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歷史的道德化與神異化

——殷周之際的歷史在正統(tǒng)敘事與民間敘事中的不同表現(xiàn)

《封神演義》雖為神魔小說，但大部分故事皆有歷史記載或民間傳說的依據(jù)，對這些故事在宋元以前的各部典籍中相應(yīng)的歷史本事的考索，曾是近代、民國、當(dāng)代臺灣及海外《封神演義》研究的一項(xiàng)重要內(nèi)容，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這些研究多局限于文獻(xiàn)層面的鉤沉索隱，偏重于考察書中人物或故事的原始出處，缺少對文獻(xiàn)的是非真?zhèn)蔚谋嫖黾捌湮幕馓N(yùn)的闡釋，尤其缺少關(guān)于宋元以前的武王伐紂故事對“封神”系列作品的影響的探討。有鑒于此，本章擬在梳理殷周之際的基本書獻(xiàn)、概述武王伐紂故事的歷史本事的基礎(chǔ)上，重點(diǎn)討論正統(tǒng)敘事對武王伐紂故事的道德化，民間敘事對武王伐紂故事的神異化，以及宋元以前的武王伐紂故事對“封神”系列作品的影響等三個問題，以期從源頭上揭示《封神演義》的文化基因及其在思想、藝術(shù)上的若干矛盾之處的根源所在。

第一節(jié) 武王伐紂故事的歷史本事

“歷史”一詞有兩個常用的義項(xiàng)，一個是“過去的事實(shí)”，一個是“過去事實(shí)的記載”?！斑^去的事實(shí)”是歷史的本體，不因人的主觀因素而移易，具有客觀性、唯一性的特質(zhì)；“過去事實(shí)的記載”則是對歷史本體的追憶、書寫，乃至重構(gòu)，受到人的現(xiàn)實(shí)經(jīng)驗(yàn)的影響，具有主觀性、相對性的特質(zhì)。歷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使“過去事實(shí)的記載”越來越趨近于“過去的事實(shí)”。就殷周易代之際的歷史而言，因?yàn)闀r代的久遠(yuǎn)，文獻(xiàn)的不足，文字的隔膜，以及書寫者或有意或無意的增刪竄改，雖然我們可以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對現(xiàn)有材料做一些甄別考訂的工作，但卻無法確知這段歷史的真實(shí)面目。本書無力也無意探究這段歷史的真相，一則這是專門的歷史研究者和考古工作者的領(lǐng)域，超出了筆者學(xué)養(yǎng)和能力的范圍；二則雖然本書也會涉及歷史真相的問題，但歷史真相的問題與本書所要討論的問題并無實(shí)質(zhì)性聯(lián)系。因?yàn)楸緯懻撘笾苁返哪康?，是要從影響和接受的角度，探討這段歷史是怎樣影響宋元以來的“封神”系列作品，“封神”系列作品的編者又是怎樣認(rèn)識和重塑這段歷史。而無論作為影響的主體還是接受的對象，發(fā)生作用的都不是“過去的事實(shí)”，而是“過去事實(shí)的記載”，而且是那些在古代社會中通行的、為民眾所普遍接受的記載。所以本書所謂的“歷史本事”，只具有一般知識背景的意義，而不具有終極歷史本體的意義。

綜合《尚書》《詩經(jīng)》《逸周書》《史記》等傳世文獻(xiàn)和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獻(xiàn)，并參考前賢時彥的研究成果，武王伐紂故事的歷史本事大致如下：

商本是興起于黃河中下游的一個古老部落，傳說商的始祖名契。夏代末年，夏王桀暴虐無道，民心叛離。商的首領(lǐng)湯以伊尹為佐，趁夏亂而滅夏。商代后期，統(tǒng)治階級越來越腐化，到了商末帝辛?xí)r，情況尤為嚴(yán)重。帝辛名紂（或作受），是一位天分甚高，但驕傲拒諫、生活奢侈的人物。他虐殺賢臣，重用奸佞，致使統(tǒng)治集團(tuán)分崩離析；嚴(yán)刑苛法，橫征暴斂，引起人民的憤恨；窮兵黷武，肆行征伐，致使國力空虛。由于商統(tǒng)治力量的削弱，商的屬國周便乘機(jī)壯大自己的實(shí)力。周是興起于渭水中游黃土高原上的一個古老部落，相傳周的始祖為后稷。自后稷二十幾傳至公亶父，他遷周族于岐山之陽的周原。公亶父之后，季歷繼位。季歷死，子昌立，是為周文王。文王對內(nèi)注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善于選賢任能，并發(fā)動了對犬戎、密、耆（即黎）、邘、崇等國的戰(zhàn)爭，為周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但終文王之世，周人未能擺脫商王朝的控制。文王崩，子發(fā)立，是為武王。武王十一年（武王即位后四年）東征伐紂，二月甲子日在朝歌郊外的牧野和紂軍決戰(zhàn)，紂王兵敗后自焚而死。周滅商后，封紂子武庚于商都，利用他統(tǒng)治殷遺民。兩年后，武王崩，子成王誦年幼，武王弟周公旦代政。此時內(nèi)政不穩(wěn)，武庚借機(jī)勾結(jié)周朝的管叔、蔡叔，發(fā)動武裝叛亂。周公出兵東征，經(jīng)過三年戰(zhàn)爭，削平了叛亂，遷商民于洛水北岸，興建成周城；同時大封諸侯，建立起全新的封建秩序。

將武王伐紂故事的歷史本事與“封神”系列作品對這一題材的演繹相比較，同時參照研究者對這段歷史的一些誤解與歧義，我們可以歸納出如下五個值得研究者特別注意的問題。

一、殷周的關(guān)系：君臣性質(zhì)，而非鄰國

為抬高《封神演義》的思想意義，一些學(xué)者指出殷周關(guān)系本系國與國之間的關(guān)系，《封神演義》將其改造為君臣關(guān)系，鼓吹君若無道，臣民可以伐之的主題。但驗(yàn)諸歷史文獻(xiàn)，這種觀點(diǎn)并不成立。

周和商很早就發(fā)生了關(guān)系。武丁時期的卜辭中有“令周侯”和“璞（伐）周”的記載?！兑捉?jīng)》中載武丁伐鬼方，周人助戰(zhàn)，并因功受賞?？梢娭茉谖涠r已然臣服于商，接受了商王朝邊侯的封號。公亶父之后，季歷繼位。季歷又稱王季，是一位很有作為的周族首領(lǐng)，他在位期間周人漸漸強(qiáng)盛。季歷在位時正值晚商的武乙、文丁時代，基于共同對付晉境戎狄的需要，商周處于相互合作的關(guān)系。但因?yàn)樯虛?dān)心周的勢力過于強(qiáng)大，所以商王文丁后來殺掉了季歷。周文王特別注意處理好和商的關(guān)系，保持小心翼翼以服事殷的態(tài)度。周原甲骨文中有一條“彝文武帝乙”的卜辭?！拔奈涞垡摇笔且蟮垡业漠惙Q，他是紂王的父親。周原甲骨文中有帝乙的名號，說明在周原可能有殷商的宗廟，殷紂王曾經(jīng)到過周原，故有祭祀其父文武帝乙之辭。這是周文王確系殷商的諸侯的一個有力證明。

可見殷周的關(guān)系雖與后世的君臣關(guān)系不完全相同，但確有后世君臣關(guān)系的特征，而非平等的國與國之間的關(guān)系。這不僅是歷史事實(shí)，而且也是歷代學(xué)者文人的共識與常識，《封神演義》的編撰者自然也是在這一常識的基礎(chǔ)上編撰故事，而非重塑歷史。

二、殷紂的統(tǒng)治：內(nèi)行不道，外肆征伐

歷史上的紂王，到底是一個功過參半的悲劇人物，還是一個內(nèi)行不道、外肆征伐的暴君，這是學(xué)界迄今聚訟未休的一樁公案。根據(jù)歷代學(xué)者的考證，我們可以初步斷定歷史上的紂王并不像傳說中那樣壞，也沒有像傳說中那么多的惡行。但就通行的文獻(xiàn)記載而言，紂王又的確是一個內(nèi)行不道、外肆征伐的暴君形象。

武丁以后，商朝的統(tǒng)治階級越來越腐化，《尚書·無逸》說：“自時厥后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到了末帝辛?xí)r，情況更為嚴(yán)重。帝辛名紂（或作受），為帝乙之子。《史記·殷本紀(jì)》說他“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傳說中更有“能索鐵伸鉤，撫梁易柱”的神力，是一位天分甚高的人物。但是紂驕傲拒諫，生活奢侈。史書上說他“作瓊室，立玉門”，“厚賦稅以實(shí)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在邯鄲以南、朝歌（今河南淇縣）以北的廣大區(qū)域里建造離宮別館。又“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西周時銅器銘文說“唯殷邊侯、甸雩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梢姶笮」倭艧o不沉湎于奢侈、腐化的生活之中。甚至一部分平民也耽于享樂，出現(xiàn)了“庶群自酒，腥聞在上”的現(xiàn)象。

紂王自矜才力而疏遠(yuǎn)舊臣。《尚書·微子》說他“咈其耈長，舊有位人”?！渡袝つ潦摹氛f他把“四方多罪逋逃之人”安插在“大夫卿士”的位置上面。讒毀善諛的費(fèi)仲、惡來、崇侯虎等人得到重用，賢臣比干、箕子、微子、商容等則遭到誅殺和廢逐，致使商朝的太師、少師、內(nèi)史等官員持祭器、樂器、圖法等叛紂奔周。紂王失去了一部分實(shí)力雄厚的貴族的支持，統(tǒng)治集團(tuán)遂陷于分崩離析的狀態(tài)。紂兄微子曾說：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可見當(dāng)時商朝的形勢已經(jīng)岌岌可危。

西周初期的歷史文獻(xiàn)中也多有指責(zé)紂王淫暴的記載，如在《尚書·酒浩》中，周公以紂王君臣酗酒亡國為戒，警告成王說：

我聞亦惟曰，在今后嗣王（即紂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

這就是說，紂王酗酒淫樂，不遵法度，威儀盡失，民眾都痛心疾首。如《詩經(jīng)·大雅·蕩》的作者，借文王之口對紂王及其貴族的淫暴予以生動的描述：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強(qiáng)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強(qiáng)御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nèi)。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cè)。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nèi)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詩人指出，由于商紂等統(tǒng)治階級的腐化墮落，橫征暴斂，引起全國人民乃至外族鬼方的憤怒和敵視。

致使殷商覆滅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許多方國部落對商朝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紂王醢九侯、脯鄂侯，囚禁周族首領(lǐng)西伯于羑里，使得不少方國部落叛紂歸周。這時候，紂仍不改悔，他集中大量兵力于殷西太行山區(qū)的黎地，準(zhǔn)備向西北各族發(fā)動大規(guī)模進(jìn)攻。但是，由于東南地區(qū)力量空虛，東夷各部遂乘機(jī)叛亂。這就是《左傳·昭公四年》所說的“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紂王于是向東夷大舉用兵，雖然取得不少勝利，但也耗損了國力，使商朝走向覆滅，所以《左傳·昭公十一年》說“紂克東夷，而殞其身”。由于商統(tǒng)治力量的削弱，商的屬國周乘機(jī)壯大自己的力量。史傳文王時期管領(lǐng)江、漢、汝等諸小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后來的周人說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雖系夸張之詞，但也可以看出此時周族實(shí)力的強(qiáng)大。文王死后三年，武王興師伐紂，牧野之戰(zhàn)兵敗后，紂王自焚，商王朝壽終正寢，周王朝取而代之。

三、文王的策略：韜晦待時，遠(yuǎn)交近攻

歷代儒家學(xué)者及“封神”系列作品的作者都極力美化文王的仁政和至德，將其描繪為廣行仁政、忠心事主的人倫典范，而有意回避或忽略其韜晦待時、遠(yuǎn)交近攻的事實(shí)。實(shí)際上，文王之所以始終小心翼翼地服事殷商，只是迫于當(dāng)時形勢的“知時”之舉，而非如孔子所謂的“至德”所致。周人實(shí)力本遜于商，之所以能一戰(zhàn)克商，最主要的原因是善于運(yùn)用戰(zhàn)略，對內(nèi)重視民生，選賢任能，對外遠(yuǎn)交近攻，步步為營，逐步構(gòu)成對商人的包抄。文王長期的準(zhǔn)備和經(jīng)營，為周朝建立奠定了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

在內(nèi)政方面，文王注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增強(qiáng)經(jīng)濟(jì)實(shí)力，周原地區(qū)得到進(jìn)一步開發(fā)?！对娊?jīng)·天作》篇說“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渡袝o逸》說“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鬃釉晕耐酢镑鋈欢?，幾然而長，眼如望羊”，是一副奔波勞累的形象。另外的古書又說，文王宣布了“罪人不孥”“有亡荒閱”的法令。“罪人不孥”是不把罪人的家屬沒籍為奴?！坝型龌拈啞笔翘油龅呐`必須找回來。他還推行“耕者九一”的辦法，把勞動地租制度化。文王還以照顧鰥、寡、孤、獨(dú)的措施團(tuán)結(jié)族眾，“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同時，文王特別善于選賢任能。在興周的過程中，太公望受到了重用?！妒酚洝R太公世家》記載：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彨，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于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dāng)有圣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惫侍栔弧疤?，載與俱歸，立為師。

西伯即周文王，太公是文王的祖父，后來稱作太王。文王還任用賢臣如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鬻子、辛甲大夫等。其中一些賢臣是方國部落的首領(lǐng)。通過這些措施，提高了周在遠(yuǎn)近的方國部落中的威望。相傳虞、芮兩國爭訟，入周請文王評判，見周民俗淳樸謙讓，自覺慚愧，遂彼此相諒而歸。許多方國部落聞此事而歸服于周。

在外政方面，文王注意處理好和商的關(guān)系，保持小心翼翼服事殷王的態(tài)度。周原甲骨文中有一條“彝文武帝乙”的卜辭?！拔奈涞垡摇笔且蟮垡业漠惙Q，他是紂王的父親。周原甲骨文中有帝乙的名號，說明在周原可能有殷商的宗廟，周文王已成為殷商的一方諸侯。但同時，周文王又受命稱王。所謂“受命”就是受上帝之命。《詩·大雅·皇矣》寫道：“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jiān)觀四方，求民之莫?！?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他稱王以后，便開始四出征伐。首先討伐的是西北方面的犬戎，又伐密須（今甘肅靈臺西南），以求穩(wěn)定后方。不久又向東發(fā)展，發(fā)動伐耆（即黎，今山西黎城東北）、伐邘（今河南沁陽市西北）、伐崇（今陜西西安市鄠邑區(qū)東）的戰(zhàn)爭。文王伐黎使殷商有識之士大為震驚，商臣祖伊勸諫紂王，認(rèn)為此事是“天既訖我殷命”和“殷之即喪”的象征。紂王卻不以為然，說：“我生不有命在天？”邘地在商朝西南的畋獵區(qū)，占領(lǐng)此地即打開了殷商的門戶。崇在豫西嵩山附近，城墻高大堅(jiān)固，經(jīng)過月余才攻打下來。崇侯虎是商王的親信，周滅崇使商王朝失去了在渭水流域的一個重要立足點(diǎn)?！对娊?jīng)·文王有聲》說：“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周滅崇后，遷都于豐（今陜西西安市長安區(qū)），鞏固了周人對渭水流域諸部落的統(tǒng)治。周族在統(tǒng)一西方各部族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國家。但終文王之世，周人未能擺脫商王朝的控制。

四、武王的征伐：一戰(zhàn)而捷，戰(zhàn)爭慘烈

武王伐紂本是歷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戰(zhàn)爭，但留存下來的歷史資料卻很少。從這些資料中，我們知道這場戰(zhàn)爭時間較短，真正的決戰(zhàn)是朝歌郊外的牧野之戰(zhàn)，戰(zhàn)爭很慘烈，雖然“前徒倒戈”，卻仍“血流漂杵”。并非如一些儒家學(xué)者美化的那樣前歌后舞、兵不血刃，也并不像“封神”系列作品所渲染的那樣曠日持久、跌宕起伏。

周遷豐次年，文王崩，子發(fā)立，是為武王。武王即位后，遷都于鎬（今陜西西安市長安區(qū)），積極準(zhǔn)備伐商。武王注重網(wǎng)羅人才。他說：“受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亂臣”指有才能的治國理亂之臣。武王的“亂臣”主要有召公、畢公、毛叔鄭，以及文王舊臣師尚父、散宜生、泰顛、閎夭等。師尚父即太公望，在武王伐紂的過程中，師尚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時商王朝處于矛盾重重、內(nèi)外交困的狀態(tài)，失去了對周的防御能力。據(jù)《史記·周本紀(jì)》，武王九年（武王即位后二年）曾“東觀兵，至于盟津（今河南孟津縣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武王審時度勢，認(rèn)為時機(jī)尚未完全成熟，所以命令退兵。又二年，直到紂王殺比干、囚箕子，陷于徹底孤立的時候，武王認(rèn)為滅商時機(jī)已到，發(fā)動了真正的伐商戰(zhàn)爭。武王十一年元月周師出發(fā)東征，除了主力軍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外，還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方國和部族的成員。二月間周軍從孟津渡過黃河，東北行，經(jīng)過懷（今河南武陟縣西南）、共頭（今河南輝縣）等地奔赴朝歌（今河南淇縣）。這個月的甲子日的早晨，武王在朝歌郊外的牧野和紂軍決戰(zhàn)。戰(zhàn)前，武王誓師。在誓辭中，武王歷數(shù)紂王的罪惡，勉勵官兵“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這時候雖然“殷商之旅，其會如林”，但“紂師雖眾，皆無戰(zhàn)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zhàn)，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王兵敗后，逃奔鹿臺自焚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懸于大白之旗示眾。次日，武王在商王宮殿里登基受命，尹逸宣讀祝文：“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于昊天上帝?！?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武王再拜稽首，表示“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周滅商后，封紂王之子武庚于商都，利用他統(tǒng)治殷商遺民。把商的王畿分為邶、衛(wèi)、鄘三個封區(qū)，分別由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統(tǒng)治，以監(jiān)視武庚，謂之“三監(jiān)”。命令釋放被囚禁的箕子和百姓，表彰賢人商容和諍臣比干，將商朝囤積在鹿臺和巨橋的糧食財(cái)物散發(fā)給民眾。命人遷九鼎寶玉歸周，表明天命與王權(quán)的更迭。并派軍征伐商王畿及其附近的戲方、靡、陳、衛(wèi)、磨、宣方、蜀、厲等方國部落，鞏固滅商戰(zhàn)爭的成果。該年四月間，武王率軍返歸鎬京。

五、戰(zhàn)爭的結(jié)果：滅商立周，后患未絕

武王伐紂戰(zhàn)爭，尤其是牧野之戰(zhàn)后紂王自焚，是商滅周興的標(biāo)志。但此時商的殘余勢力只是迫于形勢、暫時歸附而已，在三監(jiān)叛亂、周公東征后，周人才真正征服了商人。這與“封神”系列作品所寫的在牧野之戰(zhàn)后便刀槍入庫、大封諸侯，天下從此太平是有很大差別的。

周王朝建立兩年，武王崩，子成王誦年幼，武王弟周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dāng)唷?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管叔、蔡叔對此不滿，周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發(fā)生矛盾。以武庚為首的商人殘余勢力乘機(jī)勾結(jié)管叔、蔡叔，發(fā)動徐、奄、熊、盈等東方部落，進(jìn)行大規(guī)模的武裝叛亂。周公出兵東征，經(jīng)過三年戰(zhàn)爭，削平了叛亂。通過這次戰(zhàn)爭，周人才真正征服了商人，把自己的勢力延伸到黃河下游，南及淮河流域。在鎮(zhèn)壓武庚叛亂后，周統(tǒng)治者把參加叛亂的殷商頑民強(qiáng)制遷徙到洛水北岸，命令他們興建成周城（今河南洛陽東）。這座城成為周人控制東方地區(qū)的政治軍事樞紐。

在興建成周城的同時，周統(tǒng)治者大封諸侯，全面建立起新的封建秩序。周初封建的諸侯，最多的是同姓子弟?！盾髯印と逍分^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dú)居五十三人”?！蹲髠鳌ふ压四辍分^“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除同姓諸侯外，還有異姓的諸侯，其中有些是周人的親戚，還有些是歸附周人的小國首領(lǐng)，即所謂神農(nóng)、黃帝、堯、舜、禹的后裔。在當(dāng)時的封國中，最重要的是魯、齊、衛(wèi)、晉、燕、宋等國。其中太公望受封于齊，建國于營丘（今山東淄博市臨淄北）。

第二節(jié) 歷史的道德化

——正統(tǒng)敘事中的武王伐紂故事

討論武王伐紂故事在正統(tǒng)敘事中的表現(xiàn)，首先涉及的問題是史料的甄別，即在宋元以前，尤其是先秦兩漢的典籍中，哪些屬于正統(tǒng)敘事的范圍，哪些屬于民間敘事的范圍。本書所謂的正統(tǒng)敘事，主要是指出于儒家學(xué)者或受過儒家文化熏陶者之手、以儒家思想為主導(dǎo)、具有歷史道德化傾向和雅正風(fēng)格的歷史記載和評論；本書所謂的民間敘事，主要是指源自民間社會相對多元的文化氛圍、不以儒家思想為主導(dǎo)、帶有野史傳說的性質(zhì)和神異色彩的歷史記載和評論。按照這個界定，儒家的經(jīng)典文獻(xiàn)，主要是十三經(jīng)及其注疏無疑是正統(tǒng)敘事中最重要的文獻(xiàn)；其次是正史，如《史記》《漢書》等；再次是子部中的儒家文獻(xiàn)，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揚(yáng)雄的《法言》等；再次則是集部中一些明顯帶有儒家思想色彩的詩文。但文獻(xiàn)的實(shí)際狀況又絕非這樣整齊劃一，首先是正統(tǒng)敘事中一些元典性質(zhì)的文獻(xiàn)本來就是樸素的歷史記錄，后雖被儒家學(xué)者納入儒家經(jīng)典文獻(xiàn)的范圍，并可能經(jīng)過一定程度的改造，但其記錄歷史事實(shí)的性質(zhì)仍在，哪些是原始的歷史記錄，哪些是后期改造的結(jié)果，這就需要我們做仔細(xì)的鑒別；其次是在正統(tǒng)敘事的文獻(xiàn)中，往往羼入很多民間敘事的內(nèi)容，而民間敘事的內(nèi)容也主要是以散見的方式存在于各種正統(tǒng)、非正統(tǒng)以及處于中間狀態(tài)的文本中，到底哪些是正統(tǒng)敘事的內(nèi)容，哪些是民間敘事的內(nèi)容，這也需要我們做審慎的界定。所以本書對于史料性質(zhì)的界定，一方面依據(jù)文獻(xiàn)本身是否為儒家經(jīng)典文獻(xiàn)，另一方面又依據(jù)文獻(xiàn)具體內(nèi)容是否具有正統(tǒng)的性質(zhì)。

周人在伐紂滅商后，在思想文化領(lǐng)域必然要做兩件事：一是總結(jié)伐紂戰(zhàn)爭勝利的原因，周人國力本遜于商，何以能在伐紂戰(zhàn)爭中取得如此突如其來的巨大勝利；二是為自己政權(quán)的合法性辯護(hù)，從天命、民心、道德等方面為殷周易代的事實(shí)尋找合理的解釋。在這一總結(jié)和反思的過程中，周人產(chǎn)生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以民意民心為主的歷史觀和“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具有德治主義特征的政治觀，開啟了儒家歷史思想和政治觀念的先河。后代的儒家學(xué)者不僅把這套理論發(fā)揚(yáng)光大，演變?yōu)槿收醯赖恼螌W(xué)說，而且還以這套理論來反觀歷史、改造歷史，使歷史帶有了濃重的道德化特征。這套理論與“封神”系列作品的文化意蘊(yùn)息息相關(guān)，我們甚至可以說，在周人及儒家學(xué)者對殷周易代這段歷史的解釋中，已然孕育了《封神演義》的若干主要思想傾向。以下主要從殷周之際歷史觀念的嬗變，后代儒家學(xué)者對這段歷史的道德化闡釋，以及儒家學(xué)者對這段歷史的質(zhì)疑和重塑等三個方面分別予以說明。

一、殷周之際歷史觀念的嬗變

殷周之際的歷史觀念，經(jīng)歷了從殷人的神意天命史觀到周人的民意天命史觀的嬗變。以下對這兩種歷史觀念分別予以說明。

1.殷人的神意天命史觀

據(jù)《史記·殷本紀(jì)》記載：

西伯伐饑國（即耆，或稱黎），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維王淫虐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

可見，紂王認(rèn)為自己是天帝的代表，他的命運(yùn)由天帝來處置和決定。這正是殷人的神意史觀即其宗教天命觀的反映。這種神意史觀認(rèn)為宇宙間存在著至上的主宰神，稱作“帝”“天”，天帝具有絕對權(quán)威，人間的一切事情都是由天帝安排的?！兑笮鏁跚熬帯分械牟忿o說：

帝令雨足年。貞：帝令雨弗其足年。

這是說年成的好壞是由天帝決定的，天帝可以使一年風(fēng)調(diào)雨順，也可以讓一年雨水不足。《尚書·高宗肜日》說：

惟天監(jiān)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

這是說天帝的職責(zé)之一，就是監(jiān)督下界的百姓，決定他們的福禍壽夭?！渡袝けP庚中》說：

予迓續(xù)乃命于天。

這是說地上的君王是受命于天的，是天帝賦予了君王統(tǒng)治百姓的權(quán)力。同時，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商人的神是族群專有的守護(hù)者，而不是對所有族群一視同仁的超氏族神。這一觀念也對殷人神意史觀的形成也有重要影響?？傊?，殷人的這種“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的神意史觀，認(rèn)為天命主宰著人類的命運(yùn)，人類歷史的發(fā)展是由天意決定的，王權(quán)是天意的產(chǎn)物，而民意不能對天命賦予的王權(quán)產(chǎn)生什么影響。

2.周人的民意天命史觀

殷人認(rèn)為天命及天命所賦予的王權(quán)不會因民意或人事而改變，但殷周鼎革之際的歷史巨變在現(xiàn)實(shí)上摧毀了這一信念。周人在殷人的廢墟上建立新朝的同時，也對天命的觀念進(jìn)行反思，并對殷周鼎革的歷史及自身政權(quán)的合法性作出新的闡釋。

在事實(shí)層面上，由曾受命于天的商王朝被周王朝取代的歷史事實(shí)，周人很自然地得出“天命靡?！保刺烀⒎枪潭ú蛔兊挠^念：

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系奂让钣谥芊?。

意思是說天帝將原來賦予商人的天命改變了，將之重新賦予了周人；周朝雖然是個舊國，但既然是天命之所歸，那么商人的后代就應(yīng)該臣服于周的統(tǒng)治。

在理論層面上，周人反思殷周鼎革的歷史，追問天命改變的原因，得出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觀念，上帝賜周以天命，是由于商人失德，而周人卻勤勉修德；天帝的身份，由商人的族群守護(hù)神轉(zhuǎn)變?yōu)樽o(hù)佑天下萬民的道德神。西周早期文獻(xiàn)對此多有記載：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jīng)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炷舜竺耐酰烊忠?，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

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可見周初統(tǒng)治者仍然承認(rèn)天的無上權(quán)威，但認(rèn)為天命是可以改變的，天帝不講私情，只青睞于德行卓越的統(tǒng)治者。周人之所以能夠取代商，就是因?yàn)樘斓鄹淖兞颂烀?，而天帝改變天命的原因，則是因?yàn)樯碳q王不敬守天命，不勤修德行，生活腐化墮落；周文王、周武王則能實(shí)行德政，慎用刑罰，善待百姓。并告誡子孫后代，別忘了你的祖先是因?yàn)榍谛薜抡诺玫教斓鄣木祛櫠〈蹋蟠訉O要永遠(yuǎn)記住修德以配天的勸誡，自己努力以求多福。

殷周鼎革的歷史，還使周人認(rèn)識到民意民心在天命變革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關(guān)心民生也就成了“修德以配天”的一個重要方面：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jiān)觀四方，求民之莫。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人無于水監(jiān)，當(dāng)于民監(jiān)。

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庇邢牟贿m逸，則惟帝降格，向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后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這里已由夏殷交替為例，引申出天命惟在民命的歷史法則，就是說天帝的意志是通過民眾的愿望來體現(xiàn)的，要探知天命就必須了解民意，只有順應(yīng)民意才能得到天帝的眷顧。這一觀念雖然未脫宗教神秘色彩，但其產(chǎn)生卻是殷商的神意史觀向周人及以后儒家的民意史觀轉(zhuǎn)變的標(biāo)志，是天命與民意結(jié)合的開始。傅斯年曾歸納“周誥”理論說：“一切固保天命之方案，皆明言在人事之中。凡求固守天命者，在敬，在明明德，在保乂民，在慎刑，在勤治，在無忘前人艱難，在有賢輔，在遠(yuǎn)憸人，在秉遺訓(xùn)，在察有司，毋康逸，毋酣于酒，事事托命于天，而無一事舍人事而言天，‘祈天永命’，而以為‘惟德之用’?！?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許倬云進(jìn)而指出：“如此重大的觀念的突破，雖由于周人對自己勝利合法性的解釋，卻也未嘗不可能植根于商代長期在宗教觀上的摸索?！?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

總之，周人總結(jié)吸取了商人滅亡的教訓(xùn)，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認(rèn)為“天”或“上帝”不是哪一族獨(dú)有的，而是天下各族所共有的神。“天命”屬于誰，就看誰有能使人民歸順的“德”。周人認(rèn)識到僅靠神權(quán)不足以維系其統(tǒng)治，還必須兼顧人事，重視民心的向背，既“敬天”，又“保民”。這一思想的提出，意味著神權(quán)的動搖，這一方面是為取代殷商的西周政權(quán)的合法性制造輿論，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周人的宗教觀念以及對于歷史規(guī)律的認(rèn)識。“封神”系列作品恒言天命與民心，其思想基礎(chǔ)當(dāng)系肇基于此。

二、儒家學(xué)者對殷周史的道德化闡釋

周初的統(tǒng)治者變殷人的神意天命觀為民意天命觀，強(qiáng)調(diào)君主道德與民意民心對天命的決定性作用。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儒家學(xué)者，結(jié)合禮崩樂壞、分裂戰(zhàn)亂的現(xiàn)實(shí)，進(jìn)一步對殷周易代的歷史予以道德化的闡釋，構(gòu)成儒家政治倫理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以下主要對與“封神”系列作品關(guān)系最為密切的革命與忠君、王道與霸道、民本與仁政等三個方面分別予以說明。

1.革命與忠君

在中西不同的文化語境中，“革命”一詞的具體內(nèi)涵不盡相同。中國傳統(tǒng)的革命觀注重的是形式上的變革，而社會制度和統(tǒng)治思想?yún)s永遠(yuǎn)不變，革命只是改朝換代、易姓而王的代名詞。西方“革命”一詞的含義則是實(shí)質(zhì)性的社會政治變革、徹底的國民革命。簡言之，前者是狹義的易姓革命，后者是廣義的社會革命。所以梁啟超說：“‘革命’之名詞，始見于中國者，其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yīng)乎人?！湓凇稌吩唬骸镆笫苊??！灾竿醭仔斩?。”雖然殷周鼎革是中國歷史上鮮有的幾次具有改變社會性質(zhì)的革命之一，但本書所謂革命，主要是指易姓革命而言，因?yàn)樵谥袊糯奈幕Z境中，革命的含義，尤其是儒家所謂革命的含義主要是指易姓革命。

“革命”二字的最初含義是“重新受命于天”，這是殷周時代人們的一種共識。儒家的革命觀基本上是對周代文、武、周公的革命思想的繼承和發(fā)揚(yáng)?？鬃?、孟子、荀子都認(rèn)為革命除了上天的因素外，大都是因?yàn)榫鞯幕璞o道造成的，革命正是為了驅(qū)逐這些昏暴之君，變無道世界為有道世界，恢復(fù)清平的社會秩序?！吨芤住じ铩ゅ琛吩唬骸皽涓锩樅跆於鴳?yīng)乎人?！?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這是周人，也是儒家對湯武革命的公開肯定，認(rèn)為湯武革命是既符合天意、又符合民心的正義之舉。把儒家傳統(tǒng)革命思想推到極致的，是戰(zhàn)國時代的孟子?！睹献印ち夯萃跸隆酚涊d：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痹唬骸俺紡s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wù)D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

這是儒家給易姓革命所下的最權(quán)威的定義，也是革命之所以成立的理論基礎(chǔ)。桀、紂雖為天子，湯、武雖為諸侯，但桀、紂害仁，兇暴淫虐，滅絕天理，故可謂之賊。既然做了賊，那就不符合作為天子的要求，失去了作君的合法性，成了獨(dú)夫民賊。對于獨(dú)夫民賊，人人得而誅之，就不存在所謂的篡逆弒君之說了。孟子的此番“誅一夫紂”的論調(diào)，與其“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的君臣關(guān)系論一道，是后世“革命者”的理論依據(jù)，民間關(guān)于“革命有理”的諸種說法皆導(dǎo)源于此。這也是后世的一些統(tǒng)治者對孟子不滿的原因，朱元璋刪《孟子》而為節(jié)文，所刪的正是這類話。荀子論武王伐紂事與孟子同調(diào)，《荀子·正論》曰：

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笔遣蝗弧ネ踔右?，有天下之后也，執(zhí)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內(nèi)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nèi)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于境內(nèi)，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圣王沒，有執(zhí)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天下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nèi)之民莫不愿得以為軍師，然而暴國獨(dú)侈，安能誅之，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dú)夫，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兇，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

可見在荀子看來，桀、紂失去天下，不是湯、武篡奪的結(jié)果，而是因其反德亂禮而天下去之的結(jié)果；湯、武有天下，不是湯、武攻取的結(jié)果，而是因其修道行義而天下歸之的結(jié)果。董仲舒對武王伐紂的看法繼承了荀子、孟子的觀點(diǎn)，《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曰：

且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对姟吩疲骸耙笫磕w敏，祼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故封泰山之上，禪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為不義，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為皆不義也！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zé)o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寧能至湯武而然耶？……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謂湯武弒？

在董仲舒這里，上天立王是為了治民，能夠安民樂民的有德之人，上天就把王位賜給他，如果身在王位的人殘害生民，上天就會剝奪他的王位，因此“有道伐無道”是無可置疑的天理，湯武伐桀紂的行為具有不可置疑的正義性?！皽涓锩薄罢D一夫紂”“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有道伐無道”的觀念確立以后，就作為儒家政治理論的重要原則之一為社會各階層所廣泛接受，“封神”系列作品皆或顯或隱地受到這一思想的影響。

與革命思想相對待的是忠君觀念。先秦時代，“忠”雖已被確立為基本的政治道德，但其約束力是相對的、有條件的，儒家學(xué)者論君臣關(guān)系，皆強(qiáng)調(diào)君臣當(dāng)以義合，道義高于君權(quán)?？鬃釉唬骸熬钩家远Y，臣事君以忠”；“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首先提出臣主要是從“道”、從“義”，而不是從“君”。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認(rèn)為“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君主若不合道義，便是獨(dú)夫民賊，臣民可以討伐之；所以武王伐紂是“誅一夫紂”，而不能目為“臣弒其君”。荀子將先秦儒家的君臣關(guān)系論濃縮為“從道不從君”。《左傳》則將這種相對的君臣關(guān)系論喻為良禽擇木：“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這種相對忠君論的出現(xiàn)顯然與先秦時代政治中心多元化的特點(diǎn)有關(guān)。先秦儒家雖然不提倡絕對忠于某個君主，但對忠君行為本身卻持肯定乃至贊賞的態(tài)度，這實(shí)際上也是對絕對忠君觀念的變向肯定?？鬃拥摹拔崛杖∥嵘怼钡牡谝粭l就是“為人謀而不忠乎”?？鬃訉Σ摹⑹妪R寧死不食周粟的行為更是贊賞有加：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保ㄗ迂暎┰唬骸霸购?？”（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可見孔子對伯夷、叔齊忠于殷商、不食周粟的行為持明確的肯定態(tài)度。孟子雖然以“隘”評價伯夷，認(rèn)為其行為不值得效法，但對其一生的行事還是有很高的評價，這其中或有對其寧死不食周粟的行為的贊賞。孔子對文王小心翼翼以事殷的行為也持贊賞的態(tài)度：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在這種贊賞中，無疑包含了對忠君觀念的肯定?！秴问洗呵铩分械囊欢斡涊d也值得關(guān)注：

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于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

文王所言顯系作者的杜撰之辭，即使不是杜撰之辭，也只能看作文王的權(quán)宜之言而已。但這段話至少說明，絕對忠君的論調(diào)在那時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并且是以移孝作忠的思維方式來表達(dá)的。但總體而言，先秦的君臣關(guān)系、忠君觀念尚是雙向的，有很大回旋的余地。如果說相對忠君論源于先秦，是政治中心多元化的產(chǎn)物；那么絕對忠君論則始自兩漢，是隨大一統(tǒng)時代的到來應(yīng)運(yùn)而生的。秦漢以后大一統(tǒng)的政治特點(diǎn)要求臣子絕對忠君，忠君越來越變成對臣子的單向的無條件的道德要求，“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佐”遂演化為一種流布民間的社會觀念。西漢時期，董仲舒在儒家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君為臣綱”的理論，提倡絕對忠君論；“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的論調(diào)亦產(chǎn)生于此時，形成所謂“臣節(jié)”的問題，對后來的宋明理學(xué)有極其深遠(yuǎn)的影響。這種絕對忠君的論調(diào)在殷周歷史的記載和評論中亦有所體現(xiàn)?！妒酚洝げ牧袀鳌份d：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yǎng)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狈龆ブ?。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nóng)、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

伯夷、叔齊“以臣弒君，可謂仁乎”一語，顯系單方面、無條件地要求臣子要忠于君主，而司馬遷對伯夷、叔齊二人行為的肯定，顯然也是對絕對忠君觀念的肯定。先秦的相對忠君論和秦漢以來的絕對忠君論在“封神”系列作品中皆有所表現(xiàn)，相對而言，《武王伐紂平話》具有鮮明的民間敘事色彩，相對忠君論的思想占據(jù)上風(fēng)；《列國志傳》卷一和《封神演義》具有以正統(tǒng)敘事整合民間敘事的特征，絕對忠君論的思想占主要地位。

2.王道與霸道

戰(zhàn)國時代，學(xué)者們就統(tǒng)一天下的路線問題展開論爭，遂產(chǎn)生后世所謂的“王霸之辯”。雖然“王霸之辯”是針對戰(zhàn)國時代諸侯爭霸的現(xiàn)實(shí)而發(fā)，但卻常引用上古三代的例子予以證明。夏桀、殷紂以暴政霸道而亡，商湯、文王以仁政王道而興，這是儒家學(xué)者們的共識。在這場論爭中，儒家學(xué)者始終堅(jiān)守尊崇王道、貶抑霸道的立場。孟子說：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孟子以“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為例，指出王道與霸道的區(qū)分，一是以德服人，一是以力服人，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商湯、文王之所以能王天下，正是他們以德服人的結(jié)果。孟子還認(rèn)為只有“不嗜殺人者”才能行仁政、得民心，進(jìn)而統(tǒng)一天下；主張“施仁政于民”，“保民而王”，反對爭城奪地、濫殺無辜、“率土地而食人肉”的不義戰(zhàn)爭，“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指出“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若臣民叛亂，不得已而用兵，亦主張行仁義之師，以吊民伐罪為宗旨。而推行仁政王道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提升君主的道德，養(yǎng)成仁德之君的理想人格。因此孟子極力鼓吹“內(nèi)圣”之學(xué)，倡言“格君心之非”，認(rèn)為“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在孔子那里“修己”與“安人”“安百姓”互為表里、渾然一體的“內(nèi)圣外王”之學(xué)，遂轉(zhuǎn)到重“內(nèi)圣”而輕“外王”的方向上來。這些思想皆為后來的宋明理學(xué)所繼承和發(fā)展，對宋元以后的社會文化有極其深刻的影響?！胺馍瘛毕盗凶髌罚绕涫恰斗馍裱萘x》深受這些思想的影響。

與王道思想相對待的是霸道思想。當(dāng)時主張霸道、貶抑王道，與正統(tǒng)儒家極端對立的思想流派是法家。對于殷商亡國的原因，法家持與儒家完全不同的觀點(diǎn)：

費(fèi)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禍。”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fèi)仲曰：“冠雖穿弊，必戴于頭；履雖五采，必踐之于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可見韓非認(rèn)為殷商亡國之因在法紀(jì)不嚴(yán)，是未能聽費(fèi)仲之諫而殺文王的結(jié)果。儒家與法家的對立，主要是因?yàn)槿寮疑械露疑行獭Ｈ寮也⒉煌耆懦庑?，但主張以德治教化為主，以刑罰為輔。法家則抨擊儒家的君臣之義、仁政王道，主張強(qiáng)化君主專制制度，以嚴(yán)刑峻法治理臣民，通過獎勵耕戰(zhàn)而達(dá)到富國強(qiáng)兵的目的。雖然古代的統(tǒng)治者在政治實(shí)踐中多是陽儒陰法，但在政治宣傳上，對法家極端功利、非德治主義的主張，多數(shù)持否定的態(tài)度。后來到宋代理學(xué)大力鼓吹仁政王道的思想，對法家更是持嚴(yán)厲批判的態(tài)度。

在“封神”系列作品中，紂王、妲己施暴政、行霸道，具有非常明顯的法家文化特征，文王、武王施仁政、行王道，則具有明顯的儒家文化特征，這兩組人對比鮮明的人物形象，正是宋明時期朝野一致的崇儒黜法的思想在文學(xué)領(lǐng)域的表現(xiàn)。

3.民本與仁政

民本思想是仁政思想的基礎(chǔ)，仁政思想是民本思想的升華。民本思想與仁政思想如一個硬幣的兩面，在儒家話語系統(tǒng)中關(guān)系緊密、相輔相成。在周初統(tǒng)治者對歷史的反思中，便已經(jīng)孕育了民本思想的萌芽，但那時“敬天”與“保民”并重，民本思想尚未脫離宗教神學(xué)的范圍。逮至春秋戰(zhàn)國時期，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主張“敬鬼神而遠(yuǎn)之”，指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左傳》提出“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等主張，逐漸形成重民輕神、以民為本的觀念，民本思想在政治理論中的地位進(jìn)一步凸顯出來。在西周以來的民本觀念的基礎(chǔ)上，孟子倡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強(qiáng)調(diào)民為邦本，進(jìn)而提出仁政王道的儒家政治理想?！叭省笔强鬃觽惱硭枷氲暮诵?，但孔子較少從治國理念的角度直接討論“仁”。孟子的仁政思想，則是將周人的民本觀念、德治思想與孔子“仁”的觀念相結(jié)合的結(jié)果。就殷周鼎革的歷史而言，孟子認(rèn)為武王伐紂、天命歸周的主要原因，是商紂暴虐不仁，文王、武王施行仁政，而施行仁政就是要以民為本，視民如傷，重視民生，取得民心：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故為淵驅(qū)魚者，獺也。為叢驅(qū)爵者，鹯也。為湯武驅(qū)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驅(qū)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yǎng)老者?！偌q，居?xùn)|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yǎng)老者?！险撸煜轮罄弦?。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nèi)，必為政于天下矣。”

孟子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耳也，非敵百姓也?！舯镭式?、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zhàn)！”

在孟子這里，天命與革命最終都?xì)w結(jié)為民心，而得民心與失民心的關(guān)鍵則在于是否能夠發(fā)政施仁。荀子也強(qiáng)調(diào)民心向背對于國家存亡的決定性作用，主張“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他對殷周歷史的解讀也與孟子的觀點(diǎn)基本相同：

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兇，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

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qiáng)，得百姓之譽(yù)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循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

可見在荀子看來，湯、武得天下的原因，不是攻取篡奪的結(jié)果，而是“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像父母一樣關(guān)愛人民因而得到百姓擁戴的結(jié)果。荀子雖未使用“仁”“仁政”等語，但他對施行仁政與爭取民心在殷滅周興的歷史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的論述，則與孟子大體相同。后世儒家學(xué)者關(guān)于民本與仁政的論述甚多，茲不俱述。

民本思想與仁政思想在傳統(tǒng)社會中都具有普遍適用性，為歷代的儒者和統(tǒng)治者所大力弘揚(yáng)，同時也為廣大民眾所普遍接受，對后世的影響極為深遠(yuǎn)。“封神”系列作品都深受這些思想的影響。

三、儒家學(xué)者對殷周史的質(zhì)疑與重塑

儒家學(xué)者在對殷周鼎革、武王伐紂的歷史予以道德化的闡釋的同時，又以其所提出的道德化的歷史觀和倫理化的政治觀為標(biāo)準(zhǔn)來審視、質(zhì)疑、改造乃至重塑這段歷史。其中最明顯的表現(xiàn)，就是把周人勝利的原因歸結(jié)為文王、武王勤修德政、發(fā)政施仁，是天命所向、民心所歸的結(jié)果，因而一方面把文王、武王重塑為至忠至孝至仁至德的理想君主，一方面對戰(zhàn)爭的殘酷慘烈提出質(zhì)疑乃至徑加篡改。以下舉文王征伐、武王伐紂、紂王之死三事分別予以說明。

1.文王征伐

《詩經(jīng)·魯頌·宓宮》云：“后稷之孫，實(shí)維大王。居岐之陽，實(shí)始剪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殛，于牧之野?！?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后稷”是周人的始祖，“大王”即太王，是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熬俞枴奔淳幼≡卺降南蜿柶??！凹簟笔窍麥?，“殛”是殺死、誅戮的意思，“致天之殛”大致相當(dāng)于我們今天所謂的替天行道。可見自文王的祖父起，便開始為滅商做準(zhǔn)備了。綜合史籍及出土文獻(xiàn)所載，可知周滅商之前是商的屬國，文王十分恭敬地服事殷王；殷王冊命文王“方伯”的稱號，利用周來征服那些反叛殷王朝的方國；文王利用這個時機(jī)四出征伐，發(fā)動對犬戎、密、耆（即黎）、邘、崇等國的戰(zhàn)爭，奠定了后來武王克商的基礎(chǔ)?？梢娢耐跏乱蟛⒎浅鲇谡嫘?，而是且為韜晦之計(jì)。《史記·齊太公世家》謂“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quán)與奇計(jì)”，當(dāng)非虛言。其間雖有“獻(xiàn)洛西之地，以請除炮格之刑”之舉，恐怕也難脫收買人心的嫌疑。所以《左傳·襄公四年》載韓獻(xiàn)子之言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詩經(jīng)·大雅·皇矣》則講述了文王伐崇的戰(zhàn)績：

臨沖閑閑，崇墉言言。執(zhí)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沖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執(zhí)訊連連，攸馘安安”兩句，意謂“捉來俘虜連成串，從容不迫割耳朵”；“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兩句，意謂“討伐敵人，猛烈攻擊，全部消滅，一個不留”；“四方以無侮”“四方以無拂”兩句，意謂“各國不敢侮周邦”“各國不敢再違抗”。通過詩中的這些描寫，我們既可見出伐崇戰(zhàn)爭的慘烈，又可推知周的大國地位正賴此種鐵血手腕方得確立。

然而在儒家學(xué)者的筆下，文王形象卻與歷史原型有很大差異，既是至忠至孝的臣子形象，又是至仁至德的君主形象，還是古代圣人人格理想的典范和表率。孔子盛贊文王忠心事殷之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孟子贊揚(yáng)文王以大事小的仁者風(fēng)范：

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混夷。

至于文王伐崇的戰(zhàn)爭，荀子將其美化為“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近者親其善，遠(yuǎn)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yuǎn)邇來服”的仁人盛舉。劉向則徑加篡改，由周人的攻城殺戮變?yōu)槌缛说母械抡埥担?/p>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cái)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對于文王的仁德，則通過獻(xiàn)地除刑、虞芮讓畔、文王桎梏、澤及枯骨等故事予以極度渲染。如文王澤及枯骨的故事：

周文王使人抇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崩粼唬骸按藷o主矣?！蔽耐踉唬骸坝刑煜抡咛煜轮饕?，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髊骨，又況于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故圣人于物也無不材。

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己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禮葬我?！蔽耐踉唬骸爸Z。”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禮葬之?！崩粼唬骸按藷o主矣，請以五大夫?！蔽耐踉唬骸拔釅糁幸言S之矣，奈何其背之也?！笔棵衤勚唬骸拔揖灰詨糁识堕鹿牵瑳r于生人乎？”于是，下信其上。

《呂氏春秋》的記載具有寫實(shí)特征，《新書》的記載則具有神異色彩。兩個故事形態(tài)雖異，但其宗旨則都是通過文王澤及枯骨這樣的極端事例，來渲染文王仁民愛物、無所不至的仁德。

《武王伐紂平話》系民間敘事的產(chǎn)物，其中的文王形象更接近于歷史上真實(shí)的文王形象；《列國志傳》卷一和《封神演義》具有以正統(tǒng)敘事整合民間敘事的特征，其中的文王形象頗具理學(xué)文化的特征，與上述儒家學(xué)者筆下的文王形象可謂一脈相承。

2.武王伐紂

武王繼承文王遺志，以伐紂滅商的武功而著稱于世，他于牧野之戰(zhàn)大敗商軍、攻取朝歌后，又派軍征伐商王畿及其附近的戲方、靡、陳、衛(wèi)、磨、宣方、蜀、厲等方國部落，其間戰(zhàn)爭之慘烈，殺敵之眾多，雖為后世儒者所諱言，但在周代早期的歷史文獻(xiàn)中即有相關(guān)記載?！渡袝の涑伞份d牧野之戰(zhàn)云：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guī)?，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

雖然《武成》篇出自晉梅賾的偽《古文尚書》，但從孟子引“血流漂杵”句對《武成》篇的質(zhì)疑來看，梅賾之書雖偽，但其文未必全偽。從“受率其旅若林”“血流漂杵”等描寫，亦可見出戰(zhàn)爭規(guī)模之大、殺戮之重。在一些被正統(tǒng)儒家譏為荒謬失實(shí)的典籍中，此類記載更是觸目驚心，如《逸周書·世俘解》便極言克殷戰(zhàn)爭的慘烈和武王的殺伐之重，這也許更接近于歷史的真相。

雖然孔子論《武》有“盡美矣，未盡善也”之論，孟子贊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之勇，尚能尊重客觀歷史事實(shí)。但是儒家學(xué)者認(rèn)為武王伐紂乃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可能有“血流漂杵”一類的血腥慘烈的場面，遂對史書中的記載提出質(zhì)疑乃至予以改寫。孟子質(zhì)疑并批評《尚書·武成》中關(guān)于武王伐紂的記載：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以儒家的政治倫理來衡量歷史，認(rèn)為《尚書·武成》篇記載武王伐紂的事不盡可信，既然是以仁義之師討伐非仁義之師，非仁義的一方就應(yīng)該如傳說那樣倒戈投降，哪里還會戰(zhàn)爭慘烈到血流漂杵的程度呢？荀子則把慘烈的戰(zhàn)爭美化為兵不血刃、遠(yuǎn)邇來服的盛事：

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yuǎn)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yuǎn)邇來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極。

其他如《華陽國志》：

周武王伐紂，實(shí)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

《樂稽耀嘉》：

武王承命，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后舞，克殷之后，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郁搖。

可見儒家學(xué)者幾乎重寫了歷史，使得武王成為仁義之人，伐紂之師成為仁義之師，武王伐紂的戰(zhàn)爭成為儒家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在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實(shí)踐和典范。宋元以前的典籍中類似的記載頗多，茲不一一羅列。

《武王伐紂平話》具民間敘事色彩，其中武王形象具有強(qiáng)烈的復(fù)仇意識和剛烈勇武的個性特征，更接近歷史上真實(shí)的武王形象；《列國志傳》卷一號稱“按先儒史鑒列傳”，其中的武王形象與一般史籍所載相類，既是仁德之君，又敢于承擔(dān)起吊民伐罪的重任；《封神演義》以正統(tǒng)敘事整合民間敘事，其中的武王形象忠而近愚，毫無革命之心與復(fù)仇之志，是濃郁的理學(xué)文化氛圍造就的道德無瑕、奴性十足的傀儡形象。

3.紂王之死

無論是在古代的正經(jīng)正史中，還是在野史雜傳中，皆載武王斬紂之事甚詳，諸書言之鑿鑿，當(dāng)非無稽之談。如《逸周書·克殷解》：

（武王）先入，適王所，乃克射之，三發(fā)而后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縣諸太白。

《史記·殷本紀(jì)》：

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大]白旗。

《史記·周本紀(jì)》：

（武王）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fā)而后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

《史記·齊太公世家》：

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

《尚書·周書》中沒有武王斬紂之事的記載，但《逸周書》則詳細(xì)描述了武王斬紂王及其寵妃之首的場景，《史記·周本紀(jì)》的記載顯然系承襲《逸周書·克殷解》而來。《史記》所載之事，皆經(jīng)多方考證或?qū)嵉卣{(diào)查，是以武王斬紂之事當(dāng)非杜撰之詞。唐人劉知幾曾言：“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跪?yàn)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既說明了武王斬紂之事的真實(shí)性，又揭示出《尚書》等正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不載武王斬紂之事的原因。梁啟超則徑言：“其實(shí)孟子理想中的‘仁義之師’，本為歷史上不能發(fā)生之事實(shí)。而《逸周書》敘周武王殘暴之狀，或反為真相。”其他古代典籍，如《墨子·明鬼下》《荀子·正論》《戰(zhàn)國策·魏策一》《論衡·恢國》《帝王世紀(jì)》《古今注·輿服》《金樓子·興王》等書亦多有關(guān)于武王斬紂之事的記載，這些記載多是承襲《逸周書·克殷解》《史記·周本紀(jì)》之文，惟《尸子》謂“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頭，手污于血，不溫而食，當(dāng)此之時，猶猛獸然也”，與他書稍有不同，也許另有出處?！段渫醴ゼq平話》中滿腔仇恨的武王形象和殷郊手刃紂王的情節(jié)，正導(dǎo)源于此。

雖然古代典籍載武王斬紂之事甚詳，但正統(tǒng)儒家學(xué)者認(rèn)為武王乃仁德之君，伐紂之師乃仁義之師，武王伐紂乃以至仁伐至不仁，所以多不信武王斬紂之事。王充論“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之事說：

君子惡惡，不惡其身。紂尸赴于火中，所見凄愴，非徒色之觳觫，袒之暴形也。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

洪邁論《逸周書·克殷解》之文說：

《汲冢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shí)?！蛭渫踔ゼq，應(yīng)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為淫侈……其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殺為仁，無緣所馘如此，蓋大言也。

朱熹論《尚書·洪范》“勝殷殺受”之文說：

看《史記》載紂赴火死，武王斬其首以懸于旌，恐未必如此?！稌颉罚晨磥砩酚幸?。相傳都說道夫子作，未知如何。

此類議論尚多，茲不一一臚列。這些學(xué)者都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準(zhǔn)，質(zhì)疑史書記載的真實(shí)性。漢人賈誼則跳過質(zhì)疑的環(huán)節(jié)，以近乎小說的筆法直接改寫歷史：

紂，天子之后也，有天下而宜然。茍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夫?yàn)槿酥髡?，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zhàn)，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jìn)；皆還其刃，顧以鄉(xiāng)紂也。紂走還于寢廟之上，身斗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wèi)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jìn)蹴之，蹈其腹，蹶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搴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杀?！夫執(zhí)為民主，直與民為仇，殃忿若此。

《新書》所載，顯系為說明其民本主張的杜撰之詞，“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極表武王之仁；“民之觀者”的諸種舉動，則表明民眾對暴君無比憤恨的情緒?！斗馍裱萘x》中仁而近愚的武王形象正與賈誼筆下的武王形象一脈相承。

《逸周書》《史記》等書所載武王斬紂之事，雖更接近歷史真相，但卻為正統(tǒng)儒家學(xué)者所質(zhì)疑、否定，反而淪入民間敘事的譜系之中。“封神”系列作品經(jīng)歷了一個由民間敘事逐漸趨向正統(tǒng)敘事的過程，其中紂王之死的情節(jié)也歷經(jīng)了一個從被斬身亡到自焚而死的演化過程。

綜上所述，可見儒家學(xué)者所講述的歷史多是道德化的歷史，多是按照儒家政治倫理觀重塑的歷史。儒家學(xué)者的這種道德化的歷史敘事，既埋下了“封神”系列作品中文王、武王形象的種子，又天然地孕育著一個不容回避的矛盾：既然文王、武王是如此的忠孝仁德，何以最終會以臣伐君，取而代之呢？這是元明時期的通俗文學(xué)家們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敘事策略，就產(chǎn)生了不同的文王、武王形象和不同的故事形態(tài)。

第三節(jié) 歷史的神異化

——民間敘事中的武王伐紂故事

正統(tǒng)儒家向以“不語怪力亂神”為標(biāo)榜，而民間敘事正是經(jīng)史子集各部中那些不以儒家思想為主、帶有野史傳說性質(zhì)的記載，其主要特點(diǎn)是以民間視角觀照歷史，賦之以怪力亂神的色彩和悖理逆常的特征。在《尚書》《逸周書》等現(xiàn)存較早的古代典籍中，便有很多關(guān)于武王伐紂故事的神異之說；逮至后代，武王伐紂故事中的荒誕怪異的因素層疊累積，夸張失實(shí)的描述越來越多，乃至乖離于歷史而接近于文學(xué)，遂成“封神”系列作品故事之源頭。清梁章鉅《浪跡續(xù)談》卷六說：

余于劇筵，頗喜演《封神傳》，謂尚是三代故事也。憶吾鄉(xiāng)林樾亭先生，嘗與余談《封神傳》一書，是前明一名宿所撰，意欲與《西游記》、《水滸傳》鼎立而三，因偶讀《尚書·武成》篇“唯爾有神，尚克相予”語，演成此傳，其封神事，則隱據(jù)《六韜》（《舊唐書·禮儀志》引）、《陰謀》（《太平御覽》引）、《史記·封禪書》、《唐書·禮儀志》各書鋪張俶詭，非盡無本也。

清李調(diào)元《雨村劇話》卷下說：

“太公封神傳”劇，按《唐書·禮儀志》：武王伐紂，雪深丈余，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彼煲悦偃耄饕云渎毭??！短饏T》亦詳其事。此《封神》所由來。

清翟灝《通俗編》卷三十七“太公封神”條說：

《唐書·禮儀志》：武王伐紂，雪深丈余，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短饏T》亦詳其事。又《史記·封禪書》：神將自古有之，或云：太公以來作之齊。

梁章鉅所引“唯爾有神，尚克相予”一語，出自晉梅賾偽《古文尚書》之《武成》篇。翟灝所引《史記·封禪書》原文系“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李調(diào)元引《唐書·禮儀志》之言系出自后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二十一志第一所引《六韜》語。從善于考據(jù)的清人的這幾條資料中可以看出，清人把“封神”故事的源頭主要?dú)w結(jié)在《尚書·武成》《六韜》《史記·封禪書》中的幾句話上。后來的研究者也常延續(xù)這些說法。但實(shí)際上關(guān)于武王伐紂故事的怪異之說尚多，這些頗具神異色彩的記載，大體可以看作是正統(tǒng)儒家敘事之外的民間敘事的產(chǎn)物，對《封神演義》的成書有開先導(dǎo)源和推波助瀾的作用。本節(jié)主要從神異因素的逐代累加、戰(zhàn)爭事象的民間呈現(xiàn)、人物形象的單向夸飾等三個方面，探討武王伐紂故事在民間敘事中的神異化特征，以期揭示“封神”系列作品中民間敘事因素的源頭及其思想性質(zhì)。

一、神異因素的層疊累積

殷周歷史中神異因素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奇聞異事，此類記載先秦時期業(yè)已出現(xiàn)，此后不斷有所增添；一是異兆與讖語，此類記載集中于兩漢時期，主要是讖緯神學(xué)的產(chǎn)物。以下就這兩個方面分別舉例予以說明。

1.奇聞異事

在古代典籍中，無論是關(guān)乎紂王亂政、妲己禍國，還是關(guān)乎文王興周、武王伐紂，都有很多奇聞異事的記載。這類記載多半荒誕不經(jīng)，顯系別有用心者的杜撰之詞，無益于我們對歷史事實(shí)的了解，但因其具有新奇怪異、聳人聽聞的藝術(shù)效果，后來多為相關(guān)文學(xué)作品所取資。以下按年代順序并大致歸類予以說明。

先看《逸周書》中的幾則材料：

及期……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莶咴唬骸耙竽O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于昊天上帝?！敝芄侔莼啄顺觥嗣陟氤缳e，饗禱之于軍。

王赫奮烈，八方咸發(fā)，高城若地，商庶若化。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王食無疆，王不食言，庶赦定宗。太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王克配天，合于四海，惟乃永寧。

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

在第一則材料中，周人以“侮滅神祇不祀”為紂王的重大罪行之一，武王即位后“命宗祀崇賓，饗禱之于軍”，孔晁注曰：“饗，祭前所禱之神?！?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在第二則材料中，“分禱上下”是向天地神祇祈福以滅商，西晉孔晁注曰：“于牧野將戰(zhàn)，先禱天地也”。這里所謂的禱神、祭神，皆是由古人的天帝信仰而衍生出的宗教儀式，與后世小說中“斬將封神”的故事不同，但其于歷史記載中亟言鬼神，對于封神故事的構(gòu)思或許有一定的啟發(fā)。在第三則材料中，“魔”字的本義系指外族人而言，但此中“魔”與“人”分別言之，很容易引發(fā)起周軍不僅與人作戰(zhàn)還與魔作戰(zhàn)，不僅殺人還殺魔的聯(lián)想。錢靜方《小說叢考》以為《封神演義》中的截教當(dāng)導(dǎo)源于此。從考據(jù)學(xué)的角度來看，此論未免有膠柱鼓瑟的嫌疑，但若從民間輾轉(zhuǎn)訛傳、遂成故事的角度來看，卻并非全無道理。

再看《尚書·武成》中的一則材料：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jì)兆民，無作神羞！

周人雖不像商人那樣篤信鬼神，但周初統(tǒng)治者仍然承認(rèn)天的無上權(quán)威，所以在這一小段文字中，才會亟言“上帝”“天”“神”。在《尚書》的其他篇目中，亦多有天命信仰的遺跡。清人舉“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一語，以為是《封神演義》之所由來。這樣的看法雖然失之片面，但《尚書》中的天命、神道觀念，對于“封神”系列作品的藝術(shù)構(gòu)思卻未必沒有絲毫影響。

再看《墨子》中的幾則材料：

今遝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墨子曰：“以攻伐之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遝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崄碣e，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也，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渫跄斯タ穹颍瓷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圣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

昔之圣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歷，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為僇于天下，后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

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nèi)祀，疏者受外祀?！惫饰渫醣匾怨砩駷橛?，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粽咭笸跫q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刳剃孕婦。庶舊鰥寡，號啕無告也。故于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饰粽咭笸跫q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fèi)中、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人民之眾億兆，侯盈闕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眾強(qiáng)、勇力強(qiáng)武、堅(jiān)甲利兵者，此也。

墨子認(rèn)為武王伐紂乃合義之誅，與儒家所論暗合，但因?yàn)樗蕴烀砩瘢J(rèn)為殷商之亡是不敬鬼神的結(jié)果，而文武之興則是“尊天事鬼”的結(jié)果，所以文中多有怪異之說。其中《墨子·非功下》一則，說紂王亂政，則有“十日雨土于薄”“妖婦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一幅魑魅魍魎橫行于世的景象；說文王興周，則有“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祥端屢現(xiàn)，瑞兆不絕；說武王伐紂，更有三神相助，天賜“黃鳥之旗”，克殷后還要“分主諸神”，伐紂戰(zhàn)爭的勝利全在天神相助之功。這則材料雖然簡短，但卻具備了后代封神故事的諸多要素，“妖婦宵出，有鬼宵吟”，與《封神演義》中妲己等三妖禍亂紂王朝廷的故事不無相似之處；三神托夢曰：“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也，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只要把托夢改為現(xiàn)實(shí)，就與《封神演義》中女媧遣三妖禍亂紂王宮廷、助武王伐紂的構(gòu)思沒有什么區(qū)別了；伐紂戰(zhàn)爭勝利后，還要“分主諸神”，可見諸神在伐紂戰(zhàn)爭中也幫了不少忙，這與《封神演義》中闡教諸神幫助武王伐紂的構(gòu)思也大體相同。所以無論從年代來看，還是從內(nèi)容來看，稱這一則故事為封神故事的濫觴，當(dāng)非過甚之詞。

再看周臣尋奇物以贖文王的幾則材料：

商王拘周伯昌于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于是得犬戎氏文馬，身朱鬣，目如黃金，項(xiàng)下雞毛，名曰雞斯之乘，以獻(xiàn)商王。

（紂王）囚文王于羑里，將欲殺之。于是文王四臣散宜生等，周流海內(nèi)，經(jīng)歷豐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貝，白馬朱鬣，以獻(xiàn)于紂，陳于中庭。紂立出西伯。

文王囚于羑里，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適之屬，往見文王。文王為右目者，言紂之好色；拊桴其腹者，言欲得其實(shí)也；蹀足奕其足者，使迅疾也。于是周流求之以獻(xiàn)紂。

據(jù)《史記·殷本紀(jì)》：“紂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xiàn)紂，紂乃赦西伯?！?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史記·周本紀(jì)》：“崇侯虎譖西伯于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于帝?！奂q乃囚西伯于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fèi)仲而獻(xiàn)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這幾則材料對《史記》所載顯然都有所發(fā)揮，最主要的表現(xiàn)是對“奇怪物”的詳細(xì)描寫，體現(xiàn)出民間尚怪好奇的審美趣味。其中第三則《古今樂錄》中，文王做出“右目”“拊桴其腹”“蹀其足”等一系列小動作，與他書所載的圣人形象殊為不同，頗具民間文學(xué)詼詭調(diào)笑的意味。

古代典籍中此類事涉怪誕記載尚多，如關(guān)于文王興周、武王伐紂的異兆與讖語，如關(guān)于姜子牙的陰謀和異能，如武王伐紂行軍途中的奇遇，如對妲己形象的妖魔化，皆為大宗，后文會有詳細(xì)說明，茲不贅言。

2.異兆與讖語

關(guān)于文王興周、武王伐紂的異兆與讖語，雖然早在先秦時期便已出現(xiàn)，但以兩漢時期最為集中，這與該時期讖緯之學(xué)的盛行不無關(guān)系。雖然讖緯之學(xué)在漢代，尤其是東漢因適應(yīng)一時之需而大行其道，在當(dāng)時屬官方意識形態(tài)。但因其濃重的神學(xué)迷信色彩與儒家經(jīng)典背道而馳，而與民間敘事卻有相通之處，所以這里一并予以說明。

關(guān)于殷滅周興的異兆與讖語，出現(xiàn)于先秦時期的，多是周朝的統(tǒng)治階層為了爭取民心、證明其權(quán)力合理性而作的輿論宣傳；出現(xiàn)于兩漢時期的，則是當(dāng)時的儒生、方士為證明天意不誣而編造的緯書中的內(nèi)容?！端螘し鹬尽肥谴祟愑涊d的集成之作：

后稷之孫曰公劉，有德，諸侯皆以天子之禮待之。初黃帝之世，讖言曰：“西北為王，期在甲子，昌制命，發(fā)行誅，旦行道?！奔肮珓⒅螅蓝練v。季歷之十年，飛龍盈于殷之牧野，此蓋圣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季歷之妃曰太任，夢長人感己，溲于豕勞而生昌，是為周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太王曰：“吾世當(dāng)有興者，其在昌乎！”季歷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適越終身不反。弟仲雍從之，故季歷為嗣以及昌。昌為西伯，作邑于豐。文王之妃曰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fā)植梓樹于闕間，化為松栢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幣告群臣，與發(fā)并拜告夢。季秋之甲子，赤爵銜書及豐，止于昌戶，昌拜稽首受之。其文要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王?！睂㈩保窂滩分?，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為禹卜畋，得皋陶。其兆如此?！蓖踔劣诖懴?，呂尚釣于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鄙辛⒆兠鹪唬骸巴灥糜耔?，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鄙谐鲇危姵嗳俗增贸?，授尚書曰：“命曰呂，佐昌者子?！蔽耐鯄羧赵轮渖?，又鳴于岐山。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后有鳳皇銜書，游文王之都。書又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fù)久，靈祗遠(yuǎn)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蔽耐跫葲]，太子發(fā)代立，是為武王。武王駢齒望羊。將伐紂，至于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咸曰：“紂可伐矣。”武王不從。及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乃伐紂。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烏，烏銜谷焉。谷者，紀(jì)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yīng)以吉也。遂東伐紂，勝于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

這里將歷史事件與讖語、異兆混雜一處，不但大事之前皆有讖語、異兆，而且還對一些異兆加以解說，神學(xué)思維與歷史記載融為一體，儼然一個人神共處的世界。其他散見于各種典籍的異兆、讖語尚多。有西周將興的瑞兆、吉讖，如謂“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如謂“有鳳皇銜書于文王之郊……乃作《鳳皇》之歌，其章曰：‘翼翼翔翔，彼鸞皇兮；銜書來游，以命昌兮；瞻天按圖，殷將亡兮；蒼蒼昊天，始有萌兮；神連精合，謀于房兮’”；如謂“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fù)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如謂“武王伐紂，樵夫牧豎探高鳥之巢，得玉璽，文曰：‘水德將滅，木祚方盛?！慕源笞?，紀(jì)殷之世歷已盡，而姬之圣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其二歸周”。按照五德終始的理論，商德屬水，顏色尚白，周德屬火，顏色尚赤，遂有“赤雀銜丹書”“白魚入舟”一類的說法，以應(yīng)商滅周興之兆。亦有殷商將亡的兇兆、兇讖，如謂“遝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如謂“逮至夏桀、殷紂……峣山崩，三川涸，飛鳥鎩翼，走獸擠腳”；如謂“殷紂時，大龜生毛，而兔生角，是甲兵將興之兆”；如謂“紂王時，六月雪，或雨赤血，鬼哭山鳴”。這里的種種異兆、讖語，都頗具詭怪誕的神異色彩，帶有宗教神學(xué)的思維烙印。這種把歷史神學(xué)化的思維方式，對后世的“封神”系列作品即或沒有直接的影響，其思維方式也是一脈相承的。

在殷周之際的歷史中之所以會羼入這么多神異的因素，大體而言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原始宗教思維的遺留，古人迷信鬼神，相信世事皆由神明主宰，這樣的思維必然滲透到對歷史的記載中；二是統(tǒng)治者自神其政的結(jié)果，統(tǒng)治者為了爭取民心，證明其政權(quán)的合法性，便人為地編造出若干神異之說，以造成有利于維護(hù)自身統(tǒng)治的政治輿論；三是民眾喜奇好異的心理使然，民眾喜奇好異的心理，會使其在轉(zhuǎn)述歷史時添加一些無傷大雅的神異因素，而為了迎合民眾這種心理，一些人還會特意制造出一些神異故事以獲得聳人聽聞的效果。

這些神異因素對武王伐紂系列作品，尤其是《封神演義》中斬將封神的故事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直接的影響，上述很多奇聞異事、異兆讖語都為武王伐紂系列作品所吸收改造，成為整個故事的有機(jī)組成部分；一方面是間接的影響，上述奇聞異事、異兆讖語很多都是天命的表征，表明商滅周興是不可轉(zhuǎn)移的天命，武王伐紂的勝利是上天佑護(hù)的結(jié)果，而非單純?nèi)肆λ拢@對于《封神演義》中闡教神仙奉天明命、助周伐紂的創(chuàng)意或許會有一定的啟發(fā)。

二、戰(zhàn)爭事象的民間呈現(xiàn)

戰(zhàn)爭中的陰謀詭計(jì)和大量傷亡，向?yàn)樾麚P(yáng)仁政王道的儒者所諱言。孟子就曾因《尚書·武成》篇謂武王伐紂“血流漂杵”，不符合“至仁伐至不仁”的敘事邏輯，而發(fā)出“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慨嘆。宋人洪邁因《逸周書·克殷解》載武王梟紂首、狩獵、憝國、馘磨等事，不符合“以不殺為仁”的圣人形象，遂得出“《汲冢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shí)”的結(jié)論。然而歷史記載并非都是按照正統(tǒng)儒家的敘事邏輯來展開的，那些被儒家學(xué)者誣為失實(shí)或夸大的歷史記載，或許恰是更接近歷史真相的記載。因?yàn)楸徽y(tǒng)文化所壓抑和排斥，這些更接近歷史真相的記載只能以非主流敘事的形態(tài)在民間悄然流傳。正因?yàn)槿绱?，這些記載對產(chǎn)生于民間的說唱藝術(shù)、小說戲曲有著更為直接的影響。武王伐紂的戰(zhàn)爭雖然一度被儒家學(xué)者美化為一場兵不血刃、前歌后舞的盛事，但在民間敘事中，這場戰(zhàn)爭卻充滿了陰謀和血腥，呈現(xiàn)出與正統(tǒng)敘事迥異的面貌。以下主要從太公陰謀和行軍奇遇兩個方面，對民間敘事中的武王伐紂故事予以說明。

1.太公陰謀

漢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說：“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quán)與奇計(jì)，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quán)皆宗太公為本謀。”明周之標(biāo)《封神演義序》說：“古多陰謀，道家所忌，子牙陰謀之祖也。其佐武王，純用殺伐?！?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這些說法雖不適用于《封神演義》中的姜子牙形象，但與歷史記載中的姜子牙形象卻基本符合。究其“陰謀之祖”形象的成因，大概文王、武王既為圣人，就不便把陰謀、殺伐一類有辱圣人形象的事附會到他們身上，而姜子牙既無圣人之名，又是伐紂戰(zhàn)爭的總指揮，后人遂集陰謀、殺伐之事于姜子牙一身。這也是姜子牙之所以能夠成為武王伐紂系列作品中的核心人物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封神”系列作品中，他大半生窮困寒微，擇主不遇，但他隱忍待時，靜察時變，終遇明主，佐文王、武王興周滅殷，建立不世之功。這些極具傳奇色彩的情節(jié)多有歷史的根據(jù)，即便在正經(jīng)正史，如《尚書》《詩經(jīng)》《史記》中，相關(guān)的記載也頗多?！妒酚洝R太公世家》所記尤詳：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yàn)槭?，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p>

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彨，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于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dāng)有圣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惫侍栔弧疤保d與俱歸，立為師。

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

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yǎng)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xiàn)之于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

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quán)與奇計(jì)，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quán)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jì)居多。

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yè)，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后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蔽渫踉唬骸拔纯??！边€師，與太公作此《太誓》。

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fēng)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強(qiáng)之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衛(wèi)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fā)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于齊營丘。

這里有兩點(diǎn)特別值得注意：一是關(guān)于太公身世的歧說，二是關(guān)于太公的陰謀與異能。

先看太公的身世。從《史記·齊太公世家》中“或曰”“或曰”的語氣，以及“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的表述來看，太公事周的過程及此前的經(jīng)歷，在西漢初年已有多種不同說法，文王占卜出獵聘得太公之說只是其中較為通行的一種而已?？贾T他書，關(guān)于太公身世的記載更是波譎云詭、眾說紛紜。如《古史考》《說苑·雜言》《列女傳·齊管妾婧》《鹽鐵論·貧富》等書，皆載太公曾從事屠牛、賣飯等賤業(yè)。如《符子》《列仙傳·呂尚》等書，皆有太公垂釣而得兵書的記載。如《楚辭章句》《尚書大傳》《潛夫論·潛嘆》等書，皆有太公歸周之事的記載。王逸在《楚辭章句》中的說法尤可注目：

言太公避紂，居?xùn)|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至于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于渭濱。文王夢得圣人，于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為太公望?；蜓灾芪耐鯄籼斓哿⒘詈颍⑵浜?。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亦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為太師也。

王逸謂文王因夢出獵而得太公，與《史記》所載有所不同?！胺馍瘛毕盗凶髌氛窃隰酆线@兩種說法的基礎(chǔ)上，演繹了文王因夢出獵、二聘子牙的故事。

關(guān)于太公身世及太公歸周的諸種不同說法，表明時人對于這一具有發(fā)跡變泰性質(zhì)的事件的濃厚興趣和好奇心理。這種興趣和心理又會反作用于事件本身，使得太公形象越傳越神，太公的神異故事越積越多，超出正統(tǒng)敘事的范圍而具有民間敘事的色彩。

再看太公的陰謀與異能?！妒酚洝R太公世家》亟言太公善用謀略，但書中具體實(shí)例不多。正經(jīng)正史不宜大肆渲染這些有悖儒家政治倫理的內(nèi)容，但在各種野史傳說中，則有大量關(guān)于太公的陰謀與異能的記載。關(guān)于太公的陰謀，多為夸張怪誕之說：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目箭，戊己日拔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乃懼，越裳氏獻(xiàn)白雉。

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為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奸謀惑民，權(quán)掩不備，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虛。

此類記載或?yàn)樾≌f家的杜撰之詞，當(dāng)非太公本事。其中姜尚畫射丁侯的故事不見于《武王伐紂平話》，但卻被《封神演義》所采納，加工改造成姚天君暗算姜子牙和陸壓暗算趙公明兩段頗具神異色彩的故事。

關(guān)于太公的異能，《史記·齊太公世家》所述甚少，但在民間傳說中，太公形象頗具神異色彩，身秉威嚇神鬼、甚至驅(qū)遣神將的異能。如太公為灌壇令的故事：

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dāng)?shù)酪箍?，問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于西海神童。今灌壇令當(dāng)?shù)溃瑥U我行。我行必有大風(fēng)雨，而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fēng)雨過，是毀君德?！蔽渫趺魅照偬杖?，果有疾風(fēng)暴雨從太公邑外過。

文王以太公望為灌壇令。期年，風(fēng)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dāng)?shù)蓝?。問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為東海婦。欲歸，今為灌壇令當(dāng)?shù)烙械?，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fēng)疾雨。大風(fēng)疾雨，是毀其德也?！蔽耐跤X，召太公問之。是日果有疾雨暴風(fēng)，從太公邑外而過。文王乃拜太公為大司馬。

關(guān)于太公為灌壇令的故事，《博物志》中做夢的是武王，《搜神記》則改作文王?！恫┪镏尽酚洿耸?，是為顯示太公的異能，《搜神記》則進(jìn)而加上因異能而升官的情節(jié)。顯然后者內(nèi)容更為豐富，時間也應(yīng)更為晚出?！段渫醴ゼq平話》中亦有相近的情節(jié)，只是將“灌壇令”改作了“恒檀公”，且婦人言謂“我是東海龍王之女，嫁與西海龍王之子為妻”，與《博物志》“吾是東海神女，嫁于西海神童”之言相類，其故事當(dāng)是襲自《博物志》。再如姜子牙辨識神名、驅(qū)遣神將的故事：

武王伐紂，雪深丈馀，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彼煲云涿偃?，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fēng)調(diào)雨順。

于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

《六韜》雖非姜尚原書，系后人偽托之作，但其書既然在戰(zhàn)國時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所以上述材料的產(chǎn)生時間也應(yīng)當(dāng)較早。參以《史記·封禪書》“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說法，從中可知秦漢時關(guān)于“八神將”的來歷有兩種說法，一是“自古有之”，一是“太公以來作之”。“作”字的含義令人費(fèi)解，但大體而言，已經(jīng)和“封”字比較接近了，太公封神的說法在那時可能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

綜上所述，可見在宋元以前的民間敘事中，關(guān)于姜子牙的傳說大致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他由微賤而顯貴的發(fā)跡變泰故事，如朝歌屠牛、渭水垂釣、文王訪賢等；一是他善用陰謀與身秉異能的故事，如陰謀傾商、畫射丁侯、驅(qū)遣神將等。這些記載雖多為杜撰不實(shí)之詞，但從中卻可見出姜子牙形象在民間傳說中的神異特征。

2.行軍奇遇

在“封神”系列作品中，伐紂戰(zhàn)爭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攻堅(jiān)戰(zhàn)，這與歷史記載有很大不同。綜合史書所載，周軍于十一年元月出發(fā)東征，二月間周軍從孟津渡過黃河，東北行，經(jīng)過懷、共頭等地奔赴朝歌，一路毫無阻礙；甲子日的早晨，周軍在朝歌郊外的牧野和紂軍決戰(zhàn)，僅用一天時間便擊潰紂軍，取得決定性勝利?？梢娢渫醴ゼq雖然是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戰(zhàn)爭，但就其戰(zhàn)爭本身而言，不足以構(gòu)成一部以戰(zhàn)爭為主題的長篇講史小說的素材，后人若想把這段歷史敷衍成一部長篇小說，必須在歷史的空白處做文章。古代典籍中關(guān)于武王伐紂行軍途中的種種奇遇，則是后人發(fā)揮想象、展開虛構(gòu)、進(jìn)行創(chuàng)作的靈感源泉，“封神”系列作品中的戰(zhàn)爭故事，乃至《封神演義》中神魔斗法的故事皆導(dǎo)源于此。以下從行軍途中的奇遭和各路神祇前來受事這兩方面記載分別予以說明。

先看關(guān)于武王伐紂行軍途中的諸多奇特遭遇的記載：

武王伐紂，雨甚雷疾，武王之乘，雷震而死。周公曰：“天不佑周矣。”太公曰：“君秉德而受之，不可何如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

武王伐紂，到于邢丘，軛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軛折為三者，軍當(dāng)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

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汎，至懷而壞，至共頭而山隧。

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于湛溪，右飲于洹溪，湛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

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fēng)晦冥，人馬不相見。于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于是風(fēng)霽而波罷。

武王伐紂，晨舉脂燭。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fā)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于有戎之隧，大風(fēng)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憋L(fēng)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辈范敓妫⒁松种G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眾，是熸之已?！惫饰渫蹴樚斓?、犯三妖，而禽紂于牧野，其所獨(dú)見者精也。

這些材料歷數(shù)武王伐紂途中的種種奇遇，其中多為兇險敗亡之象，但武王或太公堅(jiān)信邪不壓正，正義之師必勝，遂力排眾議，勇往直前，最終取得了伐紂戰(zhàn)爭的勝利。其中“與周武王為難”的種種艱難險阻，或許對“封神”系列作品改一場戰(zhàn)爭為多場戰(zhàn)爭以及伐紂途中重重險阻的描寫的有所啟發(fā)?！墩f苑·權(quán)謀》所謂“順天地、犯三妖”一語，則道出了武王伐紂與這些艱難險阻的對立性質(zhì)，武王伐紂是順應(yīng)天意民心的正義之舉，是而這些艱難險阻則是助紂為虐的幫兇，是逆天而行的邪惡之舉，而其作用正在于反襯出正義之師的無往不利?！斗馍裱萘x》中逆天而行、助紂阻周的截教，正是這些“與周武王為難”的重重險阻的性質(zhì)相類。

再看在武王伐紂途中，天下各路神祇前來受事的記載：

武王伐紂，雪深丈馀，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彼煲云涿偃?，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fēng)調(diào)雨順。

武王都洛邑，未成，陰寒雨雪十馀日，深丈馀。甲子旦，有五丈夫乘車馬從兩騎止王門外，欲謁武王。武王將不出見，太公曰：“不可。雪深丈馀而車騎無跡，恐是圣人?！碧顺忠黄髦?，出開門而進(jìn)五車兩騎，曰：“王在內(nèi)，未有出意。時天寒，故進(jìn)熱粥以御寒，未知長幼從何起？”兩騎曰：“先進(jìn)南海君，次東海君，次西海君，次北海君，次河伯、雨師。”粥既畢，使者具告太公。太公謂武王曰：“前可見矣。五車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雨師耳。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玄冥，西海之神曰蓐收。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于殿上，謁者于殿下，門內(nèi)引祝融進(jìn)。五神皆驚，相視而嘆。祝融拜，武王曰：“天陰乃遠(yuǎn)來，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謹(jǐn)來受命。愿敕風(fēng)伯、雨師，各使奉其職?！?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精神甚眾，恐后復(fù)有試余者也。何以待之？”師尚父曰：“請樹槐于王門內(nèi)，王路之右，起國社，筑垣墻，祭以酒脯，食以犧牲，尊之曰社?？陀蟹浅?，先與之語；客有益者入，無益者距。歲告以水旱與其風(fēng)雨澤流，悉行除民所苦?！?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

其中第一則材料出自舊題姜尚所作的《六韜》，有研究者認(rèn)為：“這是最明確的太公‘封神’的記載。它們都可能刺激著《平話》和《演義》作者們的想象力。”雖然這幾則材料所說的是在克殷前，各路神祇來受事之事，所突出的是仁義之師自有神助的宗旨，離“斬將封神”的構(gòu)思還有很大的距離，并非“最明確的太公‘封神’的記載”，但其濃郁的神怪色彩，以及天命伐殷立周、諸神助周伐紂的內(nèi)容，則很可能會對《武王伐紂平話》及《封神演義》的立意構(gòu)思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

《武王伐紂平話》整個故事分成兩個大的故事單元，前一單元講述殷紂暴虐、自亂天下，文王仁政、聘賢興周的故事，后一單元講述周軍伐紂、商滅周興的故事；《列國志傳》卷一全面承襲《武王伐紂平話》的故事框架；《封神演義》則在承襲的基礎(chǔ)上又有所創(chuàng)造，以“橫云斷嶺”的方式在《武王伐紂平話》所奠定的兩大故事單元之間加入了五十余回的神魔斗法的內(nèi)容。如果說《武王伐紂平話》、《列國志傳》卷一以及《封神演義》的后一故事單元，孕育于關(guān)于武王伐紂行軍途中諸多奇特遭遇的記載；那么《封神演義》以“橫云斷嶺”的方式加入的神魔斗法的內(nèi)容，則孕育于武王伐紂途中天下各路神祇前來受事的故事。

三、人物形象的單向夸飾

《封神演義》中的較為重要的歷史人物形象，如紂王、妲己、文王、武王、姜子牙等，都是世代累積型的“箭垛”式人物，這種累積不是始于宋元講史話本《武王伐紂平話》，而是始于宋元之前關(guān)于武王伐紂故事的民間敘事。在正統(tǒng)敘事中，這些歷史人物的形象亦有所發(fā)展演變，但其立足點(diǎn)主要是儒家的天命民心、仁政王道等思想；表現(xiàn)形式通常是立足歷史、適當(dāng)發(fā)揮，縱使杜撰之詞也具有寫實(shí)性的特點(diǎn)；表現(xiàn)的重點(diǎn)是文王、武王等正面人物形象，借以宣揚(yáng)其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而在民間敘事中，這些人物在正統(tǒng)敘事所確立的性格特征和道德品性的方向上，又進(jìn)一步不斷地增添、累加，其立足點(diǎn)主要是民間的除暴安良、善惡報應(yīng)等思想；表現(xiàn)形式則通常會脫離歷史、極度渲染，具有明顯的寫意性和虛構(gòu)性特征；表現(xiàn)的重點(diǎn)則是具有傳奇色彩的姜子牙形象和紂王、妲己等反面人物形象，借以滿足民間社會尚異好奇和憎恨暴君暴政的心理。那么為什么在民間敘事中文王、武王形象新增的故事較少而紂王、妲己、姜子牙形象新增的故事較多呢？這是因?yàn)槲耐酢⑽渫跏侨寮覙O力吹捧的圣人形象，民間敘事不好隨意編造、附會，所以二人在民間敘事中新增的故事較少，只是對正統(tǒng)敘事中已有的故事，如文王聘子牙、文王德及枯骨、武王伐紂、武王斬紂王等，做進(jìn)一步的夸張渲染而已；而紂王、妲己形象則是儒家所痛斥的暴君、奸妃的典型，夸大乃至編造二人的罪行，既符合儒家的基本政治立場，又是民間社會發(fā)泄憎恨暴君暴政的心理的一個有效通道，民間社會遂極盡夸張、渲染、編造、附會之能事，使二人的形象越傳越壞；至于姜子牙，既是伐紂戰(zhàn)爭的總指揮，其生平又極具傳奇色彩，而且頭頂沒有圣人的光環(huán)，所以民間社會便把岐周一方的陰謀、殺伐、神異之事都推到他的身上，使其成為一個具有正邪兩賦的特征的傳奇人物。關(guān)于文王、武王、姜子牙的形象，前文都已說明，以下主要舉紂之不善和妲己禍國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說明民間敘事中人物形象單向夸飾的特征。

1.紂之不善

與正統(tǒng)敘事將國家的興衰治亂、王朝的存亡更替歸結(jié)為道德因素相近，民間敘事也主要是從道德的角度來觀照歷史。就殷周易代的歷史而言，無論是正統(tǒng)敘事還是民間敘事，都將戰(zhàn)爭的起因歸結(jié)為紂王之惡，但較之正統(tǒng)敘事，民間敘事不是一般的思想闡釋，而是杜撰出很多具體生動乃至荒誕離奇的故事，對紂王之惡作更為淋漓盡致乃至夸大其詞的渲染，借以說明君主道德對殷滅周興的決定性作用。

自在二十世紀(jì)二十年代顧頡剛作《紂惡七十事的發(fā)生次第》一文以來，就不斷有研究者試圖為紂王翻案，其中最著名的是二十世紀(jì)五十年代郭沫若所作《替殷紂王翻案》一文。盡管有顧頡剛、郭沫若這樣的著名學(xué)者為紂王鳴冤，但學(xué)界仍存在肯定說、否定說、集改革者與暴君于一身說三種意見，至今尚未達(dá)成共識。究其原因，是現(xiàn)存相關(guān)的多數(shù)歷史資料都曾經(jīng)過儒家學(xué)者的加工整理，對紂王幾乎是一致的口誅筆伐，鮮有絕對客觀真實(shí)的記載。面對這樣的困境，我們幾乎無法厘清到底哪些史料是歷史事實(shí)，又有哪些史料是歷史傳說。但有一點(diǎn)是可以肯定的，即歷史上的紂王并不像傳說中的那樣壞，也沒有像傳說中那么多的惡行。子貢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淮南子》也說：“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王充《論衡》曾就紂惡之事逐條予以辯駁。崔述《商考信錄》將紂之不善歸結(jié)為五條：一是聽婦言，二是荒酒，三是怠祀，四是斥逐貴戚老成，五是收用憸邪小人；謂紂王“蓋惟迷于酒色，是以不復(fù)畏天念祖，以致忠直逆耳，讒人幸進(jìn)……經(jīng)傳之文互相印證，紂之不善了然可見，初無世俗所傳云云也。然則世所傳紂之事，猶今人語讖必歸之諸葛孔明、劉伯溫，語奸詐必歸之曹操也；猶以周新折獄之事盡加之海瑞也。其意不過欲甚紂之惡耳，不知君子之論貴于持平，不但當(dāng)為圣王辨其誣，亦不必為暴主增其罪?！?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近人顧頡剛對紂惡七十事的發(fā)生次第詳加考證，指出在《尚書》中，紂的罪名計(jì)有六條，其中“最大罪名是酗酒”，“只是一個糊涂人：他貪吃了酒，遂忘記了政事，所以把他的國亡掉了”；在春秋時期，只有《論語》所言“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三項(xiàng)罪名；到了戰(zhàn)國之際，“他的罪條驟然加增得很多，而且都是很具體的事實(shí)”，合計(jì)新增二十七條；到了西漢，“他的罪惡的條款因年代的更久遠(yuǎn)而積疊得更豐富了”，合計(jì)新增二十二條；東漢時期，沒有新添的罪條；東晉時，梅賾作《偽古文尚書》，合計(jì)新增三條，皇甫謐作《帝王世紀(jì)》，合計(jì)新增十條，經(jīng)過這樣的不斷增益，至此紂王的罪行“已經(jīng)充類至盡”了。可見關(guān)于紂王之惡的若干事例，的確是世代累積的結(jié)果。顧先生的考證雖然嚴(yán)密，但于史料尚有疏漏之處，如《墨子·明鬼下》曰：

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刳剃孕婦，庶舊鰥寡，號啕無告也。故于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

《墨子》約成書于戰(zhàn)國末期，其中“賊誅孩子”一項(xiàng)此前未見記載，此后亦再無他書提及?！洞呵锓甭丁吩唬?/p>

桀紂皆圣王之后，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飭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cái)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旄之飾，窮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陵下，聽鄭衛(wèi)之音，充傾宮之志，靈虎兕文采之獸。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為邱，以酒為池。孤貧不養(yǎng)，殺圣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殺梅伯以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huán)。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群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fā)兵，不期會于孟津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

其中“靈虎兕文采之獸”“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孤貧不養(yǎng)”“生燔人，聞其臭”四項(xiàng)皆為此前所未有者，前三項(xiàng)此后也再無他書提及?？梢婈P(guān)于紂惡的記載不是只有增加，而是有益有損，這是民間敘事固有的動態(tài)性特征。因顧先生文中舉例甚詳，茲不一一贅述，以下僅以西周時期的《尚書》、西漢時期的《史記》、東晉時期的《帝王世紀(jì)》這三部具有集成性和代表性的著作為例，說明關(guān)于紂王之惡的傳聞在民間敘事中不斷增益的態(tài)勢。

《尚書》是儒家的經(jīng)典著作，但因其成書時間較早，保留了大量殷周之際的原始材料，所以尚可作為“信史”來讀?！渡袝匪d紂王惡行，據(jù)清崔述《商考信錄》和顧頡剛《紂惡七十事的發(fā)生次第》的梳理，計(jì)有六項(xiàng)：一是酗酒，這在《微子》《酒誥》《無逸》中皆有記載，在《酒誥》中，周公就以紂王及其貴族“惟荒腆于酒”為戒，警告成王不可重蹈覆轍。二是“不用貴戚舊臣”，這在《微子》《牧誓》《召誥》中皆有記載，《微子》說他“咈其耈長、舊有位人”；《牧誓》說他“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三是“登用小人”，這在《微子》《牧誓》《立政》中皆有記載，《微子》說“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牧誓》說他“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四是“聽信婦言”，《牧誓》說他“惟婦言是用”。五是“信有命在天”，這在《西伯勘黎》《酒誥》《多方》中皆有記載，《西伯勘黎》載：“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六是“不留心祭祀”，《牧誓》說他“昏棄厥肆祀，弗答”，《多士》說他“罔顧于天顯民袛”。

《史記》雖然號稱“正史”，但實(shí)際上采摭了很多民間傳說的內(nèi)容，所以其中的一些內(nèi)容可以作為民間敘事來看?！妒酚洝ひ蟊炯o(jì)》載紂王事較集中：

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于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于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shí)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冣樂戲于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

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于是紂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xiàn)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xiàn)洛西之地，以請除炮格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而用費(fèi)中為政。費(fèi)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

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quán)重。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及西伯伐饑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維王淫虐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蔽鞑茸?，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蹦藦?fù)歸。

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shù)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蹦藦?qiáng)諫紂。紂怒曰：“吾聞圣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討?，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fā)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大]白旗。

其中述紂王之惡計(jì)有“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于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shí)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冣樂戲于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羑里”，“用費(fèi)中為政”，“用惡來”，“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不聽祖伊之諫，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微子數(shù)諫不聽”，“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等，共計(jì)二十三件。其中的“好酒淫樂”相當(dāng)于《尚書·酒誥》的“惟荒腆于酒”；“嬖于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相當(dāng)于《尚書·牧誓》的“惟婦言是用”；“慢于鬼神”相當(dāng)于《尚書·多士》的“罔顧于天顯民祗”；不聽祖伊之諫，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與《尚書·西伯勘黎》所載大體相同；“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羑里”，“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微子數(shù)諫不聽”，“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等八件，相當(dāng)于《尚書·微子》的“咈其耈長舊有位人”、《尚書·牧誓》的“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但更為具體；“用費(fèi)中為政”，“用惡來”兩件，相當(dāng)于《尚書·微子》的“卿士師師非度”，但更為具體。除去上舉十四件，《史記·殷本紀(jì)》較之《尚書》增加了九項(xiàng)罪名。若將具體事件皆算作新增事件，則新增者達(dá)十九項(xiàng)。其中“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shí)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大冣樂戲于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等八項(xiàng)皆為先秦典籍所未載者。

《帝王世紀(jì)》雖號稱史籍，但實(shí)際上帶有非常明顯的魏晉志怪的烙印，其中多載于史無征的荒誕怪異之事，是以《帝王世紀(jì)》所載紂王之惡具有集民間傳說之大成的性質(zhì)：

帝紂能倒曳九牛，撫梁易柱。有蘇氏叛，紂因伐蘇。蘇人以美女妲己奉紂，紂大悅，赦蘇而納妲己為妃，常與沉醉于酒。所譽(yù)者貴，所憎者誅。淫縱愈甚，始作象箸?；訛楦笌?，嘆曰：“象箸不必更于土硎，必將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必不衣短褐，處茅屋之下，必將衣文繡之衣，游于九層之臺，居于廣室之中矣?！本游迥辏q果造傾宮，作瓊室、瑤臺，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三里，其高千丈，其大宮百，其小宮七十三處。宮中九市，車行酒，馬行炙，以百二十日為一夜。六月發(fā)民獵于西山。居期年，天下大風(fēng)雨，飄牛馬，壞屋樹，天火燒其宮，兩日并出，或鬼哭，或山鳴。紂不懼，愈慢神，誅諫士，為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忘歷數(shù)，不知甲乙，問于左右，莫知。使問箕子，謂其私人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不知，而我其危矣?！币鄟y以醉。熊蹯不熟，紂怒殺宰人。斮朝涉之脛而視其髓，刳孕婦之腹而觀其胎。又殺人以食虎。諸侯或叛，妲己以罰輕，紂欲重刑，乃先為大熨斗，以火爇之使人舉，輒爛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膏涂之，加于爇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足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為樂，名曰炮烙之刑。武王乃率諸侯來伐紂，紂有億兆夷人，起師自容閭至浦水，與同惡諸侯五十國，凡七十萬人，距周于商郊之牧野。紂師皆倒戈而戰(zhàn)。紂即位三十二年，正月甲子敗績，赴宮登鹿臺，蒙寶衣玉席，自投于火而死。周武王封其子武庚為殷后。

紂造傾宮，作瓊室，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十里，其高千丈，多發(fā)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人衣綾紈者三百人。紂宮九室，車行酒，馬行炙。

紂既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zhì)于殷，為紂御，紂烹以為羹，賜文王，曰：“圣人當(dāng)不食其子羹?！蔽耐醯枚持?。紂曰：“誰謂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其中述紂王之惡計(jì)有“有蘇氏叛，紂因伐蘇。蘇人以美女妲己奉紂，紂大悅，赦蘇而納妲己為妃，常與沉醉于酒。所譽(yù)者貴，所憎者誅”，“作象箸”，“造傾宮，作瓊室、瑤臺，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三里，其高千丈，其大宮百，其小宮七十三處”，“宮中九市”，“車行酒，馬行炙，以百二十日為一夜”，“六月發(fā)民獵于西山”，“天下大風(fēng)雨，飄牛馬，壞屋樹，天火燒其宮，兩日并出，或鬼哭，或山鳴。紂不懼，愈慢神”，“誅諫士”，“為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忘歷數(shù)，不知甲乙”，“熊蹯不熟，紂怒殺宰人”，“斮朝涉之脛而視其髓”，“刳孕婦之腹而觀其胎”，“殺人以食虎”，“欲重刑，乃先為大熨斗，以火爇之使人舉，輒爛手不能勝”，“炮烙之刑”，“多發(fā)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人衣綾紈者三百人”，“剖比干妻以視其胎”，烹文王長子伯邑考為羹賜文王等，共計(jì)十八件。除去“誅諫士”，“炮烙之刑”兩項(xiàng)外，其余各項(xiàng)皆為《尚書》和《史記·殷本紀(jì)》所無。其中“造傾宮”，“宮中九市”，“六月發(fā)民獵于西山”，“愈慢神”，“殺人以食虎”，“欲重刑”，“多發(fā)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剖比干妻以視其胎”，烹文王長子伯邑考為羹賜文王等九項(xiàng)，在先秦兩漢的典籍中皆無記載。

通過對《尚書》《史記·殷本紀(jì)》和《帝王世紀(jì)》三書的比較，可見關(guān)于紂王之惡的記載的確處于不斷增益的動態(tài)過程之中，而原來沒有、后來增加的內(nèi)容，就難免羼入道聽途說、面壁虛構(gòu)的成分，使其成為一個“箭垛式”人物，從而具有小說人物的虛構(gòu)特征；由此亦可見歷史上真實(shí)的紂王的罪行并不像歷代典籍所記載的那么多，許多紂王之惡的記載都具有民間傳說的性質(zhì)，是民間社會寫意性的創(chuàng)造。但我們還需特別注意三點(diǎn)：其一，關(guān)于紂王之惡的傳說是建立在歷史事實(shí)基礎(chǔ)上的傳說，傳說只是在事實(shí)基礎(chǔ)上的延伸和拓展，其基本旨趣并沒有完全脫離乃至歪曲歷史，只是歷史上紂王的惡行“不如是之甚”而已；其二，有些關(guān)于紂王之惡的說法其實(shí)只是一種概括性、夸張式、程式化的修辭手法，只是藉以說明紂惡的程度和性質(zhì)，并非對實(shí)際歷史事件的逐條列舉，在很多典籍中都是桀、紂之惡并舉，二者的罪行完全一樣，就頗能說明這一問題；其三，歷史上真實(shí)的紂王到底是好是壞、是善是惡，與我們后面將要討論的“封神”系列作品的關(guān)系其實(shí)不大，因?yàn)樾≌f家們都深受古代典籍的影響，在他們那里，紂王的暴虐不仁是毋庸置疑的，《武王伐紂平話》、《列國志傳》卷一、《封神演義》等小說，皆是沿襲這一思維定式，以歷史傳說中的紂王形象為參照來塑造自己筆下的紂王形象。

2.妲己禍國

妲己既是史家借以闡發(fā)女禍思想的代表人物，也是文學(xué)作品中奸妃與狐精形象的典型，尤其是借助于《封神演義》在民間社會的廣泛傳播，其故事可謂家喻戶曉。然而對于妲己形象的歷史本事及其源流演變，研究者或疏于探討，語焉不詳，或主觀臆測，郢書燕說，迄今尚無足資參考的研究成果。下面主要從妲己形象的發(fā)生與政治化這兩個方面，考察宋元以前妲己形象的演化過程。

（1）從無到有：妲己形象的發(fā)生

就存世文獻(xiàn)而言，在西周和春秋時期雖有紂妃之事，卻無妲己之名；直到戰(zhàn)國時期才出現(xiàn)關(guān)于妲己其名、其事的記載。這自然令人產(chǎn)生一個疑問，妲己到底是歷史上實(shí)有的人物，還是民間傳說中虛構(gòu)的人物，抑或是實(shí)有與虛構(gòu)的化合體？因?yàn)橄嚓P(guān)文獻(xiàn)不足，對于這個問題我們暫時只能存疑。下面主要從文獻(xiàn)考辨的角度，探討妲己形象由無到有的發(fā)生過程。

西周和春秋時期的文獻(xiàn)皆未出妲己之名，但《尚書·泰誓》說紂王“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尚書·牧誓》謂“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逸周書·克殷解》則載武王斬紂妃之事：

適二女之所，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fā)，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縣諸小白。

商人素有女性參政的傳統(tǒng)，武丁時期的婦好即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所以《尚書·牧誓》所謂“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是極為可能的。武王在斬殺紂王、懸諸大白后，又?jǐn)貧⑵滏枣?，懸諸小白，一則說明紂王的嬖妾確曾參與政事，二則表明紂王的嬖妾與紂王共同負(fù)有殷商滅亡的責(zé)任。至于這二女之中是否有妲己其人，就不得而知了，但“封神”系列作品中斬妲己的情節(jié)實(shí)即導(dǎo)源于此。

戰(zhàn)國以來的文獻(xiàn)始出妲己其名、其事，略謂妲己乃蘇氏部族之女，殷紂討伐蘇氏，蘇氏遂將妲己送給紂王，紂王因?qū)櫺沛Ъ憾鴮?dǎo)致天下大亂，武王伐紂勝利后，斬殺妲己，以儆效尤。在宋元以降的“封神”系列作品中，妲己故事乃至整個武王伐紂故事的基本框架皆肇端于此，后世盛傳的武王斬妲己之說也產(chǎn)生于此時。茲大致以年代為序，將其中的代表性材料羅列如下：

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于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國語·晉語》）

紂伐有蘇，有蘇人以妲己女焉。紂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武王殺之，斬以玄戈，懸之小白旗。（《世本》）

帝紂……好酒淫樂，嬖于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芪渫酢瓪㈡Ъ?。（《史記·殷本紀(jì)》）

武王……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jīng)自殺。武王又射三發(fā)，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史記·周本紀(jì)》）

其他如《荀子·解蔽》《呂氏春秋·先識》等書，亦論及紂王寵信妲己之事。從中可以見出，最早提及妲己之名的文獻(xiàn)是《國語·晉語》，最早將武王斬紂妃事與妲己為紂妃事嫁接在一起的文獻(xiàn)是《世本》，后世遂有紂王所寵信的婦人即為妲己及武王斬殺妲己等說法?！妒酚洝ひ蟊炯o(jì)》中武王斬殺妲己的說法，或是承襲《世本》而來，或是另有所據(jù)。《史記·周本紀(jì)》則基本承襲《逸周書·克殷解》的內(nèi)容，只言武王斬紂王二嬖妾，但未言明二嬖妾與妲己的關(guān)系，從中我們無從判斷是二嬖妾之一即為妲己，還是妲己為二嬖妾之外的一人。《藝文類聚》卷十二帝王部二引《帝王世紀(jì)》曰：

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又使以玄鉞斬妲己頸，縣之小白旗。

《太平御覽》卷八十四引《史記》曰：

紂嬖妾妲己、二女皆自殺。王又射三發(fā)，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

《帝王世紀(jì)》所載和《太平御覽》引用《史記》的文字，顯然都是糅合了《史記·殷本紀(jì)》武王斬妲己和《史記·周本紀(jì)》武王斬紂王二嬖妾的說法。可見至晚在東晉時期，已經(jīng)把妲己與紂王的二嬖妾區(qū)分開來，后來《封神演義》中的妲己、胡喜媚、王貴人等“三妖”，殆來源于此。

（2）諸惡攸歸：妲己形象的政治化

周人男尊女卑的思想較為嚴(yán)重，“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一類說法都源自周人的經(jīng)典文獻(xiàn)。這也是儒家女禍論思想的源頭。后世史家將殷商之亡的責(zé)任歸諸無中生有的妲己的做法，亦與這一政治思維緊密相關(guān)。

早在《荀子·解蔽》中就有“紂蔽于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啟，以惑其心而亂其行”之說，《呂氏春秋·先識》中又有“妲己為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的記載，《史記·外戚世家》中則有“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這樣的評論，可見將殷商之亡的責(zé)任歸諸妲己的說法由來已久。至劉向《列女傳·殷紂妲己》，則進(jìn)而將紂之不善悉委之于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于紂。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譽(yù)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于后宮，諛臣尋女咸獲所欲。積糟為邱，流酒為池，懸肉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為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為妖言。妲己曰：“吾聞圣人之心有七竅?！庇谑瞧市亩^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興師伐紂，戰(zhàn)于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廩臺，衣寶玉衣而自殺。于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于小白旗，以為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痹娫疲骸熬有疟I，亂是用暴。匪其止共，維王之邛?！贝酥^也。頌曰：“妲己配紂，惑亂是修。紂既無道，又重相謬。指笑炮炙，諫士刳囚。遂敗牧野，反商為周?！?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

這里基本是襲用《史記·殷本紀(jì)》中的內(nèi)容，而將“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改作“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譽(yù)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在敘紂王奢靡后加“妲己好之”，在紂為炮烙之刑后加“妲己乃笑”，來表明紂王所行之惡皆源于妲己。至于比干之死，《史記·殷本紀(jì)》載：“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藦?qiáng)諫紂。紂怒曰：‘吾聞圣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史記·宋微子世家》所載與《殷本紀(jì)》大致相同?？梢姳雀芍澜约兿导q王所為，與妲己無關(guān)，《列女傳》中卻加入了“妲己曰：‘吾聞圣人之心有七竅’”這一細(xì)節(jié)，使其成為比干被剖心驗(yàn)竅的直接原因。在武王斬妲己后，《列女傳》又加入“以為亡紂者是女也”一語，最后又通過“書曰”“詩云”“頌曰”等形式，極力凸顯妲己對紂之不善和殷商之亡所負(fù)的重要責(zé)任?！胺馍瘛毕盗凶髌穼⒓q之不善皆歸諸妲己的寫法即源于此。

據(jù)《逸周書·明堂解》《戰(zhàn)國策·趙三》《史記·殷本紀(jì)》等書所載，紂王曾殺九侯女而醢鬼侯，其事純系紂王所為，與妲己無關(guān)。但東漢高誘注《呂氏春秋》則另有新說：

梅伯、鬼侯皆紂之諸侯也。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之，紂聽妲己之譖，曰以為不好，故醢梅伯、脯鬼侯，以其脯燕諸侯于廟中。

（紂王）聽妲己之譖，殺鬼侯之女以為脯，而取其所服之環(huán)也。

將紂王殺九侯女而醢鬼侯的責(zé)任悉委之于妲己，把妲己描述成心狠手毒、包藏禍心的妒婦形象。東漢王符《潛夫論·潛嘆》又將這一傳聞加以小說化的描?。?/p>

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xiàn)厥女。紂則大喜，以為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jìn)御而奪己愛也，乃偽俯而泣曰：“君王年即耆邪？明既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奔q于是渝而以為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jìn)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后？”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后，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惟恐紂之聞也。

越是這樣繪聲繪色的描寫，越是讓人覺得是在讀虛構(gòu)的小說，而非真實(shí)的歷史。一千多年以前的事，又無“起居注”之類的文獻(xiàn)傳世，作者對這段歷史怎能了解得如此清楚呢？“封神”系列作品中紂王聽信妲己讒言殺害姜皇后、醢其父姜桓楚的情節(jié)，即由此生發(fā)而來。

兩漢時期及此后的歷史記載和評論或承襲舊說，或杜撰新惡，使妲己形象進(jìn)一步成為女禍論的符號與載體。如西漢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fù)》曰：

自古圣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殷之興也以有，亡也以妲己……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jì)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

東漢荀悅《前漢紀(jì)·孝成皇帝紀(jì)》曰：

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是以圣王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jì)勝色者昌，以色勝計(jì)者亡。

東漢袁康《越絕書·九術(shù)》載申胥諫吳王曰：

賢士，邦之寶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亡于末喜，殷亡于妲己，周亡于褒姒。

其他如晉皇甫謐《帝王世紀(jì)》、晉崔豹《古今注》、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后妃傳》、南朝宋范曄《后漢書·文苑列傳》、梁蕭繹《金樓子》等書，皆承襲女色亡國的論調(diào)，或?qū)⒓q之不善和殷商之亡的責(zé)任委之于妲己，或借助妲己形象傳達(dá)女色亡國的論調(diào)。“封神”系列作品中那個媚惑君王、禍國殃民的奸妃形象，在這里已經(jīng)粗具規(guī)模了。

妲己雖然是史家筆下女禍論的代表人物，但在《武王伐紂平話》成書以前，其形象并不像在“封神”系列作品中那樣富于神怪色彩。關(guān)于宋元以來民間盛傳妲己為狐精的說法，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妲己為狐精，則見于唐李翰《蒙求》注?！?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袁珂《中國神話傳說詞典》“九尾狐”條說：“六朝時人李邏注《千字文》‘周伐殷湯’，言妲己為九尾狐?！?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06/15390759975295.png" />據(jù)李劍國考證，李翰《蒙求》傳本，并無妲己為狐精的記載。《千字文》為梁人周興嗣所作，歷代多有注本，但未見李邏注本。日本《本朝繼文萃》卷一一江大府卿（即大江匡房）《狐媚記》載：“殷之妲己為九尾狐?！薄逗挠洝酚浛岛腿辏?101）事，相當(dāng)于中國北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說明至遲在北宋末年已有妲己為九尾狐之說，并流傳至日本。民間之所以說妲己是狐精，一則因其狐媚惑主，遂將其與狐精聯(lián)系在一起；二則因其以害民為樂，手段極其殘酷，似非人類所為，遂有妲己為狐精、雉精等異類的說法。狐精善媚的說法起于魏晉，“狐媚”一詞在唐代較為常見，由此推斷，很可能在唐代乃至魏晉時期，妲己是狐精的說法便已出現(xiàn)了，所以魯迅、袁珂二位先生所言未必?zé)o據(jù)，但因目前資料所限，只能暫時存疑。

綜上所述，可見關(guān)于妲己禍國的議論，主要發(fā)端于儒家學(xué)者；而關(guān)于其具體事跡的杜撰和記載，則主要是民間社會來完成的。因此關(guān)于妲己禍國的故事，以及對妲己形象的妖魔化，都具有明顯的民間敘事特征?！胺馍瘛毕盗凶髌分心莻€工讒善媚、奸詐邪惡的狐精形象，在宋元以前的民間敘事中已經(jīng)初步形成了。

總之，宋元以前民間敘事對武王伐紂故事的神異化，對“封神”系列作品的形成有開先導(dǎo)源和推波助瀾的作用，“封神”系列作品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形象如紂王、妲己、姜子牙等，一些重要的故事情節(jié)如紂王暴政、妲己禍國、武王伐紂等，以及《封神演義》中斬將封神的藝術(shù)構(gòu)思等，都可以在宋元以前的民間敘事中找到其源頭。

第四節(jié) 從歷史到文學(xué)

——?dú)v史敘事對“封神”系列作品的影響

作為敘事藝術(shù)的歷史和文學(xué)，并非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有截然的客觀與主觀、真實(shí)與虛構(gòu)的分別。歷史文本總是由人來書寫的，人在書寫歷史時必然受到其文化背景的影響，帶有或強(qiáng)或弱的傾向性，這與文學(xué)文本的思想性是相通的；人在書寫歷史時必然要對零散無序甚至殘缺不全的史料進(jìn)行整合，帶有或顯或隱的建構(gòu)性特征，這與文學(xué)文本的想象性、虛構(gòu)性亦有相通之處。正因?yàn)闅v史敘事與文學(xué)敘事具有相通之處，所以我們有時會把某些歷史杰作當(dāng)作文學(xué)作品來閱讀、鑒賞，在史學(xué)極其發(fā)達(dá)的中國古代，這種情況尤為常見。既然歷史與文學(xué)之間并無不可跨越的鴻溝，那么歷史敘事對文學(xué)敘事的影響也就順理成章了。就殷周之際的歷史敘事而言，正統(tǒng)敘事對“封神”系列作品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影響更大一些，民間敘事對“封神”系列作品的具體藝術(shù)構(gòu)思、故事情節(jié)方面的影響則更大一些，當(dāng)然，這只是大致的相對而言，實(shí)際的情況要更復(fù)雜一些。以下主要從故事框架的確立、故事素材的累積、人物形象的雛形、神怪故事的萌芽、文化特征的根源等五個方面，對宋元以前的武王伐紂故事對“封神”系列作品的影響予以簡要說明。

一、故事框架的確立

據(jù)《尚書》《史記》等書所載，武王伐紂的歷史敘事大體遵循一個亂自上作、以仁易暴的故事模式：商代末帝紂天分甚高，但驕傲拒諫、生活奢侈，他嚴(yán)刑苛法、橫征暴斂，引起人民的強(qiáng)烈憤恨；虐殺賢臣、重用奸佞，致使統(tǒng)治集團(tuán)分崩離析；窮兵黷武、肆行征伐，極大地?fù)p耗了國力。商西部的屬國周便乘機(jī)壯大自己的力量，文王對內(nèi)注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善于選賢任能，并發(fā)動了對犬戎、密、耆（即黎）、邘、崇等國的戰(zhàn)爭，為周朝建立奠定了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武王九年（武王即位后二年），“東觀兵，至于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但并未發(fā)起進(jìn)攻；武王十一年（武王即位后四年），東征伐紂，二月甲子日在朝歌郊外的牧野和紂軍決戰(zhàn)，紂王兵敗后自焚而死。宋元以后的《武王伐紂平話》《列國志傳》《封神演義》等書都基本遵循這一歷史框架。《武王伐紂平話》中雖然充斥著怪力亂神的因素，對這一歷史框架沒有亦步亦趨，但整體而言，還是依據(jù)這個大的歷史框架來展開敘述的?！读袊緜鳌肪硪浑m然在伐紂戰(zhàn)爭的描寫上基本承襲《武王伐紂平話》中于史無征的情節(jié)，但同時又極力遵循“按先儒史鑒列傳”的編輯原則，刪落《武王伐紂平話》中若干荒誕不經(jīng)之處，盡量按照史書的記載敷衍武王伐紂的故事，使整個故事基本回歸到正史的框架上來?！斗馍裱萘x》整個故事呈“橫云斷嶺”式的三層架構(gòu)，系在講史故事中插入封神故事，其講史故事部分，基本是承襲《武王伐紂平話》、《列國志傳》而加以繁復(fù)細(xì)致的描寫，是以就《封神演義》整個故事而言，依然是遵循大的歷史框架而生發(fā)展開的。

二、故事素材的累積

在武王伐紂故事的流傳過程中，累積了大量的故事素材，這些故事素材或?yàn)闅v史本事，或?yàn)槠媛勔菔?，或被整合入正?jīng)正史，或零星分布于經(jīng)史子集各部著作，成為宋元以后相關(guān)講史故事的原型與淵藪。如“封神”系列作品中“酒池蠆盆”“炮烙銅柱”“刳剔孕婦”“紂王斫脛”“剖比干之心”“文王囚羑里城”“文王夢飛熊”“文王求太公”“武王拜太公為將”“伯夷叔齊諫武王”“八伯諸侯會孟津”“武王斬紂王妲己”等故事，皆導(dǎo)源于宋元以前的武王伐紂故事。這些故事素材又可以被分為若干個主題，如紂王暴政喪國、文王仁政興國、武王伐紂滅商、姜尚善用謀略、妲己禍國殃民等，其中每一個主題都經(jīng)歷了滾雪球般的不斷累積、由小到大的過程。如關(guān)于紂惡的素材，據(jù)顧頡剛先生考證，在周代文獻(xiàn)中，紂的“最大罪名是酗酒”，“只是一個糊涂人：他貪吃了酒，遂忘記了政事，所以把他的國亡掉了”；到了春秋戰(zhàn)國之際，他的罪名“驟然加增得很多，而且都是很具體的事實(shí)”；在兩漢魏晉時代，又不斷增益，“已經(jīng)充類至盡”了。再如關(guān)于妲己禍國殃民的素材，在西周和春秋時期的文獻(xiàn)中，雖有紂妃之事，卻無妲己之名；直到戰(zhàn)國時期的文獻(xiàn)中，才有關(guān)于妲己其名、其事的記載，但尚無具體過錯的描寫；在秦漢以后的野史傳說中，妲己的罪惡不斷升級，有很具體的記載，如劉向《列女傳·孽嬖傳·殷紂妲己》中就詳細(xì)羅列了妲己受寵專權(quán)、酒池、肉林、炮烙、剖比干之心驗(yàn)竅等罪行；魏晉以后又有妲己為狐精的傳說，“封神”系列作品中那個狐精妲己的形象初步確立起來。其他主題下的素材都經(jīng)歷了大體相近的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發(fā)展歷程，這些素材多數(shù)為“封神”系列作品所采納，使整個故事更加豐滿生動起來。

三、人物形象的雛形

相對于“封神”系列作品中的具體人物形象，如紂王、妲己、文王、武王、百邑考、姜子牙、比干、箕子、微子、伯夷、叔齊、費(fèi)仲、崇侯虎、南宮適等，宋元以前各部典籍中相應(yīng)的歷史人物形象皆具有原型的意義。這些人物形象在宋元以前的各部典籍中便已經(jīng)初步形成，雖然相關(guān)記載或相對集中，或相對零散，但其具體故事和性格特征都對宋元以來的“封神”系列作品有直接的影響。因?yàn)槿寮覍W(xué)者們的介入和對話語權(quán)的掌控，加之民間社會的推波助瀾，這些人物形象的發(fā)展演變都呈現(xiàn)出一個明顯的趨勢，即主要性格特征不斷強(qiáng)化，好人越來越好，壞人越來越壞，謀臣智到無所不能，奸佞奸到無以復(fù)加。如歷史上的文王，其事殷并非出于真心，而是且為韜晦之計(jì)，但在儒家典籍中，文王形象卻與歷史原型有很大差異，始終是至忠、至孝、至仁、至德的理想君主，孔子盛贊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至德，后世的儒者基本上都是按照這一口徑來塑造文王的形象的，并進(jìn)而演繹出虞芮讓畔、澤及枯骨等至仁、至德的故事來。又如歷史上的姜尚，以善用謀略著稱，《史記》中便有“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jì)居多”和“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quán)皆宗太公為本謀”一類的話，后世更有太公畫射丁侯、食小兒以丹以惑民等記載，宋代的《太平御覽》則集太公陰謀之大成，以至于后人有“子牙陰謀之祖也。其佐武王，純用殺伐”這樣的說法。其他如紂王之殘暴不仁，妲己之妖媚惑主，費(fèi)仲之奸佞逢迎，皆歷經(jīng)逐步累積而至無以復(fù)加的地步。這些人物形象在宋元以后的講史故事中雖然還有復(fù)雜的發(fā)展演變，但其主導(dǎo)性格特征卻多是以一貫之，未發(fā)生本質(zhì)性的改變。

四、神怪故事的萌芽

《武王伐紂平話》和《列國志傳》卷一雖然都是講史小說，后者還以“按先儒史鑒列傳”為標(biāo)榜，但兩部書中實(shí)際上都存在著大量語神涉怪的內(nèi)容；至晚明的《封神演義》則集前代神怪故事之大成，由原來的講史小說演化為神魔小說?！胺馍瘛毕盗凶髌分械倪@些神怪故事，實(shí)導(dǎo)源于宋元以前民間敘事對武王伐紂故事的神異化表現(xiàn)，是世代累積的結(jié)果。如一些具有神異色彩的奇聞異事，像《逸周書·世俘解》中“馘磨”與“俘人”分別言之，《尚書·武成》中“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一語，《墨子·非功下》中“妖婦宵出，有鬼宵吟”的魑魅魍魎橫行的景象，都可能對“封神”系列作品中的神怪故事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再如一些具有神異色彩的異兆讖語也為“封神”系列作品所吸收改造，成為整個故事的有機(jī)組成部分，同時這些異兆讖語作為天命的表征，對于《封神演義》中闡教神仙奉天明命、助周伐紂的創(chuàng)意或許也會有一定的啟發(fā)。再如關(guān)于太公的陰謀與異能的故事，也多為“封神”系列作品所吸收改造，其中太公為灌壇令的故事為《武王伐紂平話》所采納，姜尚畫射丁侯的故事則被《封神演義》加工改造成姚天君暗算姜子牙和陸壓暗算趙公明兩段頗具神異色彩的故事。再如關(guān)于周軍行軍途中的若干奇遇的故事，或許對“封神”系列作品中神魔斗法的故事有一定的影響；而各路神祇前來受事，姜子牙辨識神名、驅(qū)遣神將的故事，很可能會對《武王伐紂平話》及《封神演義》中封神故事的立意構(gòu)思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再如民間敘事對妲己形象的妖魔化表現(xiàn)以及關(guān)于妲己為狐妖的說法，對“封神”系列作品中以狐精面目出現(xiàn)的妲己形象都有深遠(yuǎn)的影響?？傊谒卧郧暗拿耖g敘事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封神”系列作品中的神怪故事的萌芽，“封神”系列作品，尤其是《封神演義》，正是在這一萌芽的基礎(chǔ)上蔚為神魔斗法的奇觀的。

五、文化特征的根源

在“封神”系列作品中，始終貫穿著正統(tǒng)敘事與民間敘事的矛盾，這一總體性矛盾又可以被分解為兩對具體的矛盾，一個是忠君與叛逆的矛盾，一個是歷史與虛構(gòu)的矛盾。前一矛盾的實(shí)質(zhì)，是儒家學(xué)者道德化的歷史敘事與武王伐紂故事的歷史真相之間的沖突；后一矛盾的實(shí)質(zhì)，是儒家學(xué)者相對信實(shí)的歷史記載與民間社會荒誕怪異的歷史傳說之間的沖突。這兩對矛盾皆導(dǎo)源于宋元以前關(guān)于武王伐紂故事的歷史記載。怎樣解決這兩對矛盾，是宋元以來的通俗文學(xué)家們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因其文化背景、價值取向和敘事策略的不同，便形成了不同的武王伐紂故事形態(tài)。

無論是文王的“陰謀修德以傾商政”，還是武王的“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都具有犯上作亂、以臣弒君的篡逆性質(zhì)；但在正統(tǒng)儒家學(xué)者的筆下，卻極力表彰文王的忠心事主、至仁至德，把武王伐紂的戰(zhàn)爭美化為兵不血刃、敵兵來降的盛舉，藉以凸顯文王、武王的仁德在商周易代中的決定性作用。在這種道德化的歷史敘事中，天然地孕育著一個不容回避的矛盾：既然文王、武王是如此的忠孝仁德，何以最終會以臣伐君、取而代之呢？“封神”系列作品大體上是采取“兩手抓”的策略來處理這一矛盾：一方面高舉原始儒家革命思想的大纛，宣揚(yáng)“革命有理”的理論；一方面極力凸顯文王、武王的忠孝仁德，淡化其陰謀與武功，而將伐紂弒君的責(zé)任委之于其臣佐將領(lǐng)。但在不同的作品中，這兩方面并不均衡，而是各有側(cè)重，相對而言，《武王伐紂平話》具有鮮明的民間敘事特征，極力張揚(yáng)原始儒家的革命思想，文王、武王形象具有強(qiáng)烈的復(fù)仇意識和尚武精神，其以臣伐君之舉是順理成章之事，無須任何的扭捏和做作；《列國志傳》卷一初具以正統(tǒng)敘事整合民間敘事的特征，作者把忠君、崇德的觀念賦予文王，而將復(fù)仇、尚武的精神委于武王，文王形象初具理學(xué)文化的特征，武王形象則具有儒家革命觀念與民間血親復(fù)仇意識相混合的特征；《封神演義》具有鮮明的以正統(tǒng)敘事整合民間敘事的特征，文王、武王的復(fù)仇意識、尚武精神完全消亡，忠君思想、尚德觀念極度膨脹，武王之所以走上伐紂道路，完全是其手下一班“亂臣賊子”連蒙帶唬的結(jié)果。

儒家學(xué)者的歷史敘事雖有道德化的傾向，但大體還能尊重歷史事實(shí)；雖然難免夾雜一些荒誕怪異的內(nèi)容，但整體而言具有拒斥“怪力亂神”的傾向。民間社會出于迷信鬼神的觀念和尚奇好異的心理，描述歷史時則極盡捕風(fēng)捉影、夸張渲染之能事，使歷史具有神異化、傳說性的特征。這兩種不同的敘事方式自然會引發(fā)這樣一種矛盾：通俗文學(xué)家在描寫歷史時，是尊重正統(tǒng)敘事中既無趣味又充斥道德教化的“歷史事實(shí)”，還是采用民間敘事中雖能聳人聽聞但卻無關(guān)教化的“怪力亂神”？“封神”系列作品對此亦是采取“兩手抓”的策略：一方面以正統(tǒng)敘事的歷史事實(shí)和道德教化為標(biāo)榜；一方面以“神道設(shè)教”的方式把民間敘事中“怪力亂神”的因素納入正統(tǒng)敘事之中?！吧竦涝O(shè)教”的觀念來自《周易》，“神道”的本義是天道，即自然之理，后指鬼神禍福之說；“神道設(shè)教”的本義是圣人參法自然之理來化育民眾，后指利用鬼神迷信的方式來傳播正統(tǒng)思想、教化普通民眾。古代的小說家常以“神道設(shè)教”為幌子，為正統(tǒng)儒家所必斥的怪力亂神的內(nèi)容爭取一席之地?！胺馍瘛毕盗凶髌分械纳窆謨?nèi)容正是以“神道設(shè)教”的方式取得合法地位的。當(dāng)然，在不同作品中“神道設(shè)教”的方式和地位尚有不同。《武王伐紂平話》本就是民間敘事作品，不需特別掛出“神道設(shè)教”的幌子；《列國志傳》卷一和《封神演義》都具有以正統(tǒng)敘事整合民間敘事的特征，怪力亂神的內(nèi)容主要是以“神道設(shè)教”的方式被整合到整個作品中的。

總之，宋元以前關(guān)于殷周史的歷史敘事對“封神”系列作品的影響十分深遠(yuǎn)，而且這種影響是多方面、多維度的，既有思想方面的影響，也有藝術(shù)方面的影響，既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影響，也有敘事策略方面的影響，以上所舉諸端只是犖犖其大者，未及賅舉者，在后面的章節(jié)中將會做相應(yīng)的說明。

1. 蕭兵《〈封神演義〉的擬史詩性及其生成——兼論中國式史詩發(fā)育不全的原因》一文指出：“《演義》比起《平話》來，除了哪吒故事實(shí)自外來或旁系插入以外，儒家傳統(tǒng)意識要強(qiáng)烈得多。”“凡文人改作民間作品，往往無法完全隱避、刪汰那些怪力亂神、叛逆?zhèn)鹘y(tǒng)的情節(jié)，辦法之一是用‘正統(tǒng)’的觀念和手法來串改它，歪曲它?！保ㄊ挶骸逗隈R：中國民俗神話學(xué)文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yè)公司，1991年版，第388、391頁。）

1. 在近代學(xué)術(shù)筆記中，有很多與《封神演義》本事考索相關(guān)的條目，如梁章鉅《歸田瑣記》卷七“封神傳”條、《浪跡續(xù)談》卷六“封神傳”、卷七“風(fēng)調(diào)雨順”條，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卷六“封神傳”條，俞樾《春在堂隨筆》附錄《小浮梅閑話》、《茶香室叢鈔》卷十九“東岳娛神”“趙公明”條、《壺東漫錄》“趙公明”“哪吒”條，林紓《小說雜考》等，但諸書所引材料有限，內(nèi)容亦多雷同，集中于對姜子牙、哪吒、趙公明等人物事跡的考辨上，惟俞樾《小浮梅閑話》引書宏富，考辨精詳，是這一時期《封神演義》本事考證的集成之作。

   在現(xiàn)代，錢靜方《封神傳考》（《小說叢考》，臺北：長安出版社，1979年版）一文對《封神演義》的歷史本事予以考辨。周貽白《〈武王伐紂平話〉的歷史根據(jù)》（《小說月報》第十三期，收入《周貽白小說戲曲論集》，齊魯書社，1986年版，第1—14頁）一文就《武王伐紂平話》圖像所題的四十二個題目，詳考其歷史本事、素材來源。

   在當(dāng)代臺灣及海外，臺灣衛(wèi)聚賢的《封神榜故事探源》（香港：偉興印務(wù)所，1960年版）是《封神演義》研究的第一部專著，全書分為“封神榜與歷史對照”“神仙妖怪在封神以外的論證”“武王伐紂故事的真相”“封神作的時代和背景”四個部分。前三個部分是對歷史本事的考證，具體寫法是將《封神演義》與古代典籍相關(guān)的故事和人物分為若干條目，先述《封神演義》中人物及故事大概，然后排比古代典籍中相關(guān)資料，最后予以解說。正如作者所言，在寫法上是參考了清人馬骕的《繹史》，惟《繹史》引用材料僅出書名，作者則具體到篇章，更便于核查。這三個部分堪稱是《封神演義》本事考證類文章的終結(jié)之作，其網(wǎng)羅材料之宏富遠(yuǎn)逾俞樾的《小浮梅閑話》，為此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衛(wèi)聚賢另有《封神中的神仙妖怪》（臺北：《春秋》，1976年3月、4月）一文，集中考證了《封神演義》中一些較重要的神仙和妖怪的出處。臺灣李宜涯《元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五種研究》（臺北文化大學(xué)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8年）第二章系“武王伐紂平話研究”，其中“武王伐紂平話之探源”部分按《平話》圖目分四十二條，每條首先引述《平話》情節(jié)，然后排比相關(guān)史料，最后比較《平話》與史料異同。臺灣沈淑芳的碩士論文《封神演義研究》（臺北東吳大學(xué)中文所碩士論文，1979年）第二章“故事來源”部分“史傳的依據(jù)”一節(jié)詳細(xì)考察了《封神演義》的歷史本事。在當(dāng)代大陸，周博《〈封神演義〉的成書及其在明清時期的傳播研究》（廣西師范大學(xué)碩士學(xué)位論文，2007年）第一章“《封神演義》的成書”部分“歷史史實(shí)”一節(jié)，對《封神演義》的歷史本事予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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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漢]司馬遷：《史記·殷本紀(j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05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殷本紀(j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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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商書·微子》，《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78頁。

1. 《尚書·周書·牧誓》：“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钘壺仕领敫ゴ穑钘壺蔬z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保╗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3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商書·微子》，《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77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酒誥》，《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07頁。

1.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jīng)注析·大雅·蕩》，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850—853頁。

1. 殷紂的嚴(yán)刑虐政史書多有記載。如《淮南子·俶真訓(xùn)》：“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當(dāng)此之時，峣山崩，三川涸，飛鳥鎩翼，走獸擠腳。當(dāng)此之時，豈獨(dú)無圣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西漢]劉安著，劉文典撰：《淮南鴻烈集解》卷二《俶真訓(xùn)》，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75—76頁。）《呂氏春秋·過理》：“亡國之主一貫。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為格，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huán)，截涉者脛而視其髓，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作為琁室，筑為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纳讨酝鲆??！保╗東漢]高誘注：《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貴直論·過理》，《諸子集成》第六冊，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301—302頁。）

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昭公四年》，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252頁。

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昭公十一年》，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323頁。

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襄公四年》，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932頁。

1.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卷九《泰伯》，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12頁。

1. 《左傳·襄公四年》載韓獻(xiàn)子之言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保畈骸洞呵镒髠髯ⅰは骞哪辍?，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932頁。）

1. 《論語·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十人?！鬃釉唬骸烹y，不其然乎？唐、虞之際，于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保╗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卷九《泰伯》，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09—311頁。）

1. 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直言文王與太公所為為“陰謀”：“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quán)與奇計(jì)，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quán)皆宗太公為本謀?！保╗西漢]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478—1479頁。）其他典籍中亦不乏文王陰謀修德以傾商的記載。

1.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jīng)注析·周頌·天作》，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941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無逸》，《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22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925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四《梁惠王下》，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33頁。

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昭公七年》，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284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四《梁惠王下》，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33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無逸》，《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22頁。參見《墨子·兼愛中》：“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眾庶侮鰥寡，不為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dú)無兄弟者，有所雜于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清］孫詒讓：《墨子閑詁》卷四《兼愛中》，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11—112頁。）

1. 太公望，姓呂，名尚。據(jù)稱本姓姜氏，從其封地，故又姓呂。姜，羌，本是一字，太公的世系當(dāng)屬于西羌人。

1. [西漢]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477—1478頁。

1.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jīng)注析·大雅·皇矣》，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777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商書·西伯戡黎》，《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77頁。

1.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jīng)注析·大雅·文王有聲》，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795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武成》，《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5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泰誓中》，《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1頁。

1. 武王伐商，是我國上古史中的一件大事，但是記載此事的文獻(xiàn)資料很少。1976年陜西臨潼出土的《利簋》銘云：“珷征商。佳（唯）甲子朝，歲鼎（則）克。聞。夙又（有）商。辛未，王才（在）闌自易又（右）吏（史）利金。”這里敘及武王克商的日子為“佳甲子朝”，可以證明《尚書·牧誓》的“時甲子昧爽”和《逸周書·世俘解》的“甲子朝”的記載并非沒有根據(jù)。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牧誓》，《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3頁。

1.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jīng)注析·大雅·大明》，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756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周本紀(j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24頁。

1. 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撰，李學(xué)勤審定：《逸周書匯校集注》卷四《克殷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367頁。［西漢］司馬遷：《史記·周本紀(j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24—125頁。

1. 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撰，李學(xué)勤審定：《逸周書匯校集注》卷四《克殷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375頁。參見《史記·周本紀(jì)》：“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保ǎ畚鳚h］司馬遷：《史記·周本紀(j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26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周本紀(j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26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周本紀(j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26頁。

1.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第四《儒效篇》，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14頁。

1.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第四《儒效篇》，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14頁。

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昭公二十八年》，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494—1495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泰誓中》，《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1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蔡仲之命》，《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27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殷本紀(j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07—108頁。

1. 羅振玉：《殷墟書契前編》，轉(zhuǎn)引自王玉哲：《中華遠(yuǎn)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商書·高宗肜日》，《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76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商書·盤庚中》，《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71頁。

1. 許倬云：《西周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第102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大誥》，《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99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康王之誥》，《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44頁。

1.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jīng)注析·大雅·文王》，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746—748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蔡仲之命》，《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27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召誥》，《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13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酒誥》，《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06—207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康誥》，《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03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君奭》，《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23頁。

1.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jīng)注析·大雅·文王》，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750頁。

1.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jīng)注析·大雅·皇矣》，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777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虞書·皋陶謨》，《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39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泰誓上》，《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1頁。按：“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出自晉梅賾《古文尚書·周書·泰誓》。亦見于《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左傳·昭公元年》引《大誓》（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184、1204頁），《國語·周語中》、《國語·鄭語》引《大誓》（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76、470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泰誓中》，《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1頁。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出自晉梅賾《古文尚書·周書·泰誓》。亦見于《孟子·萬章上》引《泰誓》。（［清］焦循：《孟子正義》卷十九《萬章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646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酒誥》，《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07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多士》，《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19—220頁。

1. 劉夢溪主編：《中國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經(jīng)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頁。

1. 許倬云：《西周史》，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第110頁。

1. 程頤《周易程氏傳》卷第四《周易下經(jīng)下·革》：“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yùn)終始也。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于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后四時成也。時運(yùn)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于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yīng)人心，順乎天而應(yīng)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北宋]程顥、程頤：《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52頁。）

1.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卷之九《新史學(xué)·釋革》（第一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40頁。

1. [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六《下經(jīng)·革·彖》，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38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五《梁惠王下》，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45頁。

1. 《孟子·離婁下》：“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薄盁o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保╗清]焦循：《孟子正義》卷十六《離婁下》，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46、549頁。）

1.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第十二《正論篇》，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22—324頁。

1. [西漢]董仲舒著，[清]蘇輿撰：《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七《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20—221頁。

1.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卷四《八佾》，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16頁。

1.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卷十四《先進(jìn)》，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463頁。

1.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卷五《里仁》，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47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十六《離婁下》，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46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五《梁惠王下》，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45頁。

1.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第九《臣道篇》，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250頁。

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哀公十一年》，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667頁。

1.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卷一《學(xué)而》，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9頁。

1.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卷十九《季氏》，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666頁。

1.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卷二十一《微子》，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728頁。

1.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卷八《述而》，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65頁。

1. 《孟子·公孫丑上》：“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清]焦循：《孟子正義》卷七《公孫丑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49頁。）

1. 《孟子·公孫丑上》：“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jìn)，亂則退，伯夷也。”“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薄睹献印とf章下》：“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jìn)，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xiāng)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當(dāng)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fēng)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清]焦循：《孟子正義》，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15、242、669頁。）

1.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卷九《泰伯》，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12頁。

1. [東漢]高誘注：《呂氏春秋》卷第二十《恃君覽·行論》，《諸子集成》第六冊，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267—268頁。

1. [東漢]班固著，[清]陳立撰：《白虎通疏證》卷八《三綱六紀(j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373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田單列傳》，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457頁。［西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卷四《立節(jié)》，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91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伯夷列傳》，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123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七《公孫丑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21—222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三《梁惠王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71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二《梁惠王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66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三《梁惠王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79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十五《離婁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16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六《公孫丑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16—217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十四《離婁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91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十五《離婁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25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十四《離婁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86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十五《離婁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26頁。

1.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卷十七《憲問》，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605頁。

1. [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二《外儲說左下》，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300頁。

1.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卷八《述而》，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72頁。

1.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卷七《雍也》，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36頁。

1.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卷十五《顏淵》，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494頁。

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莊公三十二年》，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52頁。

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桓公六年》，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11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八《盡心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973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十四《離婁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92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十五《離婁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03—505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十五《離婁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12—514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八《盡心下》，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962頁。

1.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第十九《大略篇》，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504頁。

1.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第二十《哀公篇》，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544頁。

1.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第十二《正論篇》，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24頁。

1.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第七《王霸篇》，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224頁。

1.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jīng)注析·魯頌·宓宮》，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012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478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殷本紀(j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06頁。

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襄公四年》，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932頁。

1.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jīng)注析·大雅·皇矣》，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786頁。

1. 參見《朱子語類》卷七十九《尚書二·西伯戡黎》：“‘西伯戡黎’，便是這個事難判斷。觀戡黎，大故逼近紂都，豈有諸侯而敢稱兵于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韓退之《拘幽操》云：‘臣罪當(dāng)誅兮，天王圣明！’伊川以為此說出文王意中事。嘗疑這個說得來太過。據(jù)當(dāng)日事勢觀之，恐不如此。若文王終守臣節(jié)，何故伐崇？只是后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hù)個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保╗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038頁。）

1.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卷九《泰伯》，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12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四《梁惠王下》，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11頁。

1.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第十《議兵篇》，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279—280頁。

1. [西漢]劉向：《說苑》卷十五《指武》，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77—378頁。

1. 《史記·殷本紀(jì)》：“西伯出而獻(xiàn)洛西之地，以請除炮格之刑?！薄妒酚洝ぶ鼙炯o(jì)》：“西伯乃獻(xiàn)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格之刑?！保╗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06、116—117頁。）

1. 《史記·周本紀(jì)》：“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爝€，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保╗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17頁。）

1. 《新書》卷七《君道》：“紂作梏數(shù)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于羑里，七年而后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梏而流之于河。民輸梏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鬻常擁此?！蕫鬯嘉耐?，猶敬其梏，況乎其法教乎？”（[西漢]賈誼撰，閻振益、鐘夏校注：《新書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87頁。）

1. [東漢]高誘注：《呂氏春秋》卷第十《孟冬紀(jì)·異用》，《諸子集成》第六冊，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103頁。按：劉向《新序·雜事》所載文王澤及枯骨的故事與《呂氏春秋·異用》基本相同。（［西漢］劉向編著，石光瑛校釋，陳新整理：《新序校釋》卷五《雜事》，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664—666頁。）

1. [西漢]賈誼撰，閻振益、鐘夏校注：《新書校注》卷七《諭誠》，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80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武成》，《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5頁。

1.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卷四《八佾》，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35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四《梁惠王下》，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17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八《盡心下》，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959頁。

1.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第十《議兵篇》，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279—280頁。

1. [晉]常璩撰，任乃強(qiáng)校注：《華陽國志校補(bǔ)圖注》卷一《巴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頁。

1. [清]趙在翰輯，鐘肇鵬、蕭文郁點(diǎn)校：《七緯·樂緯·樂稽耀嘉》，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48頁。

1. [明]余邵魚：《春秋五霸七雄列國志傳》卷一（“古本小說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

1. 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撰，李學(xué)勤審定：《逸周書匯校集注》卷四《克殷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367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殷本紀(j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08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殷本紀(j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24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480頁。

1.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史通通釋》卷十三《疑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頁。

1.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頁。

1. [清]孫詒讓：《墨子閑詁》卷八《明鬼下》，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47—248頁。

1.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第十二《正論篇》，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28頁。

1. [西漢]劉向撰，何建章注釋：《戰(zhàn)國策注釋》卷二十二《魏策一·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中華書局，1990版，第819頁。

1. [東漢]王充著，黃暉撰：《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卷第十九《恢國篇》，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827頁。

1.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十二《帝王部二·周武王》引《帝王世紀(j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4—225頁。

1. [晉]崔豹：《古今注》卷上《輿服》，《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頁。

1. [南朝梁]蕭繹撰，許逸民校箋：《金樓子校箋》卷一《興王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頁。

1. [清]馬骕：《繹史》卷二十《武王克殷》引《尸子》，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99頁。

1. [東漢]王充著，黃暉撰：《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卷第十九《恢國篇》，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828頁。

1. [南宋]洪邁：《容齋續(xù)筆》卷第十三《汲冢周書》，《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376頁。

1. [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七十九《尚書二·洪范》，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040頁。

1. [西漢]賈誼撰，閻振益、鐘夏校注：《新書校注》卷五《連語》，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97—198頁。

1. [清]梁章鉅：《浪跡續(xù)談》卷六《封神傳》，《浪跡叢談續(xù)談三談》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48頁。

1. [清]李調(diào)元：《劇話》卷下，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八，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版，第49頁。

1. [清]翟灝：《通俗編》卷三十七《故事·太公封神》，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692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封禪書》，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367頁。

1. 《舊唐書》卷二十一《禮儀志》：“《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馀，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彼煲云涿偃?，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fēng)調(diào)雨順?！保╗后晉]劉昫：《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822頁。）

1. 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撰，李學(xué)勤審定：《逸周書匯校集注》卷四《克殷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69—380頁。

1. 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撰，李學(xué)勤審定：《逸周書匯校集注》卷四《武寤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357頁。

1. 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撰，李學(xué)勤審定：《逸周書匯校集注》卷四《世俘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463頁。

1. 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撰，李學(xué)勤審定：《逸周書匯校集注》卷四《克殷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頁。

1. 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撰，李學(xué)勤審定：《逸周書匯校集注》卷四《武寤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頁。

1.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說（下）》說：“截教不知所謂，錢靜方（《小說叢考》上）以為《周書》《克殷篇》有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ò复宋脑凇妒婪?，錢偶誤記）魔與人分別言之，作者遂由此生發(fā)為截教。然‘摩羅’梵語，周代未翻，《世俘篇》之魔字又或作磨，當(dāng)是誤字，所未詳也。”（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武成》，《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4—185頁。

1. [清]孫詒讓：《墨子閑詁》卷五《非功下》，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45—146、150—153頁。

1. [清]孫詒讓：《墨子閑詁》卷一《法儀》，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3頁。

1. [清]孫詒讓：《墨子閑詁》卷八《明鬼下》，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35、246—248頁。

1. [清]馬骕：《繹史》卷十九《文王受命》引《六韜》，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42頁。按：《尚書大傳》所載周臣尋奇物以贖文王之事與《六韜》大體相同。（［清］馬骕：《繹史》卷十九《文王受命》引《尚書大傳》，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42頁。）

1. [清]馬骕：《繹史》卷十九《文王受命》引《琴操》，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42頁。

1. [清]馬骕：《繹史》卷十九《文王受命》引《古今樂錄》，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42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殷本紀(j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06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周本紀(j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16頁。

1.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二十七《符瑞上》，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764—765頁。

1. [清]孫詒讓：《墨子閑詁》卷五《非功下》，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51—152頁。

1.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十二《帝王部二·周文王》引《琴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3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周本紀(j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20頁。

1. [晉]王嘉撰，[南朝梁]蕭綺錄，齊治平校注：《拾遺記》卷二《殷湯》，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3頁。

1. [清]孫詒讓：《墨子閑詁》卷五《非功下》，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50—151頁。

1. [西漢]劉安著，劉文典撰：《淮南鴻烈集解》卷二《俶真訓(xùn)》，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75—76頁。

1. [清]馬骕：《繹史》卷二十《武王克殷》引《述異記》，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83頁。

1. [清]馬骕：《繹史》卷二十《武王克殷》引《帝王世紀(j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83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二十八《盡心下》，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959頁。

1. [南宋]洪邁：《容齋續(xù)筆》卷第十三《汲冢周書》，《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478—1479頁。

1. 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2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477—1480頁。

1. [清]馬骕：《繹史》卷十九《文王受命》引《古史考》，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49頁。

1. [西漢]劉向：《說苑》卷十七《雜言》，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14頁。

1. [西漢]劉向撰，張敬注譯：《列女傳今注今譯》卷六《辯通傳·齊管妾婧》，臺北：商務(wù)印書館，1994年版，第211頁。

1. [西漢]桓寬：《鹽鐵論》卷四《貧富》，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21頁。

1. [清]馬骕：《繹史》卷十九《文王受命》引《符子》，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47頁。

1. [西漢]劉向撰，王叔岷校箋：《列仙傳校箋》卷上《呂尚》，中華書局，2007版，第26頁。

1. [南宋]洪興祖：《楚辭補(bǔ)注》卷第三《天問章句》“鼓刀揚(yáng)聲，后何喜”句王逸注語，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14頁。

1. [清]馬骕：《繹史》卷十九《文王受命》引《尚書大傳》，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49頁。

1. [東漢]王符著，[清]汪繼培箋：《潛夫論箋校正》卷二《潛嘆》，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04頁。

1. [南宋]洪興祖：《楚辭補(bǔ)注》卷第一《離騷經(jīng)章句》“遭周文而得舉”句王逸注語，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8頁。

1.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五十九《武部·戰(zhàn)伐》引《太公金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3頁。參見《太平御覽》第七三七卷引《六韜》：“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畫丁侯于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懼，乃請舉國為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著頭箭，丙丁日拔著口箭，戊己日拔著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聞，各以來貢?！保╗北宋]李昉：《太平御覽》，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267—3268頁。）《全上古三代文》卷七《太公·金匱》：“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使人卜之，祟在周，恐懼，乃遣使者請之于武王，愿舉國為臣虜，武王許之。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目箭，戊己日拔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謂使者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日遣人來歸，勿復(fù)過之，比使者歸子之君所，息念矣?！拐咿o歸，至，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越裳氏獻(xiàn)白雉，重譯而至。”（[清]嚴(yán)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52頁。）

1. [東漢]王充著，黃暉撰：《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卷第十九《恢國篇》，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826—827頁。

1. [西晉]張華撰，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卷七，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84頁。

1. [東晉]干寶：《搜神記》卷四《灌壇令》，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44頁。

1. [后晉]劉昫：《舊唐書》卷二十一《禮儀志》引《六韜》，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822頁。參見《太平御覽》第五三二、八八二、九五四卷引《太公金匱》。

1. [西漢]司馬遷：《史記·封禪書》，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367頁。

1. [北宋]李昉：《太平御覽》第十三卷引《六韜》，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65—66頁。

1. [西漢]韓嬰：《韓詩外傳集釋》卷三，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94頁。參見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五十九《武部》，李昉《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八，曾慥《類說》卷三十八。

1.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第四《效儒篇》，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34—135頁。

1. [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卷第一《初見秦第一》，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1頁。

1. [西漢]劉安著，劉文典撰：《淮南鴻烈集解》卷六《覽冥訓(xùn)》，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92頁。

1. [西漢]劉向：《說苑》卷十三《權(quán)謀》，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29頁。

1. [后晉]劉昫：《舊唐書》卷二十一《禮儀志》引《六韜》，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822頁。

1. [北宋]李昉：《太平御覽》第八八二卷引《太公金匱》，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918頁。

1. [北宋]李昉：《太平御覽》第五百三十二卷引《太公金匱》，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415頁。

1. 蕭兵：《封神演義》，何滿子、李時人主編：《明清小說鑒賞辭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70頁。

1. 顧頡剛：《紂惡七十事的發(fā)生次第》，《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二冊，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211—221頁。原載《語絲》第2、3期，1924年11月24日—12月1日；后收入顧頡剛編著：《古史辨》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2—91頁。

1. 郭沫若：《替殷紂王翻案》，《新建設(shè)》，1960年第4期。

1. 唐蘭：《殷紂不值得翻案》，《解放日報》，1959年7月24日。

1. 羅祖基：《對商紂的重新評價》，《齊魯學(xué)刊》，1988年第3期。

1.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卷二十二《子張》，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748頁。

1. [西漢]劉安著，劉文典撰：《淮南鴻烈集解》卷十《繆稱訓(xùn)》，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340頁。

1. 王充《論衡·語增篇》：“傳語曰：‘紂沈湎于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為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為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dāng)言為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坐于室乎？每當(dāng)飲者，起之中庭，乃復(fù)還坐，則是煩苦相踖藉，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俯飲池酒，[后]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為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于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既不以禮，臨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fù)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shí)也。傳又言：‘紂懸肉以為林，令男女倮而相逐其間?！菫樽順芬鶓驘o節(jié)度也。夫肉當(dāng)內(nèi)于口，口之所食，宜潔不辱。今言男女倮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計(jì)潔辱，則當(dāng)其（共）浴于酒中，而倮相逐于肉間，何為不肯浴于酒中？以不言浴于酒，知不倮相逐于肉間。傳者之說，或言：‘車行灑，騎行炙，百二十日為一夜?！蜓浴镁茷槌亍瑒t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為林’，即言‘騎行炙’非也?；驎r紂沈湎覆酒，滂沲于地，即言以酒為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為丘；懸肉以林，則言肉為林；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倮其逐；或時載酒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dāng)?shù)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shù)，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于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酒池，懸肉為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圣人不言，殆非實(shí)也。（[東漢]王充著，黃暉撰：《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卷第七《語增篇》，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48—351頁。）

1. 崔述《商考信錄·商考信錄》卷二《紂》之“紂之不善五端”按語：“紂之不善，《尚書》《微子》、《牧誓》等篇言之詳矣。約其大概有五。一曰聽婦言，《牧誓》所謂‘牝雞之晨’者也。二曰荒酒，《酒誥》所謂‘酣身’，《微子》所謂‘酗酒’者也。三曰怠祀，《牧誓》所謂‘昏棄肆祀’，《微子》所謂‘攘竊犧牷牲’者也。四曰斥逐貴戚老成，《牧誓》所謂‘昏棄王父母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咈其耇長’者也。五曰收用憸邪小人，《牧誓》所謂‘多罪逋逃是信，是使’，《立政》所謂‘羞刑暴德同于厥邦’，《微子》所謂‘草竊奸宄，罪合于一’者也?！保╗清]崔述撰著，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頁。）

1. [清]崔述撰著，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商考信錄》卷二《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頁。

1. 顧頡剛：《紂惡七十事的發(fā)生次第》，《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二冊，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211—221頁。

1. [清]孫詒讓：《墨子閑詁》卷八《明鬼下》，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46—247頁。

1. [西漢]董仲舒著，[清]蘇輿撰：《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四《王道》，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05—107頁。按：引文句讀與原書稍異。

1. [西漢]司馬遷：《史記·殷本紀(j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05—108頁。

1. [北宋]李昉：《太平御覽》第八十三卷引東晉皇甫謐《帝王世紀(jì)》，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93頁。

1. [清]馬骕撰，王利器整理：《繹史》卷十九《文王受命》引東晉皇甫謐《帝王世紀(j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38頁。

1.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十二《帝王部二·周文王》引東晉皇甫謐《帝王世紀(j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3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周書·泰誓上》孔穎達(dá)疏引東晉皇甫謐《帝王世紀(jì)》，載《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0頁。

1. 劉士林《妲己本事考》一文認(rèn)為，妲己進(jìn)入殷廷，本是以姬昌、蘇護(hù)為首的反商集團(tuán)所策劃的美人計(jì)；事情成功后，迫于當(dāng)時輿論壓力和政治需要，周朝統(tǒng)治集團(tuán)又不得不將妲己犧牲掉，以洗清自身；而所謂妲己乃千年狐貍所變，不過是他們洗清自身而采用的一種巫術(shù)輿論。（劉士林：《妲己本事考》，《河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3年第1期，第73—76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2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3頁。

1. 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撰，李學(xué)勤審定：《逸周書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67—368頁。

1. 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50頁。

1. [北宋]李昉：《太平御覽》，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657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05—108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24—125頁。

1.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4—225頁。

1. [北宋]李昉：《太平御覽》，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98頁。

1.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dá)疏：《尚書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3頁。

1.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jīng)注析》，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923頁。

1.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88頁。

1. [東漢]高誘注：《呂氏春秋》卷第十六《先識覽·先識》，《諸子集成》（第六冊），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179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967頁。

1. [西漢]劉向撰，張敬注譯：《列女傳今注今譯》卷七《孽嬖傳·殷紂妲己》，臺北：商務(wù)印書館，1994年版，第265—266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08頁。

1. [東漢]高誘注：《呂氏春秋》卷第二十《恃君覽·行論》，《諸子集成》（第六冊），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267頁。

1. [東漢]高誘注：《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貴直論·過理》，《諸子集成》（第六冊），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301頁。

1. [東漢]王符著，[清]汪繼培箋：《潛夫論箋校正》卷二《潛嘆》，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00頁。

1. [西漢]劉向撰，張敬注譯：《列女傳今注今譯》卷三《仁智傳·魏曲沃負(fù)》，臺北：商務(wù)印書館，1994年版，第125頁。

1. [東漢]荀悅：《漢紀(jì)》，《兩漢紀(jì)》（上冊），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454頁。

1. [東漢]袁康、吳平：《越絕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頁。

1.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說（下）》，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頁。

1. 袁珂：《中國神話傳說詞典》“九尾狐”條，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5頁。

1. 李劍國：《中國狐文化》，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頁。

1. [明]劉元卿《賢弈編》卷四：“纏足一事謂之妖，古無此，蓋自妲己始。妲己乃雉精，足猶未變，故用裂帛纏之。后世習(xí)俗既久，以足小為美。”（《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99頁。）

1. [明]余邵魚：《春秋五霸七雄列國志傳》卷一（“古本小說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

1. 顧頡剛：《紂惡七十事的發(fā)生次第》，《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二冊，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211—221頁。

1.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卷九《泰伯》，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12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周本紀(j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17頁。

1. [西漢]劉向編著，石光瑛校釋，陳新整理：《新序校釋》卷五《雜事》，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664—666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478—1479頁。

1.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五十九《武部·戰(zhàn)伐》引《太公金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3頁。

1. [東漢]王充著，黃暉撰：《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卷第十九《恢國篇》，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826—827頁。

1. [明]周之標(biāo)：《封神演義序》，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2頁。

1. [明]余邵魚：《春秋五霸七雄列國志傳》卷一（“古本小說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

1. [西漢]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478頁。

1.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四《梁惠王下》，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17頁。

1. 《周易·觀·彖》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圣人神道設(shè)教，而天下服矣?！保╗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三《上經(jīng)·觀·彖》，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230—2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