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政論之生不能離了他的地方人民性，是從古到今再顯明沒有的事情。例如放任經(jīng)濟(jì)論之起于英，十八世紀(jì)自由論之起于法，國家論及國家社會論起于德，所謂“拜金主義”者之極盛于美，都使我們覺得有那樣土田，才生那樣草木。中國在春秋戰(zhàn)國間東西各部既通而未融，既混而未一，則各地政論之起，當(dāng)因地域發(fā)生很不同的傾向，是自然的事。戰(zhàn)國時風(fēng)氣最相反的莫如齊秦，一以富著，一以強稱；一則寬博，一則褊狹；一則上下靡樂，一則人民勇于公戰(zhàn)；一則天下賢士皆歸之，一則自孝公以來即燔滅詩書（見《韓非子·和氏》篇）。齊則上下行商賈之利，秦則一個純粹的軍國家，齊之不能變?yōu)榍?，猶秦之難于變?yōu)辇R。秦能滅齊而不能變其俗，秦地到了漢朝，為天下之都，一切之奢侈皆移于關(guān)中，而近秦之巴蜀，山鐵之富甲于世間，然后其俗少變，然關(guān)西猶以出將著聞。（時諺：“關(guān)東多相，關(guān)西多將?！保┰谶@樣的差異之下，齊晉各有其不同的政治，亦即各有其政論是應(yīng)該的。

但秦在繆公一度廣大之后，連著幾代不振作，即孝公令中所謂“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者。及獻(xiàn)孝兩世，然后又有大志于中國，而關(guān)東賢士，因秦地自然之俗而利導(dǎo)之，如衛(wèi)鞅。不有關(guān)東賢士，無以啟秦地之質(zhì)，不有秦地之質(zhì)，亦無以成關(guān)東賢士之用。此樣政治之施用在秦，而作此樣政論者則由三晉。晉在初年亦全是一個軍國家，和東方諸侯不同，和秦國歷代姻戚，邊疆密邇，同俗之處想必甚多。即如晉國最大之趙孟，本是秦之同宗，晉之大夫出奔，每至于秦。晉在后來既強大，且富庶，漸失其早年軍國的實在。既分為三之后，只有趙國沿保持早年的武力。韓、魏地富中國，無土可啟（魏始有上郡，后割于秦，遂失邊境），有中土之侈靡可學(xué)，遂為弱國。在不能開富不能啟土范圍之內(nèi)，想把國家弄得強且固，于是造成一種官術(shù)論，即所謂中子之學(xué)，而最能實行這些官術(shù)論者，仍然是秦。

所以戰(zhàn)國時的政治論，略去小者不言，大別有東西兩派。齊為東派，書之存于后者有《管子》《晏子》。這個政論的重要題目是：如何用富而使人民安樂，如何行權(quán)而由政府得利，如何以富庶致民之道德，如何以富庶戒士卒之勇敢，如何富而不侈，如何庶而不淫。《管子》書中論政全是以經(jīng)濟(jì)為政治論，《晏子》書論政全是以杜大國淫侈為政體論。返觀韓魏官術(shù)之論，及其行于秦國之跡，則全不是這些話，富國之術(shù)，只談到使民務(wù)本事，而痛抑商賈之操縱，執(zhí)法立信，信賞必罰，“罰九賞一”，“燔滅詩書”，重督責(zé)而絕五蠹（《商君書》作“六虱”）。蓋既富之國，應(yīng)用其富，而經(jīng)濟(jì)政策為先（齊既衰之國，應(yīng)強其政，而刑名之用為大（韓魏）；新興之國，應(yīng)成一種力大而易使之民俗，以為兼并之資，而所謂商君之法者以興。這便是《管子》《晏子》書對于《商君》《韓非》書絕然不同的原因。

管晏商韓四部書都很駁雜，須待下篇論諸子分析時詳說，此處但舉齊學(xué)晉論幾個重要分素。

齊學(xué) 《管子》書沒有一個字能是管子寫的，最早不過是戰(zhàn)國中年的著作，其中恐怕有好些是漢朝的東西。今姑以太史公所見幾篇為例，《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之旨要，太史公約之云：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qū)區(qū)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與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zhuǎn)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quán)衡?；腹珜嵟偌?，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zé)包茅不入貢于周室?；腹珜嵄闭魃饺郑苤僖蚨钛嘈拚俟?。于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

輕重權(quán)衡《管子》書中言之極詳，現(xiàn)在不舉例。《管子》書中義，譎中有正，變中有常，言大而夸，極多絕不切實用者，如《輕重戊》一段，思將天下買得大亂，而齊取之。齊雖富，焉能這樣？這固全是齊人的風(fēng)氣。然其要旨皆歸于開富源以成民德，治民對鄰，皆取一種適宜的經(jīng)濟(jì)政策?！蛾套印窌牟缮醺撸惲x除貶孔丘外，皆與儒家義無相左處。齊人好諫，好以諷辭為諫，晏子實淳于髡所慕而為其隱語諷辭者（見《史記》），齊人后來且以三百篇為諫書。

三晉論 齊雖那樣富，“泱泱乎大國風(fēng)”，但其人所見頗鄙，大有據(jù)菑萊而小天下之意。孟子每言齊人所見不廣，妄以自己所有為天下先，如云，“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若晉則以密邇東西周之故，可比齊人多知道天下之大，歷史之長，又以歷為百余年中國伯主，新舊獻(xiàn)典，必更有些制作，故三晉政論當(dāng)不如齊國之陋，然又未免于論術(shù)多而論政少，或竟以術(shù)為政。關(guān)于刑名之學(xué)之所起，《淮南·要略》說得很好：

申子者，韓昭侯之佐。韓、晉之別國也。地激民險，而介于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繆，百官背亂，莫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此言亦見《韓子·定法》篇，《韓子》書不出一人手，不知此言是誰抄誰者。）

申子刑名之學(xué)用于秦晉，用于漢世，此種官術(shù)自其小者言之，不過是些行政之規(guī)，持柄之要。申子書今雖不可見，然司馬子長以為“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實”。大約還沒有很多的政治通論。不過由綜核名實發(fā)軌，自然可成一種溥廣的政論。所以韓子之學(xué)，雖許多出于名實之外，然“引繩墨，切事情”，亦即名實之推廣，不必因狹廣分申、韓為二，兩人亦皆是韓地的地道出產(chǎn)。申子書今佚，然故書所傅申子昭侯事，頗有可引以證其作用者。

申子嘗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為學(xué)于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shù)乎？已其行子之術(shù)，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闭押钤唬骸拔崧劽髦鲪垡伙A一笑，顰有為顰，笑有為笑。今袴豈特顰笑哉？吾必待有功者！”（上兩事見《韓子》《說苑》等，文從《通鑒》所引。）

《韓非子》的雜篇章多是些申申子之意者，但韓非政論之最精要處在《五蠹》《顯學(xué)》兩篇，這是一個有本有末的政論，不可僅把他看做是主張放棄儒墨文學(xué)俠士者?！讹@學(xué)》已抄在前篇，《五蠹》文長，不錄。

《商君書》純是申韓一派中物，《靳令》篇言“六虱”，即《韓子》中“五蠹”之論。商君決不會著書，此書當(dāng)是三晉人士，因商君之令而為之論?！俄n非子》說家有其書，則托于商君之著書，戰(zhàn)國末年已甚流行，《韓非子》議論從其出者不少。

我們現(xiàn)在可以申韓商君為一派，而以為其與齊學(xué)絕不同者，《韓非子》書中有顯證。

（《定法》第四十三）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國？”應(yīng)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于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yǎng)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shù)，而公孫鞅為法。術(shù)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zé)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zhí)也。法者，憲令著于官府，賞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shù)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同篇下文又云）二子之于法術(shù)，皆未盡善也。

（《難二》第三十七）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标套釉侔荻o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yuǎn)。”景公笑曰：“子家習(xí)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于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本肮唬骸昂喂剩俊睂υ唬骸靶潭嘁??！本肮烊蛔兩唬骸肮讶似浔┖?？”于是損刑五?；蛟唬骸瓣套又F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dāng)，無多；不當(dāng)，無少。無以不當(dāng)聞，而以太多說，無術(shù)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shù)，猶北且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奸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dāng)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胡其善?！币虬l(fā)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fù)遺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于小人，而生桓公之恥于君子矣！使桓公發(fā)倉囷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腹蘖x，須遺冠而后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于小人，而亦遺義之恥于君子矣。且夫發(fā)囷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于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豈可以雪恥哉？”

按，上段必是當(dāng)時流行《晏子諫書》中一節(jié)，下段必是當(dāng)時流行《管子》書中一節(jié)，所謂“因禍以為福，轉(zhuǎn)敗以為功”者，為韓子學(xué)者皆不取此等齊人政論。

今本管、韓書中皆多引用《老子》文句處，《管子》在漢志中列入道家，而太史公以為申韓皆原于道德之義。按，此非戰(zhàn)國末年事，此是漢初年編輯此類篇章者加入之采色，待下篇論諸子文籍分析時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