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詩經(jīng)》“賦比興”之“賦”

《詩經(jīng)》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賦、比、興是古人根據(jù)《詩經(jīng)》中的作品所總結(jié)出來的三種表現(xiàn)手法。以前在討論詩歌創(chuàng)作特點時，常常把比、興作為詩歌創(chuàng)作形象思維的代稱，對于“賦”則不太論及；即使附帶論及時，也往往把“賦”看做是“直陳其事”，似乎在詩歌中不是什么值得重視的藝術(shù)方法，甚至認為是一種脫離或忽視形象思維的方法。我以為這種解釋和看法，是不夠準確、值得商榷的。關(guān)于比、興，論者已多，現(xiàn)在我想把作為傳統(tǒng)詩歌表現(xiàn)手法之一的“賦”，單獨提出來作些探討。

首先提出賦、比、興概念的是《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焙髞頋h人作的《詩大序》又把“六詩”改為“六義”。較早對于賦、比、興等概念進行解釋而又具有頗大影響的是漢代經(jīng)學家鄭玄：“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周禮注》）從這幾句話來看，鄭氏雖然也認為賦、比、興是詩歌的三種不同表現(xiàn)方法，但他囿于經(jīng)學家的成見，認為這三者的主要不同還在于運用于“詩教”時的分工。按照他的說法，比和興，一用于怨刺，一用于美頌，兩者的特點是含蓄；賦，則似乎“善惡”皆可用，特點是“直陳”，也就是直說。顯然，鄭玄這話的重點是在說明詩在政教上的不同應用，而不在于解釋藝術(shù)方法的特點。而真正作為藝術(shù)手法來說明而影響又頗大的，是宋代的朱熹，他的解釋是：“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保ā对娂瘋鳌罚┧麕煶朽嵳f，而又有所發(fā)展與修正。比、興先不論，就從對“賦”的解釋來說，鄭氏的解釋可以令人領(lǐng)會為對所謂善、惡的直接說教；而朱熹的解釋不僅單從表現(xiàn)手法上著眼，而且加上了“其事”二字，就是說“賦”作為一種表現(xiàn)手法，也還是要鋪寫出具體事情、具體事物來的。他也認為“賦”是“直言”，但顯然是與后面的比、興二者相對來說的。

朱熹的說法對鄭玄是一個重要的修正，更符合于《詩經(jīng)》中詩篇表現(xiàn)手法的實際，更有利于說明《詩經(jīng)》詩歌的藝術(shù)特征。當然，朱熹的說法也是繼承了前人的某些探索而來的。例如齊梁時代的劉勰，他在《文心雕龍》一書中除特設《比興》論述比、興外，于《詮賦》（此文主要論述漢代興起的“賦”體）也兼論到賦、比、興的“賦”：“《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薄颁伈蓳の摹?，是說鋪排辭藻文采；“體物寫志”，是說要通過寫具體事物來表達作者的思想、意愿。鐘嶸《詩品序》說：“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薄爸睍涫隆保窍鄬τ诒?、興而言，但也不是抽象的議論，而是描述具體事物；“寓言寫物”，是說把要表達的思想寄寓于言詞、物象之中。以上可以說明在朱熹以前，六朝時期的文學理論家，對“賦”的解說（當然也包括比、興）已不同于漢人而有所匡正，而朱熹的“敷陳其事”之說，正是繼此而來。值得注意的是，與朱熹差不多同時代的北宋末年胡寅，在一封信里已引述了一種精辟的說法：“學詩者必分其義。如賦、比、興，古今論者多矣，惟河南李仲蒙之說最善。其言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斐然集》卷八。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三、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均曾轉(zhuǎn)引）李說不僅用“敘物”來解釋“賦”，而且還說“賦”是通過事物的敘寫來“言情”。他的解釋意味著從物與情關(guān)系來說，賦、比、興的本質(zhì)是相同的，即它們都是《詩經(jīng)》以及一般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藝術(shù)方法，都是通過對物的描寫、對物象的捕捉來表達詩人的感情的。后來，則更有人公開提出朱熹說法的不夠完善，如清代李重華在《貞一齋詩說》中說：

賦為“敷陳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淺解。須知化工之妙處，全在隨物賦形。故自屈、宋以來，體物作文，名之曰“賦”，即隨物賦形之義。

所謂“隨物賦形”，實際上就是根據(jù)客觀事物作形象的描繪，也就是說，作為詩歌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之一的“賦”，并不是脫離形象的。這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說它同樣是形象思維。這對于歷史上的眾多解說，確實更為簡捷，確當，更為符合《詩經(jīng)》作品以至一切詩歌創(chuàng)作的實際。

歷來解說和研究《詩經(jīng)》者，雖多把賦、比、興并稱，但實際上都比較多地著眼于比、興，而輕于“賦”。這對于古代那些經(jīng)學家來說，大概是因為他們喜歡穿鑿附會地解詩，總想把詩與諷諭、教化等聯(lián)系起來，而比、興的特點，正為他們開了方便之門，即可以離開詩意，作他們所需要的發(fā)揮。如《詩經(jīng)》開首《關(guān)雎》一詩，無疑是寫愛情相思的，而《毛傳》卻說：

興也。關(guān)關(guān)，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guān)雎之有別焉，然后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鄭箋》則也跟著說：“摯之言至也，言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薄芭d”確有聯(lián)想的性質(zhì)，但這些經(jīng)師們卻利用詩歌藝術(shù)上的這種方法，大作宣揚封建觀點的文章。

后來具有一些文學觀點的人，在說詩時有的認為賦、比、興應該并重，如鐘嶸就主張“宏斯三義（按指興、比、賦），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詩品序》）。劉勰《文心雕龍》的《詮賦》，是論漢以后的辭賦的，但他認為賦體文學來自詩的“六義”之“賦”，他于“贊語”中說：“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眳⒅晕覀兦懊嬉降乃P(guān)于“詩有六義，其二曰賦”的解釋，可證他對“賦”并不輕視，而且還特別闡釋了作為藝術(shù)方法之一的賦，在構(gòu)成文學形象上的特點和作用。但是也有那么一部分人，雖然他們基本上也是從藝術(shù)方法角度來說賦、比、興的，但他們對“賦”卻較輕視。明代李東陽在《懷麓堂詩話》中曾說：

詩有三義，賦止居一，而比、興居其二。所謂比與興者，皆托物寓情而為之者也。蓋正言直述則易于窮盡而難于感發(fā)；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寫，反復諷詠以候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爽飛動，手舞足蹈而不自覺，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

清代吳喬更把賦與比、興完全對立起來，他說：“比、興是虛句，活句，賦是死句?！薄皩嵶鰟t有盡，虛做則無窮?！保ā秶鸂t詩話》卷一）他們認為賦只重事實而缺乏情思，是實做，是死句，如果照他們這樣來理解“賦”，那么“賦”不僅不是什么藝術(shù)方法之一，而是作詩時所要力求避免的了。產(chǎn)生他們這些觀點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他們對“賦”的理解，仍受到傳統(tǒng)經(jīng)學家們對“賦”的解說的影響；另一方面，是他們對比、興的詮釋已超出了最初只認為比是“以彼物比此物”，興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的范圍，而把比、興發(fā)展成為“意在象外”、“含蓄無窮”等整個詩歌藝術(shù)構(gòu)思的特點了。但不管怎樣，他們對詩歌表現(xiàn)手法之一的“賦”的理解是不正確的。

如果我們?nèi)鐚嵉貜摹对娊?jīng)》中詩篇所具有的表現(xiàn)手法來看，可以說在賦、比、興三者中間，恰恰是賦是大量的、常見的，構(gòu)成了《詩經(jīng)》詩篇表現(xiàn)手法的主體；比、興的運用雖然是《詩經(jīng)》民歌作品的一大特色，但它只在修辭上起著作用，其作用并不如有些人所夸張的那樣大。所以明代謝榛曾說：

洪興祖曰：《三百篇》比、賦少而興多，《離騷》興少而比、賦多。予嘗考之《三百篇》：賦七百二十，興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洪氏之說誤矣。（《四溟詩話》卷二）

不管謝榛的這項統(tǒng)計是否精確，如果以賦、比、興論詩，《三百篇》賦是主體，比、興的數(shù)字加起來還不如賦多，這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正視這樣一個情況，我們對《詩經(jīng)》藝術(shù)手法的解剖，就不應輕“賦”，而是對“賦”也要作準確的說明，并深入地來研究它。

其實，《詩經(jīng)》中許多名篇，如果按賦、比、興的手法看，多是屬于“賦也”這一范疇。長篇如《七月》、《東山》和大、小《雅》中那些著名的史詩和諷喻詩，短詩如《君子于役》、《伐檀》、《芣苡》、《無衣》等等，無不是直接抒情、寫景、鋪敘內(nèi)容。如《豳風·七月》一詩，可以看做是一首具有風俗畫卷色彩的長詩，它按季節(jié)物候的變化描繪了古代農(nóng)家生活，并以對比的手法反映了階級社會的真實面貌，對社會生活的反映既有深度又表現(xiàn)了很強的藝術(shù)概括力。《東山》寫一個久役者在歸途中的種種感受和感慨，有對往事的回憶，有對家鄉(xiāng)、妻室的懷想，有對路途辛苦的描繪，感情寫得曲折動人?！洞笱拧分械膸灼拿褡迨吩姟渡瘛?、《公劉》、《綿》等，用樸素的語言敘事，形象地反映了周人發(fā)祥、創(chuàng)業(yè)的一段古老的歷史，《公劉》詩中寫周人初至豳地時的居處欣喜之情：“于時處處，于是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薄毒d》中寫周人在岐地建立家園時的創(chuàng)業(yè)維艱和氣壯山河的勞動場面：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真是無不窮形盡相，有聲有色?！吨苣稀て]苡》一詩，寫古代婦女從事采集的活動，在回環(huán)復沓的形式下，表現(xiàn)了在采集勞動中，收獲由少到多，以及勞動時的無限歡快情緒。寫男女愛情的《邶風·靜女》一詩，則用戲劇性的場面和某些細致的描寫，生動地寫出了人物的心理和感情?！皭鄱灰?，搔首踟躕”，寫出了姑娘的調(diào)皮逗人和男子的焦灼不安；“匪（非）女（汝）之為美，美人之貽”，用男子贊美女子所贈的花草，來雙關(guān)地表現(xiàn)男子的情思和對女子的一片癡情。著名愛國詩篇《秦風·無衣》，用設為問答的口吻，寫出了團結(jié)友愛，共同抗敵的熱情，等等。這樣的一些作品，有的敘說有序，移步換形，描景狀物，歷歷在目；有的敘事抒情，刻寫心理，深刻生動，語語感人。

總之，如果我們用賦、比、興來說詩的話，“賦”也是一種豐富的表現(xiàn)手法，值得我們作精心、具體的探索。我這樣說，絕沒有輕視比、興藝術(shù)力量的意思，而只是覺得對“賦”也要詮釋精確，深入挖掘和探討才對。其實，賦、比、興是古人對《詩經(jīng)》和古代詩歌表現(xiàn)手法的某些總結(jié)，這些傳統(tǒng)概念我們也可以使用，但也需看到，包括《詩經(jīng)》在內(nèi)的我國古代詩歌，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是十分豐富、多樣的。我們應該在更廣泛、更深入的基礎(chǔ)上，不斷加以研究和總結(jié)，這對于提高我們文學史的水平和文學理論水平，都是非常必要的。

（原載《文史知識》198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