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漢起居注考

漢之西京，尚無起居注，唐顔師古《漢書注》謂“漢注記若今之起居注”，宋王應麟《玉?！分^“漢注記即漢之起居注”，余已考其非是?！端鍟?middot;經(jīng)籍志》謂“漢武有禁中起居注”，似足證西漢已有之，然此系僞書，杭世駿辯之頗詳，其言曰：

漢武禁中起居注者，特見之《西京雜記》，雜記出於晉葛洪家，與正史多所附會，如霍氏之孿生，楊王孫之裸葬，相如之貰酒，虞淵之草木簿，師古注漢，概所不取，豈非以其脞説不足信耶？禁中之有起居注與否（當云漢武如有禁中起居注），何以向、歆父子不標之《別録》、《七略》，至數(shù)百年後，乃始晚出，其僞章章矣。（《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一，《答任武承問起居注書》四）

案葛洪《西京雜記》序，言“洪家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此三書皆系僞作，前賢辯之已明，而洪所著《抱樸子·論仙篇》，引漢禁中起居注云：

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jié)從云中下，云“太乙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shù)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fā)其棺，無屍，唯衣冠在焉。

洪之引此，特以證明少君之爲屍解仙去，其爲僞著，更屬顯然。而西漢之無起居注，遂不待繁言而決矣。

東漢始有起居注，然史有明文者，僅有三帝，茲列於下：

一　明帝起居注

晉袁宏《後漢紀》：“初，明帝寢疾，馬防爲黃門郎，參侍醫(yī)藥，及太后爲明帝起居注，削去防名”。（《後漢紀》卷十一）宋范曄《後漢書·皇后紀》：“明德馬皇后，顯宗永平三年春，立爲皇后，及帝崩，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y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yǎng)，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録勤勞，無廼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shù)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案《明帝起居注》未必爲馬后自撰。袁宏所謂爲《明帝起居注》者，猶後世言編定耳。蓋明帝起居注，必當明帝御宇時，先有撰述，故馬后欲削去防名；若馬后自撰，即不記載馬防參侍醫(yī)藥事，又何用削去耶？范書始云“馬后自撰”，誤矣。）

二　靈帝起居注

晉袁宏《後漢紀·序》云：“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爲《後漢紀》。其所綴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shù)百卷。”

三　獻帝起居注

袁宏《後漢紀序》，已見上。

《隋書·經(jīng)籍志》：“《漢獻帝起居注》五卷。”

説者謂東漢起居注，起於《建武記注》，《後漢書·馬嚴傳》：“顯宗召見嚴，詔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雜定《建武注記》”是也。案《建武注記》，即《漢書·律歷志》之《光武皇帝著紀》，與起居注異撰，而與本紀亦不同?！稘h書·班彪傳》，“子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則本紀與注記亦非一書也。

自明帝始有起居注，其後章帝、和帝、殤帝、安帝，亦必世有起居注，故劉毅於安帝元初五年上書，請爲鄧太後撰《長樂宮注》。時鄧太後臨朝，政有善績，居長樂宮，故毅特請爲撰起居注。此《長樂宮注》，即《長樂宮起居注》，猶宋之《德壽宮起居注》也。言注者，省稱耳。劉毅書云：“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有注記。”所謂舊典，蓋指明帝以來起居注耳。仍言注記者，蓋沿著記舊稱，實則著記掌於太史，而起居注則掌於內(nèi)史。漢荀悅《申鑒·時事篇》云：

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jié)，必書焉，宜復其式，內(nèi)史掌之，以紀內(nèi)事。

此其徵也。自劉毅誤以注記之名混起居注，於是顔師古、王應麟等，遂紛紛指著記爲起居注矣。其實二者職掌既殊，質(zhì)性又異，此不可不辨也。

東漢之時，尚無起居注專官，魏晉時始有著作郎，而起居注或有爲其所撰者。如陸機爲晉著作郎，而撰《惠帝起居注》（《魏志》注引陸衡《惠帝起居注》，沈約《宋書·傅亮傳》引陸士衡《起居注》），然大都命近侍之臣，主掌其事。杜佑《通典》謂“漢起居注，似在宮中爲女史之任”，此蓋承范曄《後漢書》之誤，以爲《明帝起居注》爲明德馬皇后自撰，而又以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故有女史之推測。其實皆爲宮中近侍臣所撰述。荀悅所謂內(nèi)史，即宮內(nèi)之書記官耳（史之本義爲書記官，余別有論文）。此內(nèi)史屬於泛稱，漢之官制，實無此專職，唯決非太史所撰，則可斷言也。

二　唐開元起居注考

《唐書·藝文志》：“《開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案：唐玄宗開元紀年，僅二十九載，信如《志》言，其起居注每年約有一百二十七卷，古今以來起居注之多，未有過於此者。竊謂當時記注，未必若是詳明，蓄疑者久之，既而讀《舊唐書·于休烈傳》，始知《唐志》之謬誤。然踵其謬者，尚層出而未有已，故特著斯篇以正之。

《舊唐書·于休烈傳》云：

肅宗踐祚，休烈以太常少卿兼修國史。肅宗自鳳翔還，休烈奏曰：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録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并在興慶宮史館，京城陷賊後，皆被焚燒。

據(jù)此，則起居注與國史，皆非專屬開元，上自武德、貞觀，下訖開元、天寶，或系并包，或僅數(shù)代，均未可知。專屬開元者，僅實録四十七卷，其文甚明，《唐書·藝文志》稱爲“開元起居注”，其謬誤一也。

“起居注并余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云者，言起居注并余書共合三千六百八十二卷。非專指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也。起居注若干朝若干卷，余書若干種若干卷，皆不詳列，僅合陳其總卷數(shù)而已，《唐書·藝文志》竟謂“開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其謬誤二也。

《新唐書·于志寧傳》：

志寧曾孫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録、起居注及余書三千八百余卷。”

案：《新唐書》列傳，宋祁所撰；本紀、志、表，歐陽修所撰。宋祁承《舊唐書·于休烈傳》節(jié)省字句，雖未有誤，然開元實録與起居注連書，已易使人疑起居注亦屬於開元；至歐陽修乃於起居注上大書“開元”，起居注下割去“及余書”三字，竟以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專屬開元起居注。歐陽文人，往往斷章取義，謬誤百出，考核史材，非其所長，後之讀史者，大都震於歐陽之名，不加考核，一承其謬誤，如宋王應麟《玉海》、明焦竑《國史經(jīng)籍志》等皆是。而清杭世駿專以考證起居注自命，其《答任武承問起居注第二書》云：

開元初，特令李乂與中書侍郎蘇頲，纂集起居注，當時藏於興慶宮，後世著於藝文志，多至三千六百八十余卷，京城陷賊，皆被焚燒。

然則杭氏亦承歐陽之誤，而以起居注全屬開元，卷數(shù)亦仍唐志之誤，不數(shù)“余書”，杭氏亦嘗讀《舊書·于休烈傳》，故知“京城陷賊，皆被焚燒”，何以不能糾正歐陽之謬，而反引李乂、蘇頲事以爲之證明焉？

尋唐代起居注官，有起居郎、起居舍人，《通典》：“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新唐書·百官志》云：

許敬宗、李義府爲相，奏請多畏人知，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機務。長壽中，宰相姚璹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録軍國政要，爲時政記，月送史館……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猶因制勅，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本記言之職，惟入而位於起居郎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太和九年，詔入合日，起居郎、舍人具紙筆，立螭頭下，復貞觀故事。

考許敬宗、李義府爲相，在高宗顯慶龍朔間，李林甫專權，自開元二十四年爲中書令起，至天寶十一載乃死。然則開元以前起居注，惟高宗、顯慶、龍朔間稍有減損，而開元二十四年以後，至文宗太和九年，起居郎、舍人皆廢，則起居注更應間斷?！杜f書·于休烈傳》之起居注，蓋必包含開元以前，《開元起居注》，則自二十四年以後，恐亦有闕，此可推知者一也。

《唐六典》：“漢晉以後，起居注皆史官所録，自隋置爲職員，列爲侍臣，專掌其事，每季爲卷，送付史官”。《唐會要》：“武宗會昌二年十月，中書奏：‘起居注記，比者不逐季撰録，請每季即納前一季所記與史館，以遲速爲殿最。’從之。”據(jù)此，則唐代起居注，皆每季爲卷。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訖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共一百二十三年，每年四季，亦不過四百九十二卷。若此起居注全屬開元，以二十九年計之，亦不過一百十六卷?！杜f書·于休烈傳》之起居注及余書，共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則余書必占三千余卷，起居注多則五百卷，少則百余卷而已，此可推知者二也。

自歐陽訖於杭氏，失於考核，遂至以誤傳誤，近者李君正奮，著《隋唐五代史籍考》，據(jù)《唐志》誤本，列《開元起居注》二千六百八十二卷（汲古閣本《唐志》作三千，八史經(jīng)籍志本《唐志》誤作二千），然其起居注類六家下注云：“《開元起居注》以下，不著録三家：三千七百二十五卷”，所謂三家者，蓋指上文溫大雅《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三卷、《開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姚璹修《時政記》四十卷，三家相合，正得三千七百二十五卷。此可知二千必爲三千之誤，毫無疑義。惟歐陽所注，謂《開元起居注》以下三家，此亦有誤，當云，溫大雅以下三家，此又歐陽氏行文之疏也。

三　宋高宗德壽宮起居注考

杭世駿《答任武承問起居注第一書》言：

唐宋以還，重實録而輕起居注。唐之存於今者，只溫大雅之《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宋之存於今者，只周密之《德壽宮起居注》，密又非當時史官。

杭氏言《德壽宮起居注》今尚存，且爲周密著。徧考宋以來書目不可得，且《德壽宮起居注》，蓋宋高宗爲太上皇帝時史官所作，周密爲宋末人，又非史官，何以能撰此書，而與溫大雅相提并論乎？蓄疑者久之。既而讀周密《武林舊事自序》，始知杭氏之誤。序云：

近見陳源家所藏《德壽宮起居注》，及吳居父、甘昇所編，逢辰等録，雖皆瑣碎散漫，參考旁證，自可互相發(fā)揮。又皆乾淳奉親之事，因輯爲一卷，以爲此書之重。（鮑刻本誤置此序於第七卷首）

據(jù)此，則《德壽宮起居注》，乃不署作者名氏，爲陳源家所藏，非周密所著，而周密所輯之一卷，僅十二條，茲列其目於下：

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一條；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一條；

淳熙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一條；

淳熙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一條；

淳熙五年二月初一日一條；

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一條；

淳熙六年九月十五日一條；

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條；

淳熙八年正月元日一條；

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一條；

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一條；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一條；

上列各條，亦非純爲《德壽宮起居注》，蓋吳居父、甘昇所編，逢辰等録，恐亦參錯其間。而乾隆杭州汪氏刻本《武林舊事》，竟題此卷爲《乾淳起居注》，杭氏又題爲《德壽宮起居注》，且稱爲周密撰，皆誤之甚者也。

余讀宋周必大《承明集》，載有《龍飛録》一卷，起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六月戊寅，止隆興元年癸未四月壬戌，前後約十閲月。中載紹興三十二年八月丁亥，除起居郎?？急卮笃蛐蕖督裆掀鹁幼炞印?，自稱“左奉議郎，試起居注，兼編類圣政所詳定官，兼權中書舍人”，此劄子蓋在九月上。《德壽宮起居注》，或與“今上起居注”同爲必大等發(fā)凡起例，亦未可知。《龍飛録》爲必大私自注記，凡孝宗赴德壽宮起居，必詳載之，中載德壽宮制度甚多，如云：

圣旨，朕欲日朝德壽，太上謂恐廢萬幾，勞煩群下，委禮官重定其期。禮官請用漢帝故事，五日一朝。

六月己丑，太上以車駕五日一朝爲煩，詔用朔望、初八、二十二日詣德壽宮。

七月癸卯，德壽圣旨，前嘗止宰執(zhí)等月內(nèi)兩次到宮，今聞尚與前説不異，緣宮前無待漏處，緩急陰雨，使百官暴露，殊不安懷，可令後只初二日率從官同一次來。

此皇帝與百官朝德壽宮制度之大概也，如云：

六月辛卯，德壽宮月進錢十萬貫，太上令止進四萬貫。八月己巳，有旨，光堯圣壽太上皇帝上尊號，進銀五萬兩，圣壽太上皇后三萬兩。八月二十一日生辰，進銀三萬兩。

此德壽宮經(jīng)費制度之大概也。惜此書僅至隆興元年四月壬戌，必大奉祠出都而止，未能詳盡記載耳。

必大尚有《思陵録》二卷，起淳熙十四年丁未八月庚寅，止淳熙十五年二月丙申，前後約六閲月，中述太上皇帝疾病，凡二十七日，孝宗問疾之狀，醫(yī)官診視之情，脈案藥方，羅列靡遺。又述太上皇帝喪葬之儀，及宋告哀使、金吊慰使往來之節(jié)，其議告哀使禮物之數(shù)云：

宋使金泛使例禮物“金器二千兩，銀二萬兩，賀正生辰半之”，告哀使許只正旦生辰禮物。後檢舊制：“顯仁皇后之喪，送金國遺留物數(shù)，金器二千七百兩，銀器二萬兩；又有銀絲合二十面，貯寶玉樂器玻璃等物；其他象牙匹帛香藥等不在數(shù)。”乃增告哀使所齎禮物，使與泛使同。

又述關於經(jīng)費之諭旨奏事云：

十一月丙寅，宣諭：德壽宮雜費月可減七十萬。

淳熙十五年五月丁未，延和奏事，呈永思陵攢宮，共費八十二萬余緡，內(nèi)庫支銀絹尚在外，德壽宮諸色人俸給，省十萬余緡。

此皆可補德壽宮經(jīng)費制度之闕。末載孝宗內(nèi)禪光宗，稱孝宗爲壽皇圣帝，后壽成皇后，乃終其卷。

觀此二録，雖非《德壽宮起居注》而又僅載高宗爲太上皇帝始末二年之事，然較之《武林舊事》所載十二條，僅紀生辰慶節(jié)，及行幸聚景園與各宮殿亭苑，所謂承顔養(yǎng)志之娛，燕閑文物之盛，固鋪張不遺余力。然視必大二録所載，則固有識大識小之別。惜乎《德壽宮起居注》全帙已不可得見，此等識小之處，固周密所節(jié)録，而識大者，豈遂無一二如必大之所記耶？

附記：周必大《龍飛録》之外，又有《壬午內(nèi)禪志》一卷，記宋高宗內(nèi)禪事，宋李心傳撰，今存於《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此二書與《德壽宮起居注》，皆互有出入，足補當時史事。

四　宋孝宗起居注考

《宋史·藝文志》不載孝宗起居注，而杭世駿《答任武承問起居注第二書》，則云：

歙州汪宮贊杜林，曾言直內(nèi)廷時，得見宋孝宗起居注，蓋玉版金匱之藏，不得掛草野之目者，不知凡幾，然萬歷時重編內(nèi)閣之目，此書闕焉弗載，宮贊所言，猶在傳疑之列也。

案宋尤袤《遂初堂書目》，載有孝宗起居注，其後遂不見於著録。余讀宋周必大《承明集》，有紹興三十二年《乞修今上起居注劄子》云：

左奉議郎試起居注兼編類圣政所詳定官，兼權中書舍人臣周必大劄子，奏：臣以駑材，當陛下甫承圣緒，起居罔不欽，號令罔不臧之時，乃得簪筆便殿，侍立經(jīng)幄，耳目所及當徑書之。惟是往歲左右史不常置，故記注之未備者尚多。若必俟追補成書，始紀新政，則雖累歲猶恐未能竟也。夫他時之傳聞，與今日之親見，其詳略固有間矣。臣愚欲望圣慈，許本省檢照紹興十年十一月起居郎李易申請指揮，斷自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後，先後修纂，每月投進。其積壓之未備者，依舊疾速帶修。庶幾陛下始初進明，言動必書，而小臣或得少逭疎略曠瘝之罪，不勝萬幸，取進止，九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圣旨，依。

據(jù)此，則所謂今上，所謂陛下，皆對孝宗而言。蓋孝宗於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受高宗內(nèi)禪，九月二十九日，奉圣旨修六月十一日起之起居注，即所謂孝宗起居注無疑?！冻忻骷分猩杏小镀鹁幼⑺洝芬痪?，即起於六月十一日，其下惟六月十二日及八月十四日，共三日耳，孝宗起居注之存於今日，僅有此一卷，汪氏在內(nèi)廷所見，未知即是此書否。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其起居注每月投進，則每年必有十二卷，全書當有三四百卷（《宋史·藝文志》：《孝宗日歷》一千卷，《孝宗實録》五百卷。則孝宗起居注有三四百卷，必爲至少之數(shù)），作者亦必不止一人，觀必大所撰《龍飛録》，謂八月丁亥，除起居郎，隆興元年四月壬戌，奉祠出都，《龍飛録》即止於此日，意此後起居注，亦必易人爲之矣。（《玉海》卷四十八，隆興元年，起居郎胡銓言“史職之廢有四：一曰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五月一日，詔前殿令左右史侍立。則必大之後，繼以胡銓，且矯正前失，是孝宗起居注，必較他起居注詳核明矣。）而必大爲孝宗起居注創(chuàng)造之人，其《今上起居注藳》，必爲孝宗起居注開始之卷，殆無疑義。必大劄子列銜，有兼編類圣政所詳定官一職，考《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光堯圣政録》三十卷，隆興乾道間所修，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以勅令所爲編類圣政所，命輔臣領之，乾道二年冬，蔣子禮爲參知政事，上其書。”是《光堯圣政録》一書，必大既爲詳定官，則亦預有載筆之力焉。（民國十九年十二月。）

（原載《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二卷   第四期，一九三〇年）