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

《詩經(jīng)》釋義之學(xué)，毛鄭勝于三家，故三家為毛淘汰，朱子勝于毛鄭，故毛鄭為朱子淘汰。清代儒者想回到毛鄭身上的人，所爭得的只是幾個名物上的事，訓(xùn)詁大有進步，而解釋文義，反而拘束不如朱子，故清儒注了幾遍卻并不能代朱子。嘉慶以來，三家《詩》之學(xué)興，然究竟做不到《公羊》復(fù)興的狀態(tài)，因為《公羊傳》文，邵公《解詁》俱存，《繁露》也不失，所以有根據(jù)。三家《詩》六朝即成絕學(xué)，借漢儒所引，現(xiàn)在尚得見者，“存十一于千百”，雖可恢復(fù)些殘缺，究竟沒有像公羊?qū)W那樣子成大宗的憑藉。我們現(xiàn)在就清儒所輯三家《詩》異文及遺說看，三家《詩》實在大同小異。大約三家《詩》之異處，在引申經(jīng)義，以論政治倫理之處，不在釋經(jīng)，故“五際”之義，只有《齊詩》有，《魯》、《韓》都沒有。三家皆以《詩》論道、論政，《齊詩》尤能與時抑揚，大約一切齊學(xué)，都作侈言，都隨時變遷。《齊詩》如此，遂有五際，《公羊》如此，流成讖緯，伏《書》如此，雜以五行?！遏斣姟芬彩歉哒勚掠茫蝗琮R學(xué)雜陰陽而談天人，大約《韓詩》尤收斂，最少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故流行也最久（此只就漢儒所說及現(xiàn)存若干段中可得之印象論之，其實情甚難知）。舉例而言，太史公是學(xué)《魯詩》的，《魯詩》也最是大宗，他說：

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guān)雎》之亂，以為《風(fēng)》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guān)雎》作，仁義凌遲，《鹿鳴》剌焉。

這樣子拿著《詩經(jīng)》解說一種的系統(tǒng)的政治哲學(xué)，和《公羊傳》又有何分別？想當(dāng)時三家必有若干“通義”，如春秋之胡毋生條例，大一統(tǒng)、黜周王魯故宋、三世三統(tǒng)等。大約漢初儒者，都以孔子刪《詩》修《春秋》皆是撥亂反正之義。

《莊子·天下篇》（篇首當(dāng)是漢初年儒者所修改，六經(jīng)次序猶是武帝時狀態(tài)）說“《詩》以道志”，《太史公自敘》說，“《詩》長于風(fēng)”，“《詩》以達意”，《經(jīng)解》“《詩》之失愚”，這些話都不錯。但把《詩經(jīng)》張大其辭而作解釋的風(fēng)氣，自孔子已然。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庇终f：“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這些話，我們也不能怪他，因為《詩》在當(dāng)時是教育，拿來做學(xué)人修養(yǎng)用的，故引申出這些哲學(xué)來也是情理之常。我們固斷然不能更信這些話是對于《詩》本文有切解的，但也要明白當(dāng)時有這些話的背景。對漢儒以《詩經(jīng)》侈談?wù)我苍撘粯?。且《詩》本有一部分只是些歌謠，正靠這種張大其辭得存于世。

關(guān)于漢初三家《詩》義，可看陳喬樅等著作，此處不及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