》，又采納眾多雜說，都不是它的本義了?？梢娙匀皇窍惹氐臄嗾氯×x傳統(tǒng)。班固本人論《詩》，重心也是在它的意義而非音樂，所謂“《詩》以正言，義之用也”（《漢書?藝文志》）。
因為四家詩均對《詩經(jīng)》中詩的創(chuàng)作動機及其含義進行解說，已經(jīng)完全轉到了以義為用的路上來了，結果是造成了漢代經(jīng)學（注疏）家的詩經(jīng)解釋學，其主旨是通過對“比興”概念進行內(nèi)涵上的重新解釋，掛到“美刺”上去，造成“言志”的效果，來對詩三百進行道德譜系的編排。不妨說，這是對先秦斷章取義傳統(tǒng)的道德轉調。
第一節(jié) 漢代經(jīng)學家解詩的基本思路
經(jīng)學家解詩的基本思路，我們以《詩大序》為例，來加以說明。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xiāng)人焉，用之邦國焉。
《關雎》之“風”并非情歌，“風”是群體性的，“正夫婦”不是針對個別的夫婦，而是由鄉(xiāng)而國的“風天下”。所以，《關雎》為教化工具，作為《詩經(jīng)》首篇，是謂“風之始”。此為小序。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朱自清認為這一段脫胎于《尚書?堯典》，并指出其重義而不重聲。正因為重義，又非斷章取義用法，顯然是把重心從用詩向作詩轉移了。作詩的最初動力來自心中的“志”或“情”，發(fā)而為“言”，又繼之以“嗟嘆”“永歌”“舞蹈”。如果“言”已足，則后面的“嗟嘆”“永歌”“舞蹈”固然可以加強“言志”，卻并非必需。
情發(fā)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這一節(jié)區(qū)分“治世之音”“亂世之音”和“亡國之音”，雖說是“音”，其實還是“詩”，目的是要給由心中而出的詩歌套上教化之馬車，要它“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樣，“詩言志”與先秦時斷章取義借詩言志的用法完全不同，被重新命題了。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發(fā)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這是《詩大序》最核心的部分。對風的定義：“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變風發(fā)乎情，止乎禮義”。對雅的定義：“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所謂“風”“雅”和“變風”“變雅”，正是為“比興”作政教背景的說明，導向性極強，奇怪的是，沒有直接對“賦比興”進行解釋。無奈，后人多是援引鄭玄《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注來加以說明。那么，“賦比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一）“賦比興”的最早兩次連稱
“賦”“比”“興”三者連在一起稱呼，先秦文獻中僅見一次，就是《周禮?春官?大師》（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到了漢代，《毛詩序》幾乎有相同的表述，六者次序相同，不同之處在于，“六詩”成了“六義”，原來是合樂的歌詩，到了漢代就轉為徒詩。關于這一轉換，朱自清有一重要的解說：
鄭玄注《周禮》“六詩”，是重義時代的解釋。風、賦、比、興、雅、頌似乎原來都是樂歌的名稱，合言“六詩”，正是以聲為用?！对姶笮颉犯臑椤傲x”，便是以義為用了。便鄭氏訓“賦”為“鋪”，假借為“鋪陳”字，還可見出樂歌的痕跡。……大概“賦”原來就是合唱。古代多合唱，春秋賦詩才多獨唱，便樂工賦的時候似乎還是合唱的。
先秦“賦詩”，是不是要唱，有不同看法。不過，朱先生論定《詩大序》和鄭玄注《周禮》“六詩”是以義為用，是不錯的。朱先生進而推測：“‘比’原來大概也是樂歌名，是變舊調唱新辭。”“‘興’似乎也本是樂歌名，疑是合樂開始的新歌?！?sup>
《周禮?大司樂》論“樂語”也說到了“興”：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云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大司樂是一個掌管音樂的官員，他的職責就是對“國子”（王室子弟）進行樂教，分為“樂德”“樂語”“樂舞”三門。“興、道、諷、誦、言、語”，是“樂語”之教。鄭玄注云：“興者，以善物喻善事也。”就是把“興”解為譬喻了。
今人王小盾對“六詩”作了研究，他說：
“六詩”之分原是詩的傳述方式之分，它指的是用六種方法演述詩歌?！帮L”和“賦”是兩種誦詩方式——“風”是本色之誦（方音誦），“賦”是雅言之誦；“比”和“興”是兩種歌詩方式——“比”是賡歌（同曲調相倡和之歌），“興”是相和歌（不同曲調相倡和之歌）；“雅”和“頌”則是兩種奏詩的方式——“雅”為用弦樂奏詩，“頌”為用舞樂奏詩。風、賦、比、興、雅、頌的次序，從表面上看，是藝術成分逐漸增加的次序；而究其實質，則是由易至難的樂教次序。
把“六詩”描述為“六種詩歌演述方法”，稱其為“樂教次序”，誠為過人之見，但是處理上精密無比，不免讓人略有不安。退一步說，“風賦比興雅頌”的連稱，在先秦必與音樂的分類相關，“六詩”之“興”不是譬喻，這一點已成定讞。不過，漢代的詩經(jīng)學者卻并不這樣看，鄭玄固然認為“比賦興”本來是可歌的，孔子整理《詩》時把它們合并到“風雅頌”里去了，上述朱先生的猜測就得著鄭說的啟發(fā)，然而，就是這同一個鄭玄，在注《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時，卻不這么解釋“賦比興”了，而堅決地轉到了重義的立場之上，云：
賦者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
同注中又引東漢鄭司農(nóng)鄭眾語：
曰比曰興，比者，比方于物也。興者，讬事于物。
鄭玄說“賦比興”，一一扣合著“美刺”，“賦”是對政教善惡直接談自己的看法，不妨“美刺”并用；“比”是以“比類”的方法而不敢直言，專門為“刺”；“興”是為了避免取媚而借其他善事來喻說，專門為“美”；三者連稱的依據(jù)是偏于“美刺”之不同，總體確乎合符“溫柔敦厚”的詩教。值得注意的是，鄭氏說“比”和“興”其實都是比喻，不同者有二，其一，“比”是“刺”，“興”是“美”，其二，“比”是以物來“比”，“興”是以物來“比”事?！氨确接谖铩?，好理解；“以善物喻善事”和“讬事于物”是一回事，和“取善事以喻勸之”卻好像不一致?！耙陨莆镉魃剖隆敝杏幸弧坝鳌弊?，當為比喻，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二鄭所言之“興”是一種特別的比喻。這一點，第五節(jié)將詳論。
鄭氏為東漢末古文經(jīng)學的大家，他的經(jīng)學成功地融合了今文經(jīng)學。他對“賦比興”的解釋可以視為漢代詩經(jīng)解釋學的總結，對后來影響頗大。從他的觀點，我們已經(jīng)看到，整個漢代的詩經(jīng)解釋學在重義且非斷章取義的背景之下，發(fā)生了強大的道德本質主義轉向。
因為《詩大序》沒有“賦比興”的具體說解，二鄭的定義就彌足珍貴，后人講“賦比興”的歷史必引之。不過，這里要考慮到兩個因素，首先，如果《詩大序》晚出于《毛詩》，那么后者的撰著就沒有得到前者的綱領性指導，而前者提出“賦比興”的重要性也就隨之降低。況且，三家詩的序佚失了，難以與《詩大序》互證。其次，鄭玄之“賦比興”的定義是為注《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而非注《毛詩》或三家詩，取來為《詩大序》作注未必穩(wěn)妥，況且它是后于《詩大序》的。就時間的先后而論，四家詩先出，《詩大序》繼之，二鄭說最后。那意味著，四家詩和鄭玄的“賦比興”定義之間可能有三百余年的時間差距，如果佚失了的三家詩序沒有將“賦比興”連稱，則二鄭的定義又將成為漢代唯一的證據(jù)，其情形和《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之“賦比興”連稱為先秦孤證正相仿佛。若是以二鄭說來解《詩大序》的“賦比興”，再進一步以之去解四家詩，那就是以后出的理論去解釋在先的理論，不能不看到，這種前溯法可能埋伏著巨大的跳躍，以及莫測的理論風險。不幸的是，那正是漢代的詩經(jīng)解釋學所遵守的程序。
（二）四家詩比興說詩舉例
盡管如此，我們可以通過四家詩之評詩來了解經(jīng)學家們對“比興”的具體使用，那就是將“比興”扣合著“美刺”。程廷祚要而言之：“漢儒言詩，不過美刺兩端”，此為詩經(jīng)解釋學的總綱。以下舉例若干以說明之。
1．《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魯》曰：
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
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愿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詩三家義集疏》）
《齊》曰：
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tǒng)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毖阅苤缕湄懯?，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詩三家義集疏》）
《韓敘》曰：“《關雎》，刺時也。”（《詩三家義集疏》）
薛夫子《韓詩章句》曰：
詩人言雎鳩貞潔，以聲相求，必于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宮，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今人君內(nèi)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詩三家義集疏》）
《毛詩序》云：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毛傳》云：
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箦f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詩毛詩傳疏》）
《關雎》一篇位于詩三百之首，極為重要。三家說大同小異，均以為是刺康王，為“比”；唯《毛詩》謂美后妃之德，為“興”?！睹姟泛笃穑@然是立了新說。于此，我們當可了解，同一首詩的作意（本意）即“美”或“刺”，不同的詩說可以有大相徑庭的解說，而此作意是與“比”或“興”的擇取聯(lián)系在一起的。質言之，“比”或“興”決定了《詩經(jīng)》中某一首詩的性質。
以下引《漢書?杜欽傳》用《關雎》的例：
漢成帝為太子時即好色，即位后，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杜欽對大將軍王鳳說：
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院蒙珶o節(jié)則致?lián)p敗，故戒之也?！保缎”濉分?，可為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背辑懺唬?/p>
“《小卞》之詩，太子之傅作也，哀太子之放逐，憫周室之大壞也?！睅煿旁唬骸啊对?小雅》也。二說皆是?！保┪▽④姵Ｒ詾閼n。（引文括號中為顏師古注文及引文）
太后對杜欽勸說不以為然。杜欽再次對王鳳說：
《詩》云“殷監(jiān)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所監(jiān)見，其事不遠，近在夏后氏之時?！保┐探湔咧疗冉?，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跡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饗國長久?！保┑湐￡鲁２挥膳?？是以佩玉晏鳴，《關雎》嘆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背辑懺唬骸按恕遏斣姟芬病！保┲蒙バ远棠?，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幾，讀曰冀。”）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師古曰：“作謂作詩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愿，所當勉之也?！兑住吩唬骸罢浔?，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兇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于往古，無害于今，不逆于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愿，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遴。
杜欽對大將軍王鳳的兩次談話，引了《論語》《詩經(jīng)》的《小雅?小卞》《大雅?蕩》《周南?關雎》，還有《易》，引經(jīng)據(jù)典凡五次。所引《關雎》，顏注引《魯詩》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焙蜕弦遏斣姟芬恢?。意思是說，杜欽引《關雎》用的是《魯詩》故事，即畢公作此詩以“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如果是這樣，那么杜欽不免以畢公自居了。這個故事，也讓我們知道，《關雎》一詩在漢代的真實意謂。再聯(lián)系第一章所引《孔子詩論》和馬王堆帛書《五行》說部對《關雎》的評說，則從先秦到兩漢《關雎》的歷史命運亦可想而知，至少，與后人從詩歌字面揣摸、想象的浪漫情詩真是有甚大之差距了。這就是詩經(jīng)解釋學的力量之所在。
2．《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魯》曰：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于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將始于捋采之，終于懷擷之，浸以益親，況于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詩三家義集疏》）
《韓》曰：
芣苢，澤寫也。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己不得，發(fā)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詩三家義集疏》）《毛詩》說：
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姙焉。（《詩三家義集疏》）
《魯》《韓》兩家把此詩視為“興”，《毛》則當作“賦”（《毛詩》的慣例，只標明“興”體，“賦”體和“比”體并不標明），而且與前兩家意思正相反。
有意思的是，劉向《列女傳》也有同樣文字的故事，顯然是來自《魯詩》，并頌之曰：“宋女專慤，持心不愿。夫有惡疾，意猶一精。母勸去歸，作詩不聽。后人美之，以為順貞?！笨梢姟遏斣姟妨鱾髦畯V。
不過，并不是所有人都對順貞的宋女故事有興趣的，清代方玉潤《詩經(jīng)原始》就換了一種讀法：
此詩之妙，正在其無所指實而愈佳也。夫佳詩不必盡皆征實，自鳴天籟，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無限。若實而按之，興會索然矣。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新犔锛覌D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繡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余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xù)，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
可能我們都偏好這樣來讀《芣苢》，有意味多了。不過，那樣的話我們就不免失去了對于漢代詩經(jīng)解釋學的同情的態(tài)度，不可能真正客觀地了解和說明作為經(jīng)典的《詩經(jīng)》在漢代人眼里是什么樣子的。
3．兩首《揚之水》。
《王風?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序》：“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p>
《毛傳》：“興也。揚，激揚也?！?/p>
《鄭箋》：“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下民?！保ā对娙伊x集疏》）
《鄭風?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毛序》：“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p>
《毛傳》：“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
《鄭箋》：“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于臣下。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后竟寡于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保ā对娙伊x集疏》）
兩首《揚之水》每節(jié)前都冠以“揚之水，不流束薪”（楚、蒲）句，《毛詩》斷其分別“興”周人之怨和兄弟恩寡，字句相同而意義不同。
宋代項安世批評這樣用“興”，他轉到了作者的立場來作一同情的考慮：
《王》國風以“揚之水，不流束薪”賦戍申之勞；《鄭》國風以“揚之水，不流束薪”賦兄弟之鮮。作者本用此二句以為逐章之引。而說詩者乃欲即二句之文，以釋戍役之情，見兄弟之義，不亦陋乎！大抵說文者皆經(jīng)生，作詩者乃詞人，彼初未嘗作詩，故多不能得作者之意也。
他的意思是，經(jīng)學家之所以這樣解詩，恰恰是因為他們并非詞人，不會作詩，不能懂得作者的用意。所謂“揚之水，不流束薪”不過是沒有意義的起興罷了。
朱熹注《王風?揚之水》云：“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詩集傳》）本詩首四句為“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意即以前兩句“之”“不”來起興后兩句“之”“不”，本來沒有意義上的關聯(lián)。他對《小星》之“興”則有“于義無所取”之評，可證。項和朱都是宋人，所見不約而同，并非偶然。
（三）作為讖緯神學羽翼的《齊詩》
三家詩為今文經(jīng)學，或多或少地與主“天命”“譴告”的讖緯神學相通。《齊詩》的大將為翼奉，他“好律歷陰陽之占”（《漢書?儒林?翼奉傳》），陳喬樅《齊詩遺說考序》稱：“《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尚書》有夏侯‘洪范’之說，《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皆明于象數(shù)，善推禍福，以著天人之應，淵源所自，同一師承，確然無疑?！?sup>
請讀《漢書?儒林?翼奉傳》：
臣聞之于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見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jīng)。賢者見經(jīng)，然后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泵峡翟唬骸啊对妰?nèi)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此則有變改之政也?！保洞呵铩酚袨漠?，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p>
這一段說，《詩》有“五際”：卯、酉、午、戌、亥，標志著陰陽運轉的際會，從中可以觀察到政治變化的征兆。他又以《齊詩》《小雅?十月之交》為例解釋“五際”之說。原詩：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兇，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nèi)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艷妻煽方處。
……
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公元前776年9月6日）發(fā)生日食，《十月之交》正是把相繼發(fā)生的月食和日食等天災則視為人禍的征兆。詩作者是西周幽王時的官吏，詩中指責皇父卿士等圍繞著幽王的七大嬖臣，以及幽王的寵妃褒姒的昏庸、腐敗和殘暴，悲悼王朝的淪亡，怨恨上天給人民帶來災難，憂傷自己遭受讒毀，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
翼奉解《十月之交》，道：
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nèi)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日蝕，地變見于奇物震動。
《齊詩》之學推重《十月之交》，正是要說明“人氣內(nèi)逆，則感動天地”的道理，認為天人之間存在感應，陰與陽必須平衡。對陰陽平衡之道一番論證后，他轉而論及時政：
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圣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
當今二后之黨滿朝，導致陰氣太盛，上天有應，怕政局有變。這樣，他就以《十月之交》為例論證了《詩》與政治之關系。這就是《齊詩》之學。
《齊詩》是這樣，《韓詩》也是如此，都認為《詩》與事即時政、歷史可以互證，從而引申出微妙的陰陽災異之道理。治《韓詩》的劉歆對《十月之交》的看法亦近于翼奉：
于《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餍∪顺司?，陰侵陽之象也。（《漢書?五行志》）
陳喬樅《韓詩遺說考序》評《韓詩外傳》云：
今觀《外傳》之文，記夫子之緒論與春秋雜說，或引《詩》以證事，或引事以明《詩》，使“為法者章顯，為戒者著明”。雖非專于解經(jīng)之作，要其觸類引伸，斷章取義，皆有合于圣門商、賜言《詩》之意也。況夫微言大義，往往而有，上推天人性理，明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下究萬物情狀，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硷L雅之正變，知王道之興衰，固天命性道之蘊而古今得失之林邪！
這是說，《韓詩外傳》雖非專門的解經(jīng)著作，不過它用的方法為“觸類引伸，斷章取義”，是合乎孔門用詩規(guī)矩的，它讓《詩》與事互證，“上推天人性理”“下究萬物情狀”，從中抉發(fā)出微言大義，可以“考風雅之正變，知王道之興衰”。
三家詩被立于學官，作為經(jīng)典，在漢代是發(fā)生了很大的影響的。阮元曾評漢人著述引詩之盛況：“漢興……《詩》《書》復出，朝野誦習，人心反正矣。子史引《詩》《書》者，多存古訓?！?sup>朱自清著《詩言志辨?詩教?著述引詩》也詳盡羅列漢人著述引詩的盛況：其一，宣揚德教，其二，論政治，其三，論學養(yǎng)，其四，論天道，其五，述史事，其六，明制度，其七，記風俗。他說：“漢人著述引《詩》之多，用《詩》之廣，由以上各項可見。無論大端細節(jié)，他們都愛引《詩》，或斷或證——這自然非諷誦爛熟不可。……春秋以后，要數(shù)漢代能夠盡《詩》之用。……漢代典禮別制樂歌，賦《詩》也早已不行，可是著述用《詩》，范圍之廣，卻超過春秋時?！?sup>朱氏所列七項，無一不可合于羅根澤所云封建功用主義。
了解上述詩說以及史書的相關記載，當可明白漢代經(jīng)學家、史學家和政治家們看《詩經(jīng)》，“比興”僅是手段，“美刺”才是目的。這樣的詩，只可供經(jīng)學家將之視為記錄了政教典故的詩去猜度，若要由活著的詩人作出來，其難度可想而知。從死的文獻挖出新的活的意義來，這就是所謂的詩經(jīng)解釋學。更何況，作為古文經(jīng)學的《毛詩》雖則相對更忠于先秦文獻，但它只是后來居上，漢代主要流行的還是今文經(jīng)學的三家詩，以《齊詩》來看，那無非是漢代讖緯神學的一個分支罷了。由此，我們可以想見，漢代之“比興”釋詩離我們現(xiàn)在的“比興”概念是多么的遙遠。
第二節(jié) 后世批評家的“比興”詮釋
四家詩之釋《詩》，以“美刺”為目標、以“比興”為方法，形成了一個詩經(jīng)解釋學，它屬于漢代經(jīng)學的范疇。這樣，就會產(chǎn)生一個問題：此“比興”概念是否具有一般詩學的意義？這是積極地問，如果消極地問，那就是：其中是否隱伏了某些理論上的難題？
劉勰《文心雕龍?比興》：
《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一作異）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huán)譬以托（一作寄或記）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
觀夫興之托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于夷禽；德貴其別，不嫌于鷙鳥；明而未融，故發(fā)注而后見也。且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揚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圭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
劉勰此論有一點后人都注意到了，他發(fā)現(xiàn)《毛詩》只是標出哪一篇是興體（共有116篇），其余風、賦、比、雅、頌都不提了，那是因為風雅頌的分類盡人皆知，賦不過是鋪陳，比顯明好懂，興就隱晦了?！氨葎t畜憤以斥言，興則環(huán)譬以托諷”，還是以“美刺”為目標。興的特點是“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講雎鳩摯而有別，所以拿來比方后妃之美德，《鵲巢》說鸤鳩占了鵲巢而專一不改，所以夫人取來比喻貞一之義，至于禽獸之于道義，鷙鳥之于美德，看來似乎不妥，卻正是興之托諭之所在，不過這個道理卻是明而未融，需要通過增加注釋來指明。而比的說明就沒那么麻煩，劉勰輕輕松松地用了“喻”“譬”“類”“寫”“擬”“方”等詞來說明“寫物以附意，揚言以切事”之比義。
不過，進入到漢代“興”卻很少有詩人用了，劉勰接著說：
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于是賦頌先鳴，故“比”體云構，紛紜雜遝，信（倍）舊章矣?！沼煤酢氨取?，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于周人也。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局面呢？黃侃《文心雕龍札記?比興》論析“興義罕用”，道：
題云比興，實側注論比，蓋以興義罕用，故難得而繁稱。原夫興之為用，觸物以起情，節(jié)取以托意，故有物同而感異者，亦有事異而情同者，循省六詩，可榷舉也?！?/p>
夫其取義差在毫厘，會情在乎幽隱，自非受之師說，焉得以意推尋！彥和謂“明而未融，發(fā)注而后見”，沖遠（孔穎達）謂“毛公特言，為其理隱”，誠諦論也。孟子云：學詩者“以意逆志”。此說施之說解已具之后，誠為讜言。若乃興義深婉，不明詩人本所以作，而輒事探求，則穿鑿之弊固將滋多于此矣。
自漢以來，詞人鮮用興義。固緣詩道下衰，亦由文詞之作，趣以喻人。茍覽者恍惚難明，則感動之功不顯。用比忘興，勢使之然。雖相如、子云，末如之何也！然自昔名篇，亦或兼存“比興”。及時世遷貿(mào)，而解者只益紛紜，一卷之詩，不勝異說。九原不作，煙墨無言。是以解嗣宗之詩，則首首致譏禪代；箋杜陵之作，則篇篇系念朝廷，雖當時未必不托物以發(fā)端，而后世則不能離言而求象。由此以觀，用比者歷久而不傷晦昧，用興者說絕而立致辯爭。當其覽古，知興義之難明，及其自為，亦遂疏興義而希用，此興之所以浸微浸滅也。
這里黃侃分析了興義罕用的原因。興的原理是“觸物以起情，節(jié)取以托意”，物與情的關系非常不穩(wěn)定，所以就會有“物同而感異”或“事異而情同”的情形，這種差異之存在全看解詩者如何“取義”“會情”，其間的毫厘之別、幽隱之處，如果不是得自師承，是很難以自己的意向去推尋的。因此，孟子的“以意逆志”只是在已經(jīng)有明確的解說以后才是確定可行的，如果本來并不明白詩人的作意，那么“以意逆志”只會導致穿鑿附會。換言之，讀解《詩》必須有師承。漢以后詩人鮮用興，多用比，是想讓讀者更容易、明白地理解詩歌，如果詩意恍惚難明，那就不能感動人。不過有些歷史名篇，還是“比興”兼用的，如阮籍、杜甫的詩，“雖當時未必不托物以發(fā)端，而后世則不能離言而求象”，用比的不會因時間長而晦昧難讀，用興的只要其創(chuàng)作語境一過就即刻進入紛爭。這樣，興就漸漸沒人再用了。黃氏的解說有兩個要點，一是肯定興義罕用，二是興還是有人用。
黎錦熙就不同意這第二個要點，他的《修辭學比興篇》說：
《毛傳》既標作“興也”，而所下的解釋實是說比。興和比是向來沒有明確的界限的，而且全部毛傳有興無比，似乎六義之比就包含在興之中。劉勰對于“毛公述傳，獨標興體”這件事沒有辦法，只好說“比顯而興隱”，若問究竟怎樣才叫做隱呢？說來說去，……歸根一句話：“興之托諭”是要“發(fā)注而后見”的。……總之，“比”“興”兩義，不是全不相干，只是著重在興；興中不妨有比。大抵觸景生情，其情必有與景相關之點；感物興懷，其物必有與懷相印之端：此相關之點與相印之端，大半由于類似，所以興中有比，有時非比不興，惟所比者或偏畸而不全，或朦朧而難晰；劉勰所謂“起情者依微以擬議”，又曰“明而未融”，用釋“興隱”之義，亦非全無道理。即如洲上雎鳩共處，加以關關的鳴聲，至少可以比配偶的相得而和樂。詩人偶見，遂興此感；或睹愛人，憶以為喻。
黎氏判定：比就包含在興之中。此說強而有力?！睹珎鳌反_實是以比來解說興，劉勰云“比顯而興隱”不過是曲為之說，如果沒有注解，還是讀不懂。他把情與景、物與懷的相關之點、相印之端判為“類似”，這樣就要么“興中有比”，要么“非比不興”，只是此“比”“或偏畸而不全”、“或朦朧而難晰”，這就成為“興”了。說到底的，他還是傾向于否定“興”的真實存在，至少是否定其可以脫離“比”而獨立。
朱自清《詩言志辨》論到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萬章下》）時說：
“知人論世”，并不是說詩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頌詩”“讀書”與“知人論世”原來三件事并列，都是成人的道理，也就是“尚友”的道理。后世誤將“知人論世”與“頌詩讀書”牽合，將“以意逆志”看作“以詩合意”，于是乎穿鑿傅會，以詩證史?！对娦颉肪褪侨绱藢懗傻?。但春秋賦詩只就當前環(huán)境而“以詩合意”?！对娦颉穮s將“以詩合意”的結果就當作“知人論世”，以為作詩的“人”“世”果然如此，作詩的“志”果然如此；將理想當作現(xiàn)實，將主觀當作客觀，自然教人難信。
“知人論世”是通過“以意逆志”的方法來實現(xiàn)的，習《齊詩》的董仲舒稱“《詩》無達詁”（《春秋繁露?精華》），習《魯詩》的劉向言“《詩》無通故”（《說苑?奉使》）。漢代經(jīng)學解《詩》的方法是“推”，即推究，《史記?儒林列傳》說“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nèi)外傳》數(shù)萬言”，董氏、劉氏和韓氏所用之法即是“以意逆志”，也即司馬遷所云“推”?！耙砸饽嬷尽笔怯山裣蚬欧赐频?，因此不妨“《詩》無達詁”?！巴啤对姟分狻倍_到數(shù)萬言，必然是向歷史文獻去搜求了，這樣，《詩經(jīng)》就不免成為歷史的證件，即所謂的“以《詩》證史”或“以史證《詩》”。
朱先生又說：
原來《毛傳》《鄭箋》雖為經(jīng)學家所遵奉，文士作詩，卻從不敢如法炮制，照他們的標準去用譬喻。因為那么一來，除非自己加注，恐怕就沒人懂。建安以來的作家，可以說沒有一個用過《傳》、《箋》式的“比興”作詩的。用《楚辭》式的譬喻作詩的倒有的是，阮籍是創(chuàng)始的人。不過這一種，連后來的比體在內(nèi)，也還是不多。賦體究竟是大宗。賦體詩中間卻不短譬喻，后世的“比”就以這種譬喻為多。就這種“比”及比體詩加以觸類引申，便是后世的“興”了。
朱先生的這些話說了這樣幾層意思，（1）漢代經(jīng)學解詩無非是打著“知人論世”幌子的穿鑿附會，以《詩》證史；（2）按經(jīng)學家所描述的那樣“比興”作詩其實是不可能的；（3）《楚辭》式的比喻后世運用者極多；（4）賦體是寫詩的大宗，盡管不如“比興”那般受到推崇；（5）賦體詩中間以譬喻，是后世用“比”最多的情況；（6）這類賦體詩中間用之“比”，加以引申，就是后世實際使用的“興”，它是建立在比體詩即詠史、游仙、艷情、詠物諸詩類的基礎之上的。這一看法和黎錦熙的見解類似。
我在以上諸先生觀點的基礎上再加以如下引申：（1）如果“《傳》、《箋》式‘比興’”并沒有被后人真正使用，因為學不會，那么它也未必被先秦人所真正使用過，那或許僅是一個子虛烏有的東西，僅是與創(chuàng)作實際脫節(jié)的批評理論、解釋學罷了；（2）后世的詩歌是在賦體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它的變化就體現(xiàn)在穿插其間的“比”之運用，以及引申此“比”而成的“興”之運用。這種后起的“比興”和“《傳》、《箋》式‘比興’”本不相干；（3）可見，“比興”并沒有一個定義一貫的歷史，如果有，那大概是虛構的；（4）漢以后的“比興”若要被重新置入詩學史來考察，必須先作為活生生的作詩方法，而不是事后的解釋。
回到本節(jié)開頭所提的問題：要論定經(jīng)學范疇的“比興”有一般詩學的意義，必定是發(fā)昏了。其中所隱伏的理論上的難題，亦是無法解開的。
第三節(jié) 《離騷》被編入詩經(jīng)解釋學譜系
與對“比興”的解釋有著緊密聯(lián)系的是漢人對《離騷》的評論，漢人有著明顯的沖動，要把《楚辭》納入到他們的詩經(jīng)解釋學譜系中去，其思路就是提出屈原的創(chuàng)作是遵循了《詩經(jīng)》的“比興”方法的。
漢初的帝王都熟悉和喜歡楚文化。漢高祖是楚人，《漢書?禮樂志》說“高祖樂楚聲”，漢武帝曾命淮南王劉安作《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漢書?淮南王安傳》）。屈原及《楚辭》正是在這種親楚的政治背景下受到重視的。劉安對屈原及其創(chuàng)作評價極高。他撰《離騷經(jīng)章句》（原文已經(jīng)失傳），尊《離騷》為經(jīng)，以上接《詩經(jīng)》。司馬遷、班固、王逸和后來的劉勰都援引了劉安的基本觀點。
司馬遷《史記》極贊屈原，云：
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秶L》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涅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這一段話，大概就本之于劉安?；疽馑际?，屈原寫作《離騷》，是學習了《詩經(jīng)》。《離騷》動機是怨，但卻能做到如《國風》好色而不淫，如《小雅》怨誹而不亂，兩者的好處兼有。它稱述歷史，來諷刺當世之政治，其特點是“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司馬遷還說：“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保ā妒酚?太史公自序》）目的是諷諫，方法是“比興”。屈原是崇高的，他的志向與品格，可以與日月爭光。這樣，屈原的《離騷》就繼承而超越了《詩經(jīng)》，被高標為詩人學習的榜樣。
漢代另一大史學家班固也與劉安、司馬遷同調，《漢書?藝文志》云：“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后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竟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鼻f適注：“漢時詩中偶有興體，賦頌則無之?！边@里，班固揚屈原，貶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和揚雄，就是看他們是否繼承《詩經(jīng)》，體現(xiàn)諷諭的精神。
其實，把《離騷》與《詩經(jīng)》聯(lián)系起來，是一種相當保守的美學觀，果不其然，班固的《離騷序》質疑劉安稱譽屈原之志“可與日月爭光”“似過其真”，又批評屈原道：
且君子道窮，命矣?！省洞笱拧吩唬骸凹让髑艺?，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shù)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系狂狷景行之士。多稱昆侖、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jīng)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
班固的意思是，屈原露才揚己，不能明哲保身，為狂狷之士，詩中那些神話式的想象并不見于經(jīng)籍，劉安把他夸過頭了。班固的批評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屈原的人格志向和行事風格是否合乎經(jīng)典，二是《離騷》的美學風格是否合乎經(jīng)典。他的標準卻是一個，即須以經(jīng)典為準，鮮明地體現(xiàn)出班固保守的一面。他要守住經(jīng)典，就必定要對《離騷》有所貶抑，因為有證據(jù)說明，屈原作《離騷》有不依從《詩經(jīng)》之處。不過，詩經(jīng)闡釋學把楚辭收歸經(jīng)典的努力并不因為班固的批評而稍有猶疑。
稍晚于班固的王逸為后世貢獻了第一部完整的《楚辭》注本，他說：“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辭章句?離騷后敘》）又說：“《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保ā冻o章句?離騷序》）他的調子和司馬遷是一致的，“獨依詩人之義”“依詩取興”，說得何其明白。王逸對屈原人格的評價非常高，并強烈反對班固的質疑和貶低：
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于群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茍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
為了進一步證明班固貶低屈原是錯的，王逸再次把《離騷》和經(jīng)典聯(lián)系了起來：
夫《離騷》之文，依托《五經(jīng)》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鹥”，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敶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昆侖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這些用語帶有過重的情感色彩，卻并不能有助于《離騷》向五經(jīng)的攀援，反而讓人懷疑其牽強比附。這里僅就王逸所舉與《詩經(jīng)》有關者來分析一下。與“帝高陽之苗裔”相聯(lián)系的，是“厥初生民，時惟姜嫄”，詩句來自《大雅?生民》，姜嫄為高辛氏之妃，后稷之母。詩意謂周族的祖先是姜嫄所生?！峨x騷》開首八句講自己的身世，把自己和楚族的遠祖高陽氏掛上去，亦無非是尊自己血統(tǒng)高貴，兩者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紉秋蘭以為佩”，則與《鄭風?有女同車》聯(lián)系上了，詩中云“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那確乎是一首情歌，孟姜不但容貌美麗，而且身上佩帶瓊琚之玉，追求她的男子和她同車遨游，發(fā)出鏘鏘之聲。不過，那至多只是說明佩花和佩玉同為貴族的行為罷了。其實屈原之佩花，與他的臣妾心態(tài)有關。
皮錫瑞云：“《楚辭》未嘗引經(jīng)，亦未道及孔子。宋玉始引《詩》素餐之語……”從考據(jù)的角度看，《離騷》詩篇中很難找得到《詩經(jīng)》影響的證據(jù)。屈原所有的詩歌，唯兩處有“詩”字，其一，《九章?悲回風》“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王逸注云：“賦，鋪也。詩，志也。言已守高眇之節(jié)，不用于世，則鋪陳其志，以自證明也?！逼涠?，《九歌?東君》：“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jié)。”王逸注：“展，舒?！焙榕d祖補注：“曰：展詩，猶陳詩也。會舞，猶合舞也?！痹娭杏谩霸姟弊?，指吟誦詩歌，是《楚辭》中用“詩”字的通例。如果這是對《詩經(jīng)》的援引，習《魯詩》的王逸必定不會輕輕放過。如果《離騷》中有其他證據(jù)可以證明其與《詩經(jīng)》之關系，他斷不會在反駁班固時如此牽強比附，有氣無力。其實，《楚辭》中更多是使用“辭”或“詞”，而非“詩”，這當是《楚辭》與《詩經(jīng)》分屬兩個詩歌系統(tǒng)之一證。
有一個例外，宋玉《九辯》中的“詩人”：“食不偷而為飽兮，衣不茍而為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愿托志乎素餐?！边@里“詩人”指《詩?伐檀》的作者，王逸注：“勤身修德，樂《伐檀》也?！薄安豢帐车?，而曠官也?！对姟吩疲骸司淤?，不素餮兮’。謂居位食祿，無有功德，名曰素餮也?！彼斡翊颂幰对娊?jīng)》，是用了本意，不過，與詩的內(nèi)容有關而與“比興”方法無關。
總之，在《離騷》中我們找不到與《詩經(jīng)》有關的主題之雷同、詩句之援引、人物之重復、典故之套用、寫法之模仿、句式之傳承……只讓我們覺得，屈原并沒有以《詩經(jīng)》為他創(chuàng)作的模范。
《文心雕龍》論到《楚辭》，主要有兩篇相關的，《辨騷》和《比興》。
先說《辨騷》。劉勰在篇中敘述了漢代圍繞屈原的爭論，認為班固的批評并不準確，是過分了。接下來，他的評析是毀譽參半：
將核其論，必征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guī)諷之旨也。虬龍以諭君子，云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
這是肯定之辭，以經(jīng)典為依據(jù)。說《離騷》對堯舜、禹湯的贊美，符合《尚書》的典則，對桀紂、羿澆的評論，符合《詩經(jīng)》諷刺的旨趣，《涉江》以虬龍比君子，《離騷》以云霓比喻小人，也運用了《詩經(jīng)》的“比興”手法?！栋й访恳淮位赝家I，《九辨》嘆息君王宮門有九重，也同于《詩經(jīng)》的忠怨精神。這四項看，是來自《風》《雅》。
至于托云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祷貎A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擿此四事，異乎經(jīng)典者也。
這是否定之辭，以不合于經(jīng)典為依據(jù)?！峨x騷》假托龍和云旗，說迂怪之事，讓云神豐隆訪求宓妃，托鴆鳥作媒求婚于娀女，是詭異之辭?！短靻枴氛f共工撞倒天柱使大地倒塌，后羿射下九個太陽，《招魂》說拔樹的巨人有九個腦袋，土地神有三只眼，是譎怪之談?！峨x騷》說要依照殷大夫彭咸投水自盡，《九章》說伍子胥在江水中求快意，那是狷狹之志。男女雜坐，亂而不分，日夜酗酒沉醉，以為歡娛，那是荒淫之意。這四項看，是不合于經(jīng)典的。
接下來劉勰總括一句“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夸誕則如此”，此為持平之論，然后筆鋒一轉，說：
固知《楚辭》者，體憲（一作慢）于三代，而風雅于戰(zhàn)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杰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镕經(jīng)意，亦自鑄偉辭。……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并能矣?！势鋽⑶樵梗瑒t郁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jié)候，則披文而見時?！湟卤辉~人，非一代也。
這是說，《楚辭》效法于三代《書》《詩》，又受到戰(zhàn)國風氣的浸染，雖不如《雅》《頌》，卻是辭賦的杰作。它能做到取用經(jīng)典又自創(chuàng)偉辭。其特點是抒發(fā)情感強烈動人，描寫山水聲色俱得，又能把握自然的節(jié)候來展開詩作。所以辭賦家得著其好處，并非一代啊。不過，《楚辭》的這些優(yōu)點，并不是學習經(jīng)典得來的?！段男牡颀?時序》說得更清楚：“屈平聯(lián)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云。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暐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睋Q言之，劉勰顯然以為，《楚辭》必定有超越《詩經(jīng)》之處，才會有那么大的影響?？磥?，劉勰評價《楚辭》，小心翼翼地遵守儒家的詩經(jīng)解釋學，同時也能做到知人論世，看到發(fā)展。
下面看《比興》。劉勰說：“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制《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諷刺道喪，故興義銷亡。于是賦頌先鳴，故比體云構；紛紜雜沓，信（倍）舊章矣。”（《文心雕龍?比興》）這里，“依《詩》制《騷》，諷兼比興”，顯然是來自劉安以降的主流見解。劉勰更重視的是在漢代賦體盛行，“日用乎比，月忘乎興”，比喻大規(guī)模地被運用，而興義卻銷亡了。黃叔琳評劉勰“義興銷亡”說云：“非特興義銷亡，即比體亦與《三百篇》中之比差別。大體是賦中之比，循聲逐影，擬諸形容，如《鶴鳴》之陳誨，《鴟鸮》之諷諭也?！保ā段男牡颀堓嬜ⅰ罚?/p>
朱自清斷言：“楚辭其實無所謂興?！保ā对娧灾颈妗罚?/p>
胡念貽也作了詳細辨析：
屈原詩中的這種比喻，不是通過章首起興的句式來表現(xiàn)，按說不應該和興相混。后世稱之為比興，是從《文心雕龍》而來?！侗扰d篇》比和興是分述的，這里卻合而言之。既然《楚辭》是“諷兼比興”，把它的比喻稱為“比興”，似乎就有根據(jù)了。然而它和《詩經(jīng)》中的“興兼比”完全不同。劉勰為什么說它“諷兼比興”呢？是根據(jù)王逸《楚辭章句》。這里（王逸）所說的“依《詩》取興”，是來自漢代經(jīng)師講《詩經(jīng)》“興義”的穿鑿附會之說。
胡氏的批評一針見血，不用再多辭費。
至此，漢代詩經(jīng)解釋學之譜系就大致清楚了，把《離騷》和《詩經(jīng)》掛上去，主要是因為漢人解《詩》的風氣所致。在劉安的時候，三家詩已經(jīng)受到尊崇，劉安由此定下了《離騷》繼承《詩經(jīng)》的基調，經(jīng)過司馬遷的大力推崇，即便班固的批評也是從《離騷》是否繼承《詩經(jīng)》著眼的，再經(jīng)過王逸對班固反論的爭辯，一直到劉勰都沒有人能推翻。
上文已證，通讀屈原的所有作品，沒有一處提到《詩經(jīng)》的。這說明屈原的創(chuàng)作既沒有把詩三百作為諷諫的榜樣，也沒有如先秦人般功利地斷章取義引詩。就文化背景而論，《楚辭》和《詩經(jīng)》更像是兩個并不相交的詩歌體類。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說：
惟荊楚之地，僻處南方。故老子之書，其說杳冥而深遠。及莊、列之徒承之，其旨遠，其義隱，其為文也，縱而后反；寓實于虛，肆以荒唐譎怪之詞，淵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測矣。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靈脩，芳草美人，托詞喻物，志潔行芳，符于二南之比興。而敘事紀游，遺塵超物，荒唐譎怪，復與莊、列相同。
劉氏把屈原的詩歌和老子、莊子和列子的南方風格相聯(lián)系，指出其具有“托詞喻物”“荒唐譎怪”“杳冥深遠”“縱而后反”“寓實于虛”諸美學品格。該說極是。
就創(chuàng)作而論，這兩種詩類亦有諸多不同。（1）詩體不同，從音調和句式看，一個是四言體的短詩，一個是使用“兮”字的五七言間用的抒情長詩，《詩經(jīng)》的音樂有風雅頌之分，而《楚辭》專用楚調。（2）主題不同，屈原賦集中于楚國的現(xiàn)實與將來以及他個人的命運，大量地調用了楚文化的神話譜系，而《詩經(jīng)》卻更多地背靠著中原農(nóng)耕文化，詩風樸質而簡約。（3）寫法也有很大不同，長篇抒情詩情感濃烈而想象夸張，有明確的抒情主人公，四言體詩就要質樸、婉約多了，篇幅也比較短小，其中的民歌不免常有同質化的現(xiàn)象。僅就比喻的運用而言，《楚辭》更多使用博喻，上文已有論列，可參看。（4）最重要的是，先秦并無詩歌“比興”之說，凡是論到《楚辭》之“比興”，無一不是漢儒給套上去的。換言之，若要把《楚辭》歸入漢代詩經(jīng)解釋學的道德譜系中去，非強拉硬拽不可。
漢代詩經(jīng)解釋學的“言志”“比興”“美刺”闡釋理論，不僅將《詩經(jīng)》變成了死的文獻和僵硬的道德說教，還把《楚辭》也引入到經(jīng)學解釋的譜系之中，復又因魏晉以后的理論家為了編織詩歌發(fā)展及其理論走向之歷史脈絡，不得不借助于“比興”概念作為經(jīng)線來串連之，終于造成了一個以“比興”為核心理念之詩歌史及其理論史。然而，那不過是被“言志”“比興”“美刺”一套系統(tǒng)所架起來的解釋史，它單調而乏味，并非真實發(fā)生了的。如果它還有所可取，則可能是“比”與“興”的循環(huán)解釋將道德概念組織為故事，使之在某種程度上轉換為游戲，從而產(chǎn)生考據(jù)的快感。此一詩經(jīng)解釋學固然有其當代政治教化之成因，然其嚴重后果卻是造成了詩歌理論與漢人詩歌創(chuàng)作之鮮活經(jīng)驗的脫節(jié)甚至斷裂。后人若要以“比興”來解釋活的詩歌創(chuàng)作，就不得不淡化甚至消解“美刺”。不過在漢儒，“比興”必指向“美刺”，“美刺”必借助于“比興”，缺一則不免唇亡齒寒。到此，我們可以說，以“美刺”為目的之“比興”理念及其歷史更像是一個神話。看來，當務之急是去考察漢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真相，而非糾纏于“比興”。
- 鄭振鐸：《讀〈毛詩序〉》，《古史辨》第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88—390頁。文中鄭先生對《毛詩》受到尊崇和攻詆的歷史有一清晰的描述。另當時有不少學者見解相同。顧頡剛斷云：“漢人因為要把三百五篇當諫書，所以只好把《詩經(jīng)》說成刺詩?！保欘R剛：《讀詩隨筆》，《古史辨》第3冊，第372頁。）聞一多幾乎同說：“漢人功利觀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課本。”（《匡齋尺牘》之六）羅根澤也云：“兩漢是封建功用主義的黃金時代，沒有奇跡而只是優(yōu)美的純文學書，似不能逃出被淘汰的厄運，然而詩經(jīng)卻很榮耀的享受那時的朝野上下的供奉，這不能不歸功于儒家的送給了它一件功用主義的外套，做了他的護身符?！詮挠腥耸苤τ弥髁x的驅使，將各不相謀的三百首詩湊在一起，這功用主義的外套便有了圖樣；從此你添一針，他綴一線，由是詩的地位逐漸崇高了，詩的真義逐漸汩沒了?！保ā吨袊膶W批評史》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1頁。）
- 經(jīng)學家們是干什么的？他們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根據(jù)經(jīng)典來解釋歷史，以為當今政治導向。漢初有一個著名的《齊詩》博士，叫轅固，他就和黃生在皇帝面前爭論過著名的“湯武革命”：黃生認為湯武并非受命，是為殺。轅固引經(jīng)據(jù)典，說湯武誅桀紂，為天子，是得了民心的正義之舉。主黃老刑名之學的黃生則引道家說云，“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貫于足”，上下畢竟有分，湯武雖是圣人，還是不該放桀、弒紂。轅固則道，如果依你之說，那么漢高祖取代秦做天子，也不對了。漢景帝裁定，吃肉不吃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言下之意是不主張湯武革命。轅固還和宗道家的竇太后辯儒道高低，被竇太后送到豬圈和野豬搏斗，差點死于豬口。從這個例可見，今文經(jīng)學的三家詩博士熱衷的是什么，簡直就是政治家啊?。▍⒖础稘h書?儒林傳》）
- 朱自清著：《詩言志辨》，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6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06—207頁。
- 朱自清著：《詩言志辨》，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6卷，第209、213頁。
- 孫詒讓撰：《周禮正義》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711—1725頁。
- 王小盾：《詩六義原始》，王昆吾：《中國早期藝術與宗教》，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296頁。
- 孫詒讓撰：《周禮正義》第7冊，第1842—1843頁。
- 《青溪集》卷2《詩論十三》，翁長森、蔣國榜輯：《金陵叢書》乙集之十，上元蔣氏慎修書屋，1914—1916年，第62頁。朱熹說：“《詩序》實不足信?！舐使湃俗髟?，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才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么道理？”（《朱子語類》卷80）
- 《后漢書?馮衍傳》馮衍《顯志賦》“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句注。“賢人見其萌”句“賢人”原為“大人”，據(jù)王先謙說改。
-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668—2670頁。
- 崔述《讀風偶識》云：“細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寫其哀樂之情耳，蓋先儒誤以夫婦之情為私，是以曲為之解。不知情之所發(fā)，五倫為最。五倫始于夫婦，故十五國風中，男女夫婦之言尤多?！贝奘现饣驗橐徽f，不過崔氏為清人，他的觀點近于現(xiàn)代人，古人可未必誤讀夫婦之情為私，他自己倒極可能是“曲為之解”了。
- 方玉潤撰、李先耕點校：《詩經(jīng)原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85頁。
- 項安世：《項氏家說》卷4，《叢書集成初編》242，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47頁。
- 王先謙撰：《詩三家義集疏》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9頁。
- 長于《洪范》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的李尋也以《十月之交》說陰陽：“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tǒng)，陰陽之終始也?！┧疄闇势剑醯拦廾?，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踴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師古曰：‘《周書?洪范》之辭也?！╆巹佣?，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踴，與雨水并為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燁燁，光貌。寧，安也。令，善也。言陰陽失和，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故百川又沸騰。’）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解在《劉向傳》。’）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保ā稘h書?李尋傳》）
- 此二句為鄭玄《詩譜序》語。
- 王先謙撰：《詩三家義集疏》上，第11頁。
- 阮元撰：《研經(jīng)室續(xù)集》卷1，《研經(jīng)室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89頁。
- 朱自清著：《詩言志辨》，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6卷，第249頁。
- 《鄭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鸤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一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li>
- 黃侃撰：《文心雕龍札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69—170頁。
- 黎錦熙著：《修辭學比興篇》，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65—67頁。
- 朱自清著：《詩言志辨》，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6卷，第153頁。
- 《史記?儒林列傳》：“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nèi)外傳數(shù)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茨腺S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li>
- 朱自清著：《詩言志辨》，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6卷，第228—229頁。
- 劉安的詩學觀，可以參之以他的《淮南子?泰族訓》：“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蛾P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于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保▌仓哒T注：《淮南子》，《諸子集成》第7冊，上海：世界書局，1925年，第353頁。）
- 洪興祖撰：《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49—50頁。
- 皮氏下面又說：“按楚莊王之左史倚相、觀射父、白公、子張諸人在春秋時已引經(jīng)，不應六國時猶未聞孔教?！冻o》蓋偶未道及，而實兼有《國風》、《小雅》之遺?！保ā督?jīng)學通論?詩》）按：后一句劉安以來之舊說?！冻o》未引經(jīng)與倚相諸人已引經(jīng)，實為兩回事，皮氏曲為之說而已。
- 《大招》：“二八接舞，投詩賦只?！薄洞笳小纷髡咄跻菡J為是屈原或景差，今人多認為非屈原所作。王褒《九懷?陶壅》：“悲九州兮靡君，撫軾嘆兮作詩?！眹兰伞栋r命》：“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屬詩。”這些“詩”字用法都同于屈原賦。
- 有意思的是，《伐檀》詩出《魏風》，而句中用了“兮”字，似可注意。
- 范文瀾注《文心雕龍》云：“‘體慢’應據(jù)唐寫本作‘體憲’?！?/li>
- 胡念貽：《論賦比興》，《文學評論叢刊》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8年，第64—65頁。
- 劉師培著：《劉師培全集》第1冊，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第558頁。
- 以上三點，王國維已有論列：“然就屈子文學之形式言之，則所負于南方學派者，抑又不少。彼之豐富之想象力，實與《莊》《列》為近。《天問》、《遠游》鑿空之談，求女謬悠之語，莊語之不足，而繼之以諧，于是思想之游戲，更為自由矣。變《三百篇》之體而為長句，變短什而為長篇，于是感情之發(fā)表，更為宛轉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學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開之?！保ā肚游膶W之精神》）
- 范文瀾說：“以《離騷》為首的《楚辭》，與《詩》三百篇起源不同，據(jù)儒家經(jīng)義來評論《楚辭》，是儒家的迂見，《楚辭》的真實價值并不在于符合儒家的經(jīng)義，恰恰相反，正在于不受儒家經(jīng)義的拘束?！保ā吨袊ㄊ泛喚帯沸抻啽镜?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2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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