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中國文學的變遷

兩種潮流的起伏

歷代文學的變遷

明末的新文學運動

公安派及其文學主張

竟陵派之繼起

公安竟陵兩派的結(jié)合

上次講到文學最先是混在宗教之內(nèi)的，后來因為性質(zhì)不同分化了出來。分出之后，在文學的領(lǐng)域內(nèi)馬上又有兩種不同的潮流：

（甲）詩言志——言志派

（乙）文以載道——載道派

言志之外所以又生出載道派的原因，是因為文學剛從宗教脫出之后，原來的勢力尚有一部分保存在文學之內(nèi)，有些人以為單是言志未免太無聊，于是便主張以文學為工具，再藉這工具將另外的更重要的東西——“道”，表現(xiàn)出來。

這兩種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國的文學史。我們以這樣的觀點去看中國的新文學運動，自然也比較容易看得清楚。

中國的文學，在過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條直路，而是像一道彎曲的河流，從甲處流到乙處，又從乙處流到甲處。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轉(zhuǎn)變。略如下圖：

圖中的虛線是表示文學上的一直的方向的，但這只是可以空想得出來，而實際上并沒有的。

民國以后的新文學運動，有人以為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胡適之先生在他所著的《白話文學史》中，就以為白話文學是中國文學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學也是朝著這個方向走，只因為障礙物太多，直到現(xiàn)在才得走入正軌，而從今以后一定就要這樣走下去。這意見我是不大贊同的。照我看來，中國文學始終是兩種互相反對的力量起伏著，過去如此，將來也總?cè)绱恕?

要說明這次的新文學運動，必須先看看以前的文學是什么樣?，F(xiàn)在我想從明末的新文學運動說起，看看那時候是什么情形，中間怎樣經(jīng)過了清代的反動，又怎樣對這反動起了反動而產(chǎn)生了最近這次的文學革命運動。更前的在這里只能略一提及，希望大家自己去研究，得以引申或訂正我的粗淺的概說。

晚周，由春秋以至戰(zhàn)國時代，正是大紛亂的時候，國家不統(tǒng)一，沒有強有力的政府，社會上更無道德標準之可言，到處只是亂鬧亂殺，因此，文學上也沒有統(tǒng)制的力量去拘束它，人人都得自由講自己愿講的話，各派思想都能自由發(fā)展。這樣便造成算是最先的一次詩言志的潮流。

文學方面的興衰，總和政治情形的好壞相反背著的。西漢時候的政治，在中國歷史上總算是比較好些的，然而自董仲舒而后，思想定于一尊，儒家的思想統(tǒng)治了整個的思想界，于是文學也走入了載道的路子。這時候所產(chǎn)生出來的作品，很少作得好的，除了司馬遷等少數(shù)人外，幾乎所有的文章全不及晚周，也不及這時期以后的魏晉。

魏時三國鼎立，晉代也只有很少年歲的統(tǒng)一局面，因而這時候的文學，又重新得到解放，所出的書籍都比較有趣一些。而在漢朝已起頭的駢體文，到這時期也更加發(fā)達起來。更有趣的是這時候尚清談的特別風氣。后來有很多人以為清談是晉朝的亡國之因，近來胡適之，顧頡剛諸先生已不以為然，我們也覺得政局的糟糕絕不能歸咎于這樣的事情。他們在當時清談些什么，我們雖不能知道，但想來是一定很有趣味的事?！妒勒f新語》是可以代表這時候的時代精神的一部書。另外還有很多的好文章，如六朝時的《洛陽伽藍記》，《水經(jīng)注》，《顏氏家訓》等書內(nèi)都有?！额伿霞矣枴繁静皇俏膶W書，其中的文章卻寫得很好，尤其是顏之推的思想，其明達不但為兩漢人所不及，即使他生在現(xiàn)代，也絕不算落伍的人物，對各方面他都具有很真切的了解，沒一點固執(zhí)之處?！端?jīng)注》是講地理的書，而里邊的文章也特別好。其他如《六朝文絜》內(nèi)所有的文章，平心靜氣地講，的確都是很好的，即使叫現(xiàn)代的文人寫，怕也很難寫得那樣好。

唐朝，和兩漢一樣，社會上較統(tǒng)一，文學隨又走上載道的路子，因而便沒有多少好的作品。這時代的文人，我們可以很武斷地拿韓愈作代表。雖然韓愈號稱文起八代之衰，六朝的駢文體也的確被他打倒了，但他的文章，即使是最有名的《盤谷序》，據(jù)我們看來，實在作得不好。僅有的幾篇好些的，是在他忘記了載道的時候偶爾寫出的，當然不是他的代表作品。

自從韓愈好在文章里面講道統(tǒng)而后，講道統(tǒng)的風氣遂成為載道派永遠去不掉的老毛病。文以載道的口號，雖則是到宋人才提出來的，但那只是承接著韓愈的系統(tǒng)而已。

詩是唐朝新起的東西，詩的體裁也在唐時加多起來，如七言詩，絕句，律詩等都是。但這只是由于當時考詩的緣故。因考詩所以作詩的加多，作品多了自然就有很多的好詩。然而這情形終于和六朝時候的創(chuàng)作情形是不相同的。

唐以后，五代至宋初，通是走著詩言志的道路。詞，雖是和樂府的關(guān)系很大，但總是這時期新興的一種東西。在宋初好像還很大膽地走著這條言志的路，到了政局穩(wěn)定之后，大的潮流便又轉(zhuǎn)入于載道方面。陸放翁，黃山谷，蘇東坡諸人對這潮流也不能抵抗，他們所寫下的，凡是我們所認為有文學價值的，通是他們暗地里隨便一寫認為好玩的東西。蘇東坡總算是宋朝的大作家，胡適之先生很稱許他，明末的公安派對他也捧得特別厲害，但我覺得他絕不是文學運動方面的人物，他的有名，在當時只是因為他反對王安石，因為他在政治方面的反動。（我們看來，王安石的文章和政見，是比較好的，反王派的政治思想實在無可取。）他的作品中的一大部分，都是摹擬古人的。如《三蘇策論》里面的文章，大抵都是學韓愈，學古文的。只因他聰明過人，所以學得來還好。另外的一小部分，不是正經(jīng)文章，只是他隨便一寫的東西，如書信題跋之類，在他本認為不甚重要，不是想要傳留給后人的，因而寫的時候，態(tài)度便很自然，而他所有的好文章，就全在這一部分里面。從這里可以見出他仍是屬于韓愈的系統(tǒng)之下，是載道派的人物。

清末有一位汪瑔批評揚雄，他說揚雄的文章專門摹仿古人，寫得都不好。好的，只有《酒箴》一篇。那是因為他寫的時候隨隨便便，沒想讓它傳后之故。這話的確不錯。寫文章時不擺架子，當可寫得十分自然。好像一般官僚，在外邊總是擺著官僚架子，在家里則有時講講笑話，自然也就顯得很真誠了。所以，宋朝也有好文章，卻都是在作者忘記擺架子的時候所寫的。

元朝有新興的曲，文學又從舊圈套里解脫了出來。到明朝的前后七子，認為元代以至明初時候的文學沒有價值，于是要來復(fù)古：不讀唐代以后的書籍，不學杜甫以后的詩，作文更必須學周秦諸子。他們的時代是十六世紀的前半：前七子是在弘治年間，為李夢陽何景明等人，后七子在嘉靖年間，為李攀龍王世貞等人。他們所生時代雖有先后，其主張復(fù)古卻是完全一樣的。

對于這復(fù)古的風氣，揭了反叛的旗幟的，是公安派和竟陵派。公安派的主要人物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他們是萬歷朝的人物，約當西歷十六世紀之末至十七世紀之初。因為他們是湖北公安縣人，所以有了公安派的名稱。他們的主張很簡單，可以說和胡適之先生的主張差不多。所不同的，那時是十六世紀，利瑪竇還沒有來中國，所以缺乏西洋思想。假如從現(xiàn)代胡適之先生的主張里面減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響，科學，哲學，文學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張了。而他們對于中國文學變遷的看法，較諸現(xiàn)代談文學的人或者還更要清楚一點。理論和文章都很對很好，可惜他們的運氣不好，到清朝他們的著作便都成為禁書了，他們的運動也給乾嘉學者所打倒了。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這是公安派的主張。在袁中郎（宏道）《敘小修詩》內(nèi)，他說道：

“……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為恨，以為未能盡脫近代文人習氣故也。

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準六經(jīng)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jīng)，豈復(fù)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fù)有盛唐之詩？惟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yōu)劣論也。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

這些話，說得都很得要領(lǐng)，也很像近代人所講的話。

在中郎為江進之的《雪濤閣集》所作序文內(nèi)，說明了他對于文學變遷的見解：

“……夫古有古之詩，今有今之詩，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于怨，不騷不足以寄也。后人有擬而為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于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十九等篇，騷之音節(jié)體制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

后面，他講到文章的“法”——即現(xiàn)在之所謂“主義”或“體裁”：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饤饾之習者以流麗勝，饤饾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于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xù)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qū)嵍?，是故續(xù)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奇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其務(wù)為不以根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于物無所不收，于法無所不有，于情無所不暢，于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法唐，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

對于文學史這樣看法，較諸說“中國文學在過去所走的全非正路，只有現(xiàn)在所走的道路才對”要高明得多。

批評江進之的詩，他用了“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八個字。這八個字可說是詩言志派一向的主張，直到現(xiàn)在，還沒有比這八個字說得更中肯的，就連胡適之先生的“八不主義”也不及這八個字說的更得要領(lǐng)。

因為他們是反對前后七子的復(fù)古運動的，所以他們極力地反對摹仿。在剛才所引中郎的《雪濤閣集序》內(nèi)，有著這樣的話：

“至以剿襲為復(fù)古，句比字擬，務(wù)為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有才者絀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于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倡億和，優(yōu)人騶從，共談雅道。吁，詩至此亦可羞哉！”

我們不能拿現(xiàn)在的眼光，批評他的“優(yōu)人騶從，共談雅道”為有封建意味，那是時代使然的。他的反對摹仿古人的見解實在很正確。摹仿可不用思想，因而他所說的這種流弊乃是當然的。近來各學?？荚?，每每以“董仲舒的思想”或“揚雄的思想”等作為國文題目，這也容易發(fā)生如袁中郎所說的這種毛病，使得能作文章的作來不得要領(lǐng)，不能作的更感到無處下筆。外國大學的入學試題，多半是“旅行的快樂”一類，而不是關(guān)于莎士比亞的戲曲一類的。中國，也應(yīng)改變一下，照我想，如能以太陽或楊柳等作為作文題目，當比較合適一些，因為文學的造詣較深的人，可能作得出好文章來。

伯修（宗道）的見解較中郎稍差一些。在他的《白蘇齋集》內(nèi)的《論文》里邊，他也提出了反對學古人的意見：

“今之圓領(lǐng)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于飽口腹蔽形體，今人之意亦期于飽口腹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人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殽核之內(nèi)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于達，而今人之文專期于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論文》上）

“……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chuàng)出一般言語。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發(fā)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而欲強笑，亦無可哀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巨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cè)，募緣殘溺，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句，幾不免曳白矣。

……然其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于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兔起鶻落，猶恐或逸，況有閑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qū)之使模不可得矣?！保ā墩撐摹废拢?

這雖然一半講笑話，一半挖苦人，其意見卻很可取。

從這些文章里面，公安派對文學的主張，已可概見。對他們自己所作的文章，我們也可作一句總括的批評，便是：“清新流麗”。他們的詩也都巧妙而易懂。他們不在文章里面擺架子，不講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只要看過前后七子的假古董，就可很容易看出他們的好處來。

不過，公安派后來的流弊也就因此而生，所作的文章都過于空疏浮滑，清楚而不深厚。好像一個水池，污濁了當然不行，但如清得一眼能看到池底，水草和魚類一齊可以看清，也覺得沒有意思。而公安派后來的毛病即在此。于是竟陵派又起而加以補救。竟陵派的主要人物是鐘惺和譚元春，他們的文章很怪，里邊有很多奇僻的詞句，但其奇僻絕不是在摹仿左馬，而只是任著他們自己的意思亂作的，其中有許多很好玩，有些則很難看得懂。另外的人物是倪元璐，劉侗諸人，倪的文章現(xiàn)在較不易看到，劉侗和于奕正合作的《帝京景物略》在現(xiàn)在可算是竟陵派唯一的代表作品，從中可看出竟陵派文學的特別處。

后來公安竟陵兩派文學融合起來，產(chǎn)生了清初張岱（宗子）諸人的作品，其中如《瑯?gòu)治募返?，都非常奇妙?！冬構(gòu)治募番F(xiàn)在不易買到，可買到的有《西湖夢尋》和《陶庵夢憶》兩書，里邊通有些很好的文章。這也可以說是兩派結(jié)合后的大成績。

那一次的文學運動，和民國以來的這次文學革命運動，很有些相像的地方。兩次的主張和趨勢，幾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許多作品也都很相似。胡適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個水晶球樣，雖是晶瑩好看，但仔細地看許多時就覺得沒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廢名兩人，他們的作品有時很難懂，而這難懂卻正是他們的好處。同樣用白話寫文章，他們所寫出來的，卻另是一樣，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須費些功夫才行。然而更奇怪的是俞平伯和廢名并不讀竟陵派的書籍，他們的相似完全是無意中的巧合。從此，也更可見出明末和現(xiàn)今兩次文學運動的趨向是怎樣的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