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蕭伯訥（George Bernard Shaw）于一八五六年生于愛爾蘭京城都柏林。他的寫作生涯開始于一八七九年。自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六年間，蕭氏參加稱為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社會主義運動，并寫他的《未成年四部曲》。一八九一年，他的批評論文《易卜生主義的精義》TheQuintessence of Ibsenism出版。一八九八年，又印行他的音樂論文The Perfect Wagnrite。一八八五年開始，他就寫劇本，但他的劇本的第一次上演，這是一八九三年間的事。從此以后，他在世界舞臺上的成功，已為大家所知道了。在他數(shù)量驚人的喜劇中，最著名的《華倫夫人之職業(yè)》（一八九三）、《英雄與軍人》（一八九四）、Candida（一八九七）、Caesar and Cleopatra（一九〇〇）、John Bull's Other Island（一九〇三）、《人與超人》（一九〇三）、《結婚去》Getting Married（一九〇八）、《The Blanco Posnet的暴露》The Showing Up of Blanco Posnet（一九〇九）、Back to Mathuselah（一九二〇）、《圣耶納》（一九二三）。一九二六年，蕭伯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

本世紀初葉的英國文壇，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就是，大作家們并不努力于美的修積，而是以實際行動為文人的最高的終極。這自然不能夠說英國文學的傳統(tǒng)從此中斷了或轉換了方向。桂冠詩人的榮銜一直有人承受著；自丁尼生以降，有阿爾弗萊特、奧斯丁和勞白脫·勃里奇等。但在這傳統(tǒng)以外，新時代的作家如吉卜林（Kipling）、切斯特頓（Chesterton）、韋爾斯（Well）、蕭伯訥等，各向民眾宣傳他們的社會思想、宗教信仰……

這個世紀是英國產(chǎn)生預言家的世紀。蕭伯訥便是這等預言家中最大的一個。

在思想上，蕭并非是一個孤獨的倡導者，他是塞繆爾·勃特勒（Samuel Butler，一八三五—一九〇二）的信徒，他繼續(xù)白氏的工作，對于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文物法統(tǒng)重新加以估價。蕭的毫無矜惜的諷刺便是他惟一的武器。青年時代的熱情又使他發(fā)現(xiàn)了馬克思與亨利·喬治（Henri Georges）（按，喬治名著《進步與貧窮》出版于一八七七年）。他參加當時費邊社的社會主義運動。一八八四年，他并起草該會的宣言。一八八三年寫成他的名著之一《一個不合社會的社會主義者》An Unsociable Socialist。同時，他加入費邊運動的筆戰(zhàn)，攻擊無政府黨。他和詩人兼戲劇家戈斯（Edmond Gosse）等聯(lián)合，極力介紹易卜生。他的《易卜生主義的精義》即在一八九一年問世。由此觀之，蕭伯訥在他初期的著作生涯中，即明白表現(xiàn)他所受前人的影響而急于要發(fā)展他個人的反動。因為蕭生來是一個勇敢的戰(zhàn)士，所以第一和易卜生表同情，其后又親切介紹瓦格納（他的關于瓦格納的著作于一八九八年出版）。他把瓦氏的Crèpuscal des Dieux比諸十九世紀德國大音樂家梅耶貝爾（Meyerbeer）的最大的歌劇。他對于莎士比亞的研究尤具獨到之見，他把屬于法國通俗喜劇的Commeil Vous Plaira（莎氏原著名As You Like It）和純粹莎士比亞風格的Measure for Measure加以區(qū)別。但蕭在講起德國民間傳說尼伯龍根（Nibelungen）的時候，已經(jīng)用簇新的眼光去批評，而稱之為“混亂的工業(yè)資本主義的詩的境界”了：這自然是準確的，從某種觀點上來說，他不免把這真理推之極度，以至成為千篇一律的套語。

蕭伯訥自始即練成一種心靈上的試金石，隨處應用它去測驗各種學說和制度。蕭自命為現(xiàn)實主義者，但把組成現(xiàn)實的錯綜性的無重量物（如電、光、熱等）摒棄于現(xiàn)實之外。蕭宣傳社會主義，但他并沒有獲得信徒，因為他的英雄是一個半易卜生半尼采的超人，是他的思想的產(chǎn)物。這實在是蕭的很奇特的兩副面目：社會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在近代作家中，恐怕沒有一個比蕭更關心公眾幸福的了，可是他所關心的，只用一種抽象的熱情，這是為蕭自己所否認但的確是事實。

很早，蕭伯訥放棄小說，但他把小說的內(nèi)容上和體裁上的自由賦予戲劇。他開始編劇的時候，美國舞臺上正風靡著阿瑟·波內(nèi)羅（Arthur Pinero）、阿瑟·瓊斯（Arthur Jones）輩的輕佻的喜劇。由此，他懂得戲劇將如何可以用做他直接針砭社會的武器。他要觸及一般的民眾，極力加以抨擊。他把舞臺變做法庭，變做講壇，把戲劇用做教育的工具。最初，他的作品很被一般人所辯論，但他的幽默的風格畢竟征服了大眾。在表面上，蕭是勝利了；實際上，蕭不免時常被自己的作品所欺騙：觀眾接受了他作品中幽默的部分而疏忽了他的教訓。蕭知道這情形，所以他愈斥英國民眾為無可救藥的愚昧。

然而，蕭氏劇本的不被一般人了解，也不能單由觀眾方面負責。蕭氏的不少思想劇所給予觀眾的，往往是思想的幽靈，是歷史的記載，雖然把年月改變了，卻并不能有何特殊動人之處。至于描寫現(xiàn)代神秘的部分，卻更使人回憶起小仲馬而非易卜生。

蕭氏最通常的一種方法，是對于普通認可的價值的重提。這好像是對于舊事物的新估價，但實際上又常是對于選定的某個局部的堅持，使其余部分，在比較上成為無意義。在這無聊的反照中便產(chǎn)生了滑稽可笑。這方法的成功與否，全視蕭伯訥所取的問題是一個有關生機的問題或只是一個迅暫的現(xiàn)象而定。例如《人與超人》把《唐璜》Don Juan表現(xiàn)成一個被女子所犧牲的人，但這種傳說的改變并無多大益處?？墒窍裨凇秳P撒與克莉奧佩特拉》Cesar and Cleopatre、《康蒂妲》Candida二劇，人的氣氛濃厚得多。蕭的善良的觀念把“力強”與“怯弱”的爭執(zhí)表現(xiàn)得多么悲壯，而其結論又是多么有力。

蕭伯訥，據(jù)若干批評家的意見，并且是一個樂觀的清教徒，他不信metaphysique的樂園，故他發(fā)愿要在地球上實現(xiàn)這樂園。蕭氏宣傳理性、邏輯，攻擊一切阻止人類向上的制度和組織。他對于軍隊、政治、婚姻、慈善事業(yè)，甚至醫(yī)藥，都盡情地嬉笑怒罵，蕭氏整部作品建筑在進化觀念上。

然而，蕭伯訥并不是創(chuàng)造者，他曾宣言：“如果我是一個什么人物，那么我是一個解釋者?！笔堑?，他是一個解釋者，他甚至覺得戲劇本身不夠解釋他的思想而需要附加與劇本等量的長序。

離開了文學，離開了戲劇，離開了一切技巧和枝節(jié)，那末，蕭伯訥在本世紀思想上的影響之重大，已經(jīng)成為不可動搖的史跡了。

這篇短文原談不到“評”與“傳”，只是乘他東來的機會，在追悼最近逝世的高爾斯華綏之余，對于這個現(xiàn)代劇壇的巨星表示相當?shù)木匆舛选?

在此破落危亡，大家感著世紀末的年頭，這個諷刺之王的來華，當更能引起我們的感慨吧！

（一九三二年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