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正名主義

孔子哲學(xué)的根本觀念，依我看來，只是上篇所說的三個觀念：

第一，一切變遷都是由微變顯，由簡易變繁賾。所以說：

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兑住吩唬骸奥乃獔员痢?，蓋言順也。

知道一切變遷都起于極微極細(xì)極簡易的，故我們研究變遷，應(yīng)該從這里下手。

所以說：

夫易，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韓注：“極未形之理曰深，適動微之會曰幾”）。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wù)。

“深”是隱藏未現(xiàn)的?！皫住弊帧兑紫缔o》說得最好：

幾者動之微吉兇之先見者也（舊無兇字，義不可通。今按孔穎達(dá)《正義》云：“諸本或有兇字者，其定本則無也?！笔翘茣r尚有有兇字之本。今據(jù)增）。

孔子哲學(xué)的根本觀念，只是要“知幾”，要“見幾”，要“防微杜漸”。大凡人生哲學(xué)（即倫理學(xué)），論人生行為的善惡，約分兩大派：一派注重“居心”，注重“動機”；一派注重行為的效果影響?？鬃拥娜松軐W(xué)，屬于“動機”一派。

第二，人類的一切器物制度禮法，都起于種種“象”。換言之，“象”便是一切制度文物的“幾”。這個觀念，極為重要。因為“象”的應(yīng)用，在心理和人生哲學(xué)一方面就是“意”，就是“居心”（孟子所謂“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之存心）。就是俗話說的“念頭”。在實際一方面，就是“名”，就是一切“名字”（鄭玄說，古曰名，今曰字）。“象”的學(xué)說，于孔子的哲學(xué)上，有三層效果：（一）因為象事物的“動機”，故孔子的人生哲學(xué)，極注重行為的“居心”和“動機”。（二）因為“象”在實際上，即是名號名字，故孔子的政治哲學(xué)主張一種“正名”主義。（三）因為象有仿效模范的意思，故孔子的教育哲學(xué)和政治哲學(xué)，又注重標(biāo)準(zhǔn)的榜樣行為，注重正己以正人，注重以德化人。

第三，積名成“辭”，可以表示意象動作的趨向，可以指出動作行為的吉兇利害，因此可以作為人生動作的向?qū)А９收f：

理則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正辭”與“正名”只是一事?？鬃又鲝垺罢薄ⅰ罢o”，只是一方面要鼓天下之動，一方面要禁民為非。

以上所說，是孔子哲學(xué)的重要大旨。如今且先說“正名主義”。正名主義，乃是孔子學(xué)說的中心問題。這個問題的重要，見于《論語·子路篇》：

子路曰：“衛(wèi)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注，正百事之名）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

請看名不正的害處，竟可致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百姓無所措手足。這是何等重大的問題！如今且把這一段仔細(xì)研究一番：

怎么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呢？“言”是“名”組合成的。名字的意義若沒有正當(dāng)?shù)臉?biāo)準(zhǔn)，便連話都說不通了。孔子說：

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是有角之形。（《漢書·律歷志》：“成六觚”。蘇林曰：“六觚，六角也?！庇帧督检胫尽罚骸鞍缩?，象八方”。師古曰：“觚，角也?！卑喙獭段鞫假x》：“上觚棱而樓金爵?！弊⒃疲骸磅?，八觚，有隅者也。”可證。）故有角的酒器叫做“觚”。后來把觚字用泛了，凡酒器可盛三升的，都叫做“觚”，不問他有角無角。所以孔子說：“現(xiàn)在觚沒有角了。這也是觚嗎？這也是觚嗎？”不是觚的都叫做“觚”，這就是言不順。且再舉一例?？鬃诱f：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政字從正，本有正意。現(xiàn)今那些昏君貪官的政府，也居然叫做“政”，這也是“言不順”了。

這種現(xiàn)象，是一種學(xué)識思想界昏亂“無政府”的怪現(xiàn)象。語言文字（名）是代表思想的符號。語言文字沒有正確的意義，還有什么來做是非真假的標(biāo)準(zhǔn)呢？沒有角的東西可叫做“觚”，一班暴君污吏可叫做“政”，怪不得少正卯、鄧析一般人，要“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用《呂氏春秋》語）了。

孔子當(dāng)日眼見那些“邪說暴行”（說見本篇第二章），以為天下的病根在于思想界沒有公認(rèn)的是非真?zhèn)蔚臉?biāo)準(zhǔn)。所以他說：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他的中心問題，只是要建設(shè)一種公認(rèn)的是非真?zhèn)蔚臉?biāo)準(zhǔn)。建設(shè)下手的方法便是“正名”。這是儒家公有的中心問題。試引荀卿的話為證：

今圣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shù)之儒，亦皆亂也?！愋坞x心交喻，異物名實互紐；貴賤不明，同類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荀子·正名篇》。說解見第十一篇第三章）。

不正名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這兩句可作孔子“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兩句的正確注腳。

怎么說“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呢？這是說是非真?zhèn)紊茞喝魶]有公認(rèn)的標(biāo)準(zhǔn)，則一切別的種種標(biāo)準(zhǔn)如禮樂刑罰之類，都不能成立。正如荀卿說的：“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shù)之儒，亦皆亂也。”“正名”的宗旨，只要建設(shè)是非善惡的標(biāo)準(zhǔn)，已如上文所說。這是孔門政治哲學(xué)的根本理想?！墩撜Z》說：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只是正名主義。正名的宗旨，不但要使觚的是“觚”，方的是“方”，還須要使君真是君，臣真是臣，父真是父，子真是子。不君的君，不臣的臣，不子的子和不觚的觚，有角的圓是同樣的錯謬。

如今且看孔子的正名主義如何實行。孟子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洞呵铩罚熳又乱?。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說：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qū)猛獸，而百姓寧?？鬃映伞洞呵铩范鴣y臣賊子懼。

一部《春秋》便是孔子實行正名的方法。《春秋》這部書，一定是有深意“大義”的，所以孟子如此說法。孟子又說：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鬃釉唬骸捌淞x則丘竊取之矣。”

莊子《天下篇》也說：“春秋以道名分。”這都是論《春秋》最早的話，該可相信。若《春秋》沒有什么“微言大義”，單是一部史書，那真不如“斷爛朝報”了?？鬃硬皇且粋€全無意識的人，似乎不至于做出這樣極不可讀的史書。

論《春秋》的真意，應(yīng)該研究《公羊傳》和《谷梁傳》，晚出的《左傳》最沒有用。我不主張“今文”，也不主張“古文”，單就《春秋》而論，似乎應(yīng)該如此主張。

《春秋》正名的方法，可分三層說：

第一，正名字?！洞呵铩返牡谝环椒?，是要訂正一切名字的意義。這是言語學(xué)文法學(xué)的事業(yè)。今舉一例，《春秋》說：

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飛，過宋都。（《公羊傳》）曷為先言“霣”而后言“石”？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聻橄妊浴傲倍笱浴胞o”？六鹢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鹢”，徐而察之，則退飛?！?

（《谷梁傳》）“隕石于宋，五?！毕取半E”而后“石”，何也？“隕”而后“石”也。于宋四境之內(nèi)曰“宋”。后數(shù)，散辭也，耳治也?！笆窃乱玻o退飛，過宋都?！薄笆窃乱病保瑳Q不日而月也?！傲o退飛過宋都”，先數(shù)聚辭也。目治也?！又谖?，無所茍而已。石鹢且猶盡其辭，而況于人乎？故五石六鹢之辭不設(shè)，則王道不亢矣。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石則后其“五”，言退鹢則先其“六”。圣人之謹(jǐn)于正名如此。

“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蔽迨o之辭是也。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這是正名的第一義。古書辨文法上詞性之區(qū)別，莫如《公羊》《谷梁》兩傳?！豆騻鳌分v詞性更精。不但名詞（如車馬曰，貨財曰賻，衣服曰襚之類），動詞（如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春曰祠，夏曰，秋曰嘗，冬曰烝，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等），分別得詳細(xì)，并且把狀詞（如既者何，盡也）、介詞（如及者何，累也）、連詞（如遂者何，生事也，乃者何，難之也，之類）之類，都仔細(xì)研究方法上的作用。

所以我說《春秋》的第一義，是文法學(xué)、言語學(xué)的事業(yè)。

第二，定名分。上一條是“別同異”，這一條是“辨上下”。那時的周天子久已不算什么東西。楚吳都已稱王，此外各國，也多拓地滅國，各自稱雄?？鬃友垡娔羌姞師o主的現(xiàn)象，回想那封建制度最盛時代，井井有條的階級社會，真有去古日遠(yuǎn)的感慨。所以《論語》說：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讀這兩句，可見他老人家氣得胡子發(fā)抖的神氣！《論語》又說：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孔子雖明知一時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他卻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封建階級。所以《春秋》于吳楚之君，只稱“子”，齊晉只稱“侯”，宋雖弱小，卻稱“公”。踐土之會，明是晉文公把周天子叫來，《春秋》卻說是“天王狩于河陽”。周天子的號令，久不行了，《春秋》每年仍舊大書“春王正月”。這都是“正名分”的微旨?！墩撜Z》說：

子貢欲去告朔之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這便是《春秋》大書“春王正月”一類的用意。

第三，寓褒貶?！洞呵铩返姆椒?，最重要的，在于把褒貶的判斷寄托在記事之中。司馬遷《史記·自序》引董仲舒的話道：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jì)，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王道之大者也。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便是褒貶之意。上章說“辭”字本有判斷之意。故“正辭”可以“禁民為非”?！洞呵铩返摹皶ā?，只是要人看見了生畏懼之心，因此趨善去惡。即如《春秋》書弒君三十六次，中間很有個分別，都寓有“記者”褒貶的判斷。如下舉的例：

（例一）（隱四年三月戊申）衛(wèi)州吁弒其君完。

（例二）（隱四年九月）衛(wèi)人殺州吁于濮。

（例三）（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例四）（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公谷皆作髡）。

（例五）（六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

（例六）（文十八年冬）莒弒其君庶其。

（例七）（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例八）（成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即舉此八例，可以代表《春秋》書弒君的義例。（例一）與（例三、四、七）同是書明弒者之名，卻有個分別。（例一）是指州吁有罪。（例三）帶著褒獎與君同死的大夫。（例四）寫“世子商臣”以見不但是弒君，又是弒父，又是世子弒父。

（例七）雖與（例一）同式，但弒君的人，并不是趙盾，乃是趙穿。因為趙盾不討賊，故把弒君之罪責(zé)他。這四條是稱臣弒君之例。（例二、五、六、八）都是稱君不稱弒者之例，卻也有個分別。（例二）稱“衛(wèi)人”，又不稱州吁為君，是討賊的意思，故不稱弒，只稱殺。又明說“于濮”。濮是陳地，不是衛(wèi)地，這是說衛(wèi)人力不能討賊，卻要借助于外國人。（例五）也稱“宋人”，是責(zé)備被弒的君有該死之罪，但他究竟是正式的君主，故稱“其君”。（例六）與（例八）都稱是“國”弒君之例，稱“人”還只說“有些人”，稱“國”便含有“全國”的意思。故稱國弒君，那被弒之君，一定是罪大惡極的了。（例六）是太子仆弒君，又是弒父（據(jù)《左傳》）。因為死者罪該死，故不著太子仆弒君弒父之罪。

（例八）是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去弒君的。因為君罪惡太甚，故不罪弒君的人，卻說這是國民的公意。

這種褒貶的評判，如果真能始終一致，本也很有價值。為什么呢？因為這種書法，不單是要使“亂臣賊子”知所畏懼，并且教人知道君罪該死，弒君不為罪；父罪該死，弒父不為罪，（如上所舉的例六是）。這是何等精神！只可惜《春秋》一書，有許多自相矛盾的書法。如魯國幾次弒君，卻不敢直書。于是后人便生出許多“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等等文過的話，便把《春秋》的書法弄得沒有價值了。這種矛盾之處，或者不是孔子的原文，后來被“權(quán)門”干涉，方才改了的。我想當(dāng)日孔子那樣稱贊晉國的董狐（宣二年《左傳》），豈有破壞自己的書法？但我這話，也沒有旁的證據(jù)，只可算一種假設(shè)的猜想罷了。

總論《春秋》的三種方法——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貶——都是孔子實行“正名”、“正辭”的方法。這種學(xué)說，初看去覺得是很幼稚的。但是我們要知道這種學(xué)說，在中國學(xué)術(shù)思想上，有絕大的影響。我且把這些效果，略說一二，作為孔子正名主義的評判。

（1）語言文字上的影響　孔子的“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一句話，實是一切訓(xùn)詁書的根本觀念。故《公羊》《谷梁》，都含有字典氣味。董仲舒的書更多聲音通假的詁訓(xùn)（如名訓(xùn)“鳴以出命”號、訓(xùn)效，民訓(xùn)瞑，性訓(xùn)生之類）。也有從字形上著想的訓(xùn)詁（如說王字為三畫而連其中。《說文解字》引之）。大概孔子的正名說，無形之中，含有提倡訓(xùn)詁書的影響。

（2）名學(xué)上的影響　自從孔子提出“正名”的問題之后，古代哲學(xué)家都受了這種學(xué)說的影響。以后如荀子的“正名論”（看第十一篇第三章），法家的“正名論”（看第十二篇），不用說了。即如墨子的名學(xué)（看第六篇第三、四章），便是正名論的反響。楊朱的“名無實，實無名”（看第七篇），也是這種學(xué)說的反動。我們簡直可以說孔子的正名主義，實是中國名學(xué)的始祖。正如希臘梭格拉底的“概念說”，是希臘名學(xué)的始祖（參觀上篇老子論名一節(jié)）。

（3）歷史上的影響　中國的歷史學(xué)幾千年來，很受了《春秋》的影響。試讀司馬遷《史記·自序》及司馬光《資治通鑒》論“初命三晉為諸侯”一段，及朱熹《通鑒綱目》的正統(tǒng)書法各段，便可知《春秋》的勢力了?！洞呵铩纺遣繒豢僧?dāng)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dāng)作一部模范的史書看。后來的史家把《春秋》當(dāng)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錯了。為什么呢？因為歷史的宗旨在于“說真話，記實事”?！洞呵铩返淖谥?，不在記實事，只在寫個人心中對于實事的評判。明是趙穿弒君，卻說是趙盾弒君。明是晉文公召周天子，卻說是“天王狩于河陽”。

這都是個人的私見，不是歷史的實事。后來的史家崇拜《春秋》太過了，所以他們作史，不去討論史料的真?zhèn)?，只顧講那“書法”和“正統(tǒng)”，種種謬說。《春秋》的余毒就使中國只有主觀的歷史，沒有物觀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