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五十年是中國古文學的結束時期。做這個大結束的人物，很不容易得。恰好有一個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學很光榮的結局了。

章炳麟是清代學術史的押陣大將，但他又是一個文學家。他的《國故論衡》，《檢論》，都是古文學的上等作品。這五十年中著書的人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精心結構的；不但這五十年，其實我們可以說這兩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結構，可以稱做“著作”的書，——如《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等，——其余的只是結集，只是語錄，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國故論衡》要算是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學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與組織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章氏論文，很多精到的話。他的《文學總略》（《國故論衡》中）推翻古來一切狹陋的“文”論，說“文者，包絡一切著于竹帛者而為言”。他承認文是起于應用的，是一種代言的工具；一切無句讀的表譜簿錄，和一切有句讀的文辭，并無根本的區(qū)別。至于“有韻為文，無韻為筆”，和“學說以啟人思，文辭以增人感”的區(qū)別，更不能成立了。這種見解，初看去似不重要，其實很有關系。有許多人只為打不破這種種因襲的區(qū)別，故有“應用文”與“美文”的分別；有些人竟說“美文”可以不注重內容；有的人竟說“美文”自成一種高尚不可捉摸，不必求人解的東西，不受常識與論理的裁制！章炳麟說：

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則有獨至。凡無句讀文，皆文字所專屬者也，以是為主，故論文學者不得以興會神旨為上?！霓o始于表譜簿錄，則修辭立誠，其首也。

又說：

不得以感人者為文辭，不感者為學說?！瓕W說者，非一往不可感人。凡感于文言者，在其得我心。是故飲食移味，居處缊愉者，聞勞人之歌，心猶怕然。大愚不靈，無所憤悱者，覩妙論則以為恒言也。身有疾痛，聞幼眇之音，則感?隨之矣。心有疑滯，覩辨析之論，則悅懌隨之矣。

他是能實行不分文辭與學說的人，故他講學說理的文章都很有文學的價值。他并不反對桐城派的古文，他的《菿漢微言》有一段說：

問桐城義法何其隘邪？答曰，此在今日，亦為有用。何者？明末猥雜佻侻之文霧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后，異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風復作，報章小說，人奉為宗。幸其流派未亡，相存綱紀，學者守此，不至墮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諦言之，文足達意，遠于鄙倍，可也。有物有則，雅馴近古，是亦足矣。派別安足論？（頁六八）

但他自己論文，卻主張回到魏晉。他說：

魏晉之文，大體皆卑于漢，獨持論仿佛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國故論衡》中，《論式》，頁九四）

為什么呢？因為

老莊形名之學，逮魏復作，故其言不牽章句；單篇持論，亦優(yōu)漢世。（頁九二）

故他以為

持誦《文選》，不如取《三國志》，《晉書》，《宋書》，《弘明集》，《通典》觀之。縱不能上窺九流，猶勝于滑澤者。（頁九三）

他又說：

夫雅而不核，近于誦數(shù)，漢人之短也。廉而不節(jié)，近于強鉗；肆而不制，近于流蕩；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過也。有其利而無其病者，莫若魏晉。（頁九五）

又說：

效唐宋之持論者，利其齒牙。效漢之持論者，多其記誦。斯已給矣。效魏晉之持論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學。（同頁）

“必先豫之以學”六個字，談何容易？章炳麟的文章，所以能自成一家，也并非因為他模仿魏晉，只是因為他有學問做底子，有論理做骨格。《國故論衡》里文章，如《原儒》，《原名》，《明見》，《原道》，《明解故上》，《語言緣起說》，……皆有文學的意味，是古文學里上品的文章?！稒z論》里也有許多好文章；如《清儒》篇，真是近代難得的文章。

但他究竟是一個復古的文家。他的復古主義雖能“言之成理”，究竟是一種反背時勢的運動。他論文辭，知道文辭始于表譜簿錄，是應用的；但他的文章應用的成績比較最少。他對于同時的文人都有點薄鄙的意思（看《文錄》二，《與鄧實書》及《與人論文書》）。他自命“將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則”。他于近代文人中，只承認“王闓運能盡雅”。有人問他如何能做到古雅的文章，他曾把王闓運做文章的法子來教人。什么法子呢？原來是先把意思寫成平常的文章，然后把虛字盡量刪去，自然古雅了！他又喜歡用古字來代替通行的字；他自己說。

六書本義，廢置已夙；經(jīng)籍仍用，通借為多。舍借用真，茲為復始。（《檢論》五，《正名雜義》，頁二八）

他不知道荀卿“約定俗成謂之宜”的話乃是正名的要旨，故他這種“復始”的工夫雖然增加了古氣古色，同時便減少了應用的程度。他自己著書，本來有句讀，還可以幫助一般讀者的了解。后來他的門人?？趟娜珪詾槿ψx不古，刪去句讀，就更難讀了。他知道文辭以“存質”為本，他曾說：“文益離質則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篤”；他痛恨那班。

庸妄賓僚，謬施涂塈，案一事也，不云“纖悉畢呈”，而云“水落石出”；排一難也，不云“禍胎可絕”，而云“釜底抽薪”。表象既多，鄙倍斯甚！（《正名雜義》，頁一四）

但他那篇《訂文》（《正名雜義》乃《訂文》的附錄）中有句云：“后之林烝，知孟晉者，必修述文字”，用“孟晉”代求進步，還說得過去；“林烝”二字，比他舉出的“水落石出”“釜底抽薪”，更不通了。

總而言之，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這是無可疑的。但他的成績只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之癥，仍舊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則”的盛業(yè)。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卻沒有傳人。有一個黃侃學得他的一點形式，但沒有他那“先豫之以學”的內容，故終究只成了一種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學，我們不能不說他及身而絕了。

章炳麟論韻文，也是一個極端的復古派。他說古今韻文的變遷，頗有歷史的眼光。他說：

吟詠情性，古今所同，而聲律調度異焉。魏文侯聽今樂則不知倦，古樂則臥。故知數(shù)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為美。（《國故論衡》中，《辨詩》，頁九九）

這是很不錯的歷史見解。根據(jù)于這個“數(shù)極而遷”的觀念，他指出《三百篇》為四言詩的極盛時期；到了漢以下，“四言之勢盡矣”，故束皙等的四言詩都做不好，到了唐朝，“五言之勢又盡，杜甫以下辟旋以入七言”；到了“宋世，詩勢已盡，故其吟詠情性，多在燕樂（詞）”。他論近代的詩，也很不錯：

今詞又失其聲律，而詩尨奇愈甚。考征之士，睹一器，說一事，則紀之五言，陳數(shù)首尾，比于馬醫(yī)歌括。及曾國藩自以為功，誦法江西諸家，矜其奇詭。天下騖逐，古詩多詰屈不可誦，近體乃與杯珓讖辭相等。江湖之士艷而稱之，以為至美。蓋自《商頌》以來，歌詩失紀，未有如今日者也。

這種議論的自然結果應該是一種很激烈的文學革命了。誰知他下文一轉便道：

物極則變，今宜取近體一切斷之（自注：唐以后詩但以參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語則不足誦），古詩斷自簡文以上，唐有陳（子昂），張（九齡），李（白），杜（甫）之徒，稍稍刪取其要，足以繼風雅，盡正變矣。

這種極端的復古論，和他的文學史觀，實在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四言詩之勢已盡于漢末而五言詩之勢已盡于唐初，如果詩之勢已盡于宋世，那就如他自己說的“雖才士弗能以為美”了，難道他們還能復興于今日嗎？那“數(shù)極而遷”的文學，難道還可以恢復嗎？

但他不顧這個矛盾，還想恢復那“數(shù)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為美”的詩體。他的韻文（《文錄》二，頁八六以下）全是復古的文學。內中也有幾首可讀的，如《東夷詩》的第三四首：

客從海西來，上堂結羅襪。長跪箸席上，對語忘時日。仰見玉衡移，握手言離別。下堂尋革鞮，革鞮忽已失?；仡^問主人，主人甫驚絕。乞君一兩靴，便向籠間掇?；\間何所有？四顧吐長舌。

甲第夫如何？繩蔑相鉤帶?；⒙浯┓娇?，空小門不大。按項出門去，恣情逐巖瀨。三步復五步，京市亦迢遰。時復得町畦，云中聞犬吠。策杖尋其聲，耆獻方高會?！氨菹虑f歲！世世從臺隸！”

這種詩的剪裁力確是比黃遵憲的《番客篇》等詩高的多，又加上一種刻畫的嘲諷意味，故創(chuàng)造的部分還可以勉強抵銷那模仿的部分。此外如《艾如張》，如《董逃歌》，若沒有那篇長序，便真是“與杯珓讖辭相等”了。最惡劣的假古董莫如他的《丹橘》與《上留田》諸篇。《丹橘》凡“七章，二章章四句，五章章八句”，我猜想了五年，近來方才敢猜這詩大概是為劉師培作的。我引第五六章作例：

天道無遠，讒夫既喪。何以漱浣？其痍其壯。越畹望之，度畦鄉(xiāng)之。不見廣陵，蓬萊障之。

檴之麇矣，不宿乾鵲。民之睪矣，如狙如玃。知我之好，匪伊朝夕。爾雖我刲，我心則懌。

這種詩使我們聯(lián)想到《易林》，《易林》是漢朝的一種“杯珓讖辭”。其實一千幾百年前的“杯珓讖辭”未必就遠勝一千幾百年后的“杯珓讖辭”。

章炳麟在文學上的成績與失敗，都給我們一個教訓。他的成績使我們知道古文學須有學問與論理做底子，他的失敗使我們知道中國文學的改革須向前進，不可回頭去；他的失敗使我們知道文學“數(shù)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為美”，使我們知道那“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則”的盛業(yè)是永永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