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wù)劽褡逦乃?

民族文藝的叫喚，大抵是某一個民族，受到了他一民族的重壓，或某一個民族伸張發(fā)展，將對其他民族施以重壓時的必然的流露；前者的例，在中國歷代為外族所侵，終至于亡國的時候，都可以看出，而尤以目下為最著；后者的例，是德國在世界大戰(zhàn)以前的流行現(xiàn)象?，F(xiàn)在當希脫拉在壓迫猶太民族的正中，死灰又復燃了。

文藝的與民族人種有關(guān)，是鐵樣的事實；因為文藝根本就是人所創(chuàng)造的東西，而個人終有其族，終有其種，荒島上的盧炳遜是決不會為了他自己一個人而去創(chuàng)造文藝的。

民族文藝當然是有文藝以后，同時就存在在那里的，因為文藝就是民族文化的自發(fā)表現(xiàn)，亦是對于這民族以后的文化發(fā)展發(fā)生一種哺育作用的精神力；譬如意大利的但丁、德國的歌德的作品《神曲》與《浮士德》，一面原是以當時兩國民族的精神生活為背景的個性表現(xiàn)，但同時卻又是第二代的國民精神生活的養(yǎng)料。民族文藝原是有文藝以后，同時就存在在那里的事實，但這觀念的發(fā)生，卻須有一種民族自覺的意識來促成；以在同一國土、言語、社會制度的條件之下所產(chǎn)出的文藝，與其他民族的文藝作品總體來作一個比較的時候，這觀念才顯示得格外地明確。

所以在中國古代，像《詩經(jīng)》創(chuàng)作的時代，或屈原寫《離騷》的時代，他們都不以民族文藝作家自任，就是他們同時代者，也不抱了民族文藝的觀念去讀他們的東西的。第一，在當時，中國國民的民族意識還沒有自覺，第二，可以拿了《詩經(jīng)》與《離騷》去作對比的外國文學，也沒有流入到中國來。在西洋也是一樣，譬如希臘時代，這一個民族主義文藝的觀念是沒有的；到了羅馬統(tǒng)一了西歐，羅馬人在文學藝術(shù)只知道模仿希臘；獨立的文化，羅馬人僅在日用起居飲食和政治上標了一個異，民族文藝的觀念自然也不會發(fā)生。中世紀的歐洲，又是基督教會統(tǒng)一精神世界，壓迫民族自立的時代，獨立的民族尚且很少，民族文藝的觀念，當然更沒有了。

民族文藝或國民文學等稱號，是十七世紀法國諸批評家為尊重本國文學傳統(tǒng)之故而創(chuàng)始的名詞。所以在法國，提倡這一種主義的文學家特別地多；稍遠的如Sainte Beuve Taine諸人，近代如Brunetiere Maurice Berras以及現(xiàn)在還活著的老作家Paul Bourget、都德的兒子Leon Daudet之類，都是墨守著國民傳統(tǒng)主義的群星。尤其是英國文學史作者Hyppolyte Taine，他的批評文學，每以人種、環(huán)境、時代的三條件來作分析的標準，當系大家所周知的事實。而對于這三標準中，他對于人種，更加著重；他說，亞利安人種，不管流傳下了幾千年的時間，分散到了什么樣的地方，但是人種的遺傳血統(tǒng)等特質(zhì)，總還是依然保留著的；雖則因環(huán)境與時代的不同，以及變質(zhì)的發(fā)露，小節(jié)或偶有差異之處，如等為一犬之長而為獵犬，為守門犬，為愛玩犬一樣，但結(jié)果的大關(guān)節(jié)目，總還是有人種的特殊地方保存在那里的。泰納的這種透辟的批評見解，實在是可以拿來作民族文藝的論據(jù)的一塊柱石。大家試想想，在同一個疆土之中營生活，體質(zhì)面貌有同一的形象，所用的又是一種語言文字、社會制度、習慣風俗感情等等，又都是一樣的一群人，他們所造出來的文藝，那里會沒有互似的共通之點呢？

民族文藝的論調(diào)，到了一境之隔的德國，經(jīng)過古藝術(shù)史研究家Winckelmann（1717—1768）的創(chuàng)導，以為希臘的藝術(shù)，就是從希臘的人種、風土、宗教、社會、習慣等全民族的內(nèi)外生活所發(fā)生的精神之果；同時又有詩人Herder（1744—1803）的歌頌人類的大議論（Iden Zur Qeschichte der Menschheit）出現(xiàn)，說到人類的發(fā)達，應(yīng)從國家的民族的團體生活上著眼；凡言語、宗教、法律、文藝等等，都是民族的特質(zhì)與境遇的必然結(jié)果，團體生活的自然的生產(chǎn)；一國的文學全體，就是這一國國民的文化的反映，這一國國民的活的生力體系（Ein System Lebendiger Kraff）的表現(xiàn)；詩人就是較周圍諸人感覺更靈敏更深刻的民族先覺者，所以文學可以說并不是個人與為個人的產(chǎn)物，也不是可以私有的東西。繼這一種見解之后，又來了世界的兩大詩人歌德與雪勒的作品的實證，于是民族文藝或國民文學的觀念，就根深蒂固地種入在日耳曼民族的腦里了。結(jié)果，在一九一四年終于引起了世界的大戰(zhàn)，直到現(xiàn)在，這觀念也還在驅(qū)使希脫勒黨徒，虐殺無國家的猶太的流民，如在頭上我所說過的一樣。

像這樣約略地把歐州的民族文藝理論起伏的經(jīng)過考慮了一遍之后，卻好回顧到我們目下的中國來了；在目前的中國，正是提倡民族文藝最適當也沒有的機會，且看在政治上，在言論上，以及社會的一切上，左傾思想的潛伏，與民族主義論調(diào)的高漲，就可以曉得強鄰壓境的時候，一般民眾所急于要保存的是什么東西。何以在五四的當時，在國民革命軍出發(fā)的前后，以及三五年前普羅文學盛行的期間，民族文藝這一個名詞，會不受人歡迎的呢？從這里，我們可以知道，凡是一種運動，或一個名詞，時機未熟，客觀的條件不曾具備，但憑幾個人來空喊是不會發(fā)生絕大的效力的。民族思想，民族意識，在我們之先的先覺者，不知已經(jīng)說了多少次了，可是不到亡國的關(guān)頭，不服奴隸的賤役，不至于家破人亡的絕境，民族自覺的意識，是不會普遍地發(fā)揚，像目下那么地深刻的。

既然有了民族意識的自覺，自然首先要把這意識具體化到最微妙最易感的文藝上來，于是乎民族文藝的這一個口號，就變成了目下文藝界的寵兒；而有許多作家，并且也有意識地創(chuàng)作了許多篇的東西了，可是在這里，我就感到有兩點危險的地方。

第一，像目下我們聽人在提倡的那一種民族文藝，覺得未免太狹義了一點。狹義的愛國心，狹義的民族主義，是要貽誤大事的；從結(jié)果好的一方面說，即使民眾一時受了刺激，果然團結(jié)自強了，若不識大體地一直地下去，恐怕終于要變成戰(zhàn)前的德國、目下的日本一樣，弄成一種人不我侵而我將侵人的狀態(tài)。

第二，我們現(xiàn)在聽人在提倡的一種民族文藝，似乎不著重在民族的全體，而只著重在民族中特異的個人；這一種英雄崇拜思想在藝術(shù)上的流露，是窮來說富時、老來說少年的回顧的溫情，是民族衰老的證明。

總之我想說，偉大的文藝，就是不必提倡，也必然地是民族的文藝；但既經(jīng)提倡了，則當以整個民族為中心，以世界人類為對象，本著先圖自強，次求共存的精神做下去才對。地球上若只成了一種人種或一個國家的時候，文化還有進步的日子么？并且民族文藝作品，也并非一定要說“殺到東京去！殺盡日本人！”才是正宗。把目光放大來一看，則描寫財主的橫暴、官吏的貪污、軍閥的自私，如《東周列國志》《水滸傳》等，敘述學子的寒酸、酷吏的刻薄，如《儒林外史》《老殘游記》之類，也未始不是我們中國的民族文藝。

不過再進一步的說法，民族文藝的確立，要進了世界文藝的圈內(nèi)，才算能夠穩(wěn)定。同在前面已經(jīng)說過的一樣，民族文藝的成立，要有甲乙的比較，彼此的不同特點，才能要求獨立的地位，世界的公認。若只有幾句仄仄平平，或一篇“大哉孔子”，則在中國，或許可以夸為民族文藝的杰作，但一經(jīng)比較，恐怕就要等于沙上的樓臺，說不定經(jīng)過一陣狂風之后，也就會坍下來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