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某雜志社

大刊十三期學術(shù)通訊欄內(nèi)載有翁君之論，頗觸素懷。魏晉以后，中國學術(shù)思想幾被印度佛家排斥殆盡。有宋諸儒起而恢復儒家思想，于是中國人始認識自己。自典午之禍，北中國全淪于胡虜，唐太宗起而振之。未幾，而天寶之亂浸淫成藩鎮(zhèn)之局。藩帥又多胡人。自是迄五代與夫遼金夏之割據(jù)，中國之危亡也久矣。宋儒于衰絕之余，提倡孔孟，躬行力踐，拔人于鳥獸之中，試閱《南北史》及《五代史》，當時吾民族悉染胡風，人皆懷禽心也。欲別為文論之，而無暇也。使民族精神團聚，外有強夷，內(nèi)無叛變，間有小寇賊，然一起即滅，無能為大患者，以群眾所不與故。其功不可謂不大。論者輒咎宋儒無救于國之弱，不知自典午以迄于五季，中國無生人之氣也久矣。若夫元人崛起，如大颶風，掃蕩歐亞，無敢當者。此殆有氣運，難為解釋。而謂諸儒不能挽救中夏之危弱，何責之苛乎？然宋儒亦有二失：一曰只定孔孟為一尊，而排斥諸子過甚，則思想不宏放，即力量終欠活躍也。二曰宋儒只言復仇。復仇者，復趙氏之仇耳，何足鼓舞群情？若能如鄭所南、王船山、呂晚村、顧亭林諸先生，盛倡民族思想，則兩宋局面或當不致如彼也。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道之大，則“范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又諸子百家所自出，本為中華民族的中心思想，今誠宜發(fā)皇光大，但不可如宋儒之拘礙。道、墨、名、法，兼容并包，去短采長，即外化亦所不拒，吸取其優(yōu)。思想不限于一途，而未嘗無中心，譬如五官百體，各各發(fā)展無礙，而腦為中樞，若僅護頭目而不顧四體，未有能生存者。吾嘉宋儒之功而病其礙，永懷當今，遠資殷鑒。翁君所舉墨法二家優(yōu)點，吾均贊同。然墨子邏輯謹嚴，則《大易》正名定辭之學也；其精制造，則《大易》制器尚象之遺也；兼愛兼利，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也；兼利之旨，又即《大學》以理財歸之平天下與夫絜矩之道也。人類欲免于自毀，舍此道無由。墨子言大同，《春秋》太平義也；其抗御侵略，則春秋無善戰(zhàn)，及書梁亡之旨也；書梁之自亡，罪其不能自存也。其“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與殺身成仁不異也，墨之通于儒者豈一端哉？此略言之耳。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眲t已兼采法家思想。然又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則儒家主張畢竟有不可顛撲者。商君以法治，致秦于富強，唯其立法之初，躬自行之，是以其法有效。武侯尚法治也，而本之開誠心，布公道，故能以法治而開蜀漢之基。以儒術(shù)融法家而為治者，吾于武侯無間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