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道德問題的論戰(zhàn)

日前抵滬，在最近兩期《生活》上看見先生和梁君及亦青女士討論李童戀愛事件，甚佩高論。李童在廣州訂契約時，我正在廣東，曾略有所聞；現(xiàn)來上海，又值此事發(fā)生，且引起社會上注意。本擬待童女士將事實經(jīng)過發(fā)表后再來討論；但現(xiàn)在他們已經(jīng)和解，真象恐無大白于社會之一日；暫就個人所知，略為推論，質(zhì)之先生以為何如？

我之要和先生討論的，不僅在李童戀愛事件之本身，而尤著重在知識階級之性道德問題。目下知識階級對于性道德，尚無一定標準；舊道德已破壞無余，新道德尚未建立，于是有許多女子為此徬徨時代之犧牲者。在知識階級已有相當?shù)匚坏娜?，往往家里放著一個老婆，外面再有一個戀人，他不僅把戀人時常更換，而且同時能應付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戀人，但一般人對此并不覺奇怪。他之能夠如此，是憑籍他的地位，他的學識以及聲望；固然，女子不應為虛榮心所驅(qū)使而自投羅網(wǎng)，但平心而論，如果我們非如叔本華之有痛恨女子的成見，則該承認女子是居于被動的成分多。無論如何，她們不能去強奸男子，引誘男子；縱有像余美顏其人，亦不過千百女人中之一二人而已。

（中略）

先生對于“只談戀愛，不談婚姻”這一問題，以“無暇置論”四字了之，我覺得這是不應該的。以《生活》周刊及先生在社會上所居之地位，卻不應該把這個重要問題放過。我不相信童女士能夠大膽說過此話（李氏信中所云，似乎不足為準），反之，在上海以及在廣州，我卻親耳聽見“李哲學家”這樣講過。無論此語出于誰人之口，“哲學家”總不應以此語來遮飾自己的罪惡，來卸卻自己的責任。事實告訴我們，現(xiàn)代女子有百分之九十在社會上不曾取得經(jīng)濟地位。女子的黃金時代，不過青春時代的十幾年，倘使女子把這十幾年過完便應該死，則“只談戀愛，不談婚姻”的原則還可成立；否則天下的男子固然得其所哉，而天下女子“無噍類矣”。

（中略）

總之，我覺得李童打官司的事，關系尚小，知識階級之蹂躪女性，卻是目下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我推崇先生及《生活》周刊之故，所以不憚煩寫了這許多；先生或者不同情我的意見，但最少會同情于我之用心。我相信先生對于我會有詳細而正確的解答，倘因此拋開李童事件而引起性道德問題的論戰(zhàn)，我相信《生活》周刊會不惜篇幅來刊載；我更相信這種論戰(zhàn)對于現(xiàn)社會不是點綴品，裝飾品，多少會有點好處。不審先生以為何如？

許志平

按： 許先生的“意見”和“用心”，記者都表同情，因為他主張在“女子有百分之九十在社會上不曾取得經(jīng)濟地位”的時代——也就是亦青女士在上期本刊所謂“在這男女尚未真正平等的情形社會里”——女子不能“只談戀愛不談婚姻”，男子也不應對這樣的女子“獨辟蹊徑”，我為什么表同情于這個主張？因為我以為“兩性間以不害人不害己為最高標準”（詳見上期答亦青女士的信），而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女子是顯然要受害的，便違反了這個“最高標準”。

我對于“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的童女士，當然是和許先生一樣的“原諒”她，并覺得她的要拿“贍養(yǎng)費”是應該的，記者在三十七期本刊答梁先生信中說過：“關于這一點，我們對女子固不愿有何責備，因為尋常女子既無以自立，不靠‘贍養(yǎng)費’又怎樣呢？”也就是等于許先生所謂“她被人蹂躪之后，必要過活，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說她沒有生活的權利。”可是我在上面幾句話之后就接著說“不過這種女子絕不可‘只談戀愛不談婚姻’”。而童女士卻有意要“只談戀愛不談婚姻”，所以走上了歧途。（這不是替“李哲學家”卸責任，“李哲學家”當然也有責任，這是記者早說過的。）

許先生對于這一點表示“我不相信童女士能夠大膽說過此話”，但是我們試看“李哲學家”所著的那本《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的小冊子（良友公司出版），童女士在該書末了《讀后感》里確有很明白的表示過，在該書里，“李哲學家”談到“戀愛問題”，他說“我個人贊成戀愛而不贊成婚姻。我主張廢除婚姻，破除小家庭，而造成一個大社會”。（見該書第二十四頁，這不過引他的話，記者贊否是另一問題，請勿混為一談）童女士即在該書的《讀后感》里說“還有一個戀愛問題也是值得討論的。關于這個問題，可以說我與石岑先生的意見完全相同。我對于戀愛，只覺得是潤濕這枯寂的生活并促進事業(yè)上發(fā)展的一種工具。我不愿做名正言順的良妻賢母，更不屑為任何人的小家庭的應有的裝飾。我是社會的人，要干的事業(yè)正不少，做一個十足的今日的‘社會人’，才是我唯一的期望。因此，對于今日的變相的買賣婚姻，與不徹底的冒牌的戀愛，都覺得是現(xiàn)代社會的一個大污影?！比绻袄钫軐W家”當時果把“只談戀愛不談婚姻”的話征求過童女士的同意，而童女士又確有如上面所說的那樣自愿的同意，我以為這件事的責任各人都應負上一部分——也許“李哲學家”要負大部分，因為他“比童女士大二十多歲”，立于“領導青年的地位”，但在這種情形之下，童女士自己似乎也不能完全沒有責任。

最后要講到許先生怪我“對于‘只談戀愛不談婚姻’這一問題，以‘無暇置論’四字了之。”當時實因篇幅有限，正題之外只得把旁枝暫擱，留待另篇討論，并非從此便欲含糊“了之”?，F(xiàn)既承許先生提及，請“拋開李童事件”而略述鄙懷。我在此處仍要提出所謂兩性關系的最高標準，即“兩性間以不害人不害己為最高標準”。

（請參看上期答亦青女士的信）倘若社會環(huán)境及男女的平等程度能進化到雖“只談戀愛不談婚姻”而亦無害于兩性間彼此的福利，我不欲反對（像蘇俄現(xiàn)在的社會環(huán)境及男女的平等程度，雖尚未全廢婚姻，但婚姻制度已比他國自由得多，連結(jié)婚儀式都可以不要。可參看《蘇俄視察記》一六六頁至一七二頁《男女關系與婚姻問題》），但如果其中必要的條件未備而盲動亂來，害了對方又害自己，便違反了上面所說的那個“最高標準”，當然是不能贊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